篡改高考志願該擔何責？

　　青島膠州一中高考生常升今年報考陜西師範大學的免費師範生，但陜師大山東免費師範生沒有招滿的情況下，常升竟沒被錄取，而比他分數略低的室友郭某卻收到了該校錄取通知書。經查詢，常升的志願被人兩次篡改，改報了別的大學。目前，室友郭某的父親承認此事係兒子所為，當地警方已介入調查，山東省招生考試院積極關注。

　　志願被篡改應有救濟常規

　　燕農

　　近幾年，考生志願被惡意篡改的事件時常發生。然而，于某一個當事個體而言，因高招志願被惡意篡改而與大學失之交臂，無疑是“天塌”般的事件，很有可能命運急轉，十年寒窗苦讀付之東流。

　　高招志願時有被篡改，當然與違法成本低有關。揆諸近年來相關事件，篡改者或者被行政拘留，或者行為被錄入徵信系統，總之沒有因此獲罪的。雖然憲法確立了公民的受教育權利，但是刑法並沒有將侵犯公民受教育權的行為入罪。按照法律界的梳理，篡改高考志願可能涉及三項罪名：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非法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罪、非法提供他人個人信息罪。在刑法的視域中，這三項罪名都以“情節嚴重”為定罪依據，而篡改志願是否屬於“情節嚴重”，相關司法解釋暫無明確。

　　應該承認，凡是篡改他人高招志願的行為，基本都屬於主觀惡意的。一種情況是，同學之間因平日嫌隙實施報復，或者類似于青島常升事件，篡改了別人的志願有利於減少自己的競爭對手；一種情況是，一些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違規招生，通過某種非法渠道獲取考生信息，直接替考生填報了某高職院校誌願。無論哪一種，都是違法者得咎輕微，而受害者損失慘重。因為涉及個體的憲法性權利，這種悲劇局面應該被制度性救濟所打破。

　　電子信息時代，給高考招生帶來了便捷，卻也因某些原因隱藏了一定風險。那麼，考生除了網上填報志願之外，就仍然需要有一份完全複製的紙質志願，或者網報志願的電子頁面截圖，由考生本人簽字後存檔留查和復議。一旦遇到高招志願被惡意篡改的事件，有關部門以紙質志願檔案為準接受復議，在被篡改考生成績高於所報院校錄取分數線的情況下，予以追加招生計劃錄取。事實上，目前紙質志願檔案環節被舍去了，且考生沒有這方面的復議機會，不能不説是一大遺憾。

　　制度構建的目的，主要不在於守株待兔般的懲罰人，而在於約束和規範秩序，使人們不至於跌入犯罪的深淵。從這個意義上説，有必要對高招志願被篡改者構建制度性救濟常規，給他們一個復議和追加錄取的機會，從而避免千萬考生擔憂甚至恐懼于志願被篡改，避免被篡改後高分考生無學可上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不法者篡改別人志願的蠢蠢欲動。因為徒勞，所以才不會冒險。

　　畸變的人心最是可悲可嘆

　　然玉

　　“篡改高考志願”的事情固然不乏先例，然而本案中肇事者內心之陰暗、手段之決絕，還是不免令圍觀者嗟嘆。來自同窗好友的冷箭暗算，再一次將人性深處的“惡”暴露得淋漓盡致。對入學機會等關鍵資源的爭奪，往往使得底層個體間的傾軋，呈現出一股病態般的殘酷。而被摯友所坑害的常升，則不幸地成為了這場“悲劇”中被犧牲的對象。

　　作為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郭某的所作所為，處處體現出一種與年齡嚴重不符的心機和狠勁：暗自獲取常升的准考證和密碼，擅自登錄系統篡改常升的志願，甚至故意用光了僅有的兩次修改機會……為了防止分數更高的常升“搶走”自己的錄取機會，郭某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這一極端自私、極端狹隘、極端荒唐的想法，最終促使其做下了為人所不齒的惡行。

　　諷刺的是，陜師大山東免費師範生最後並未招滿。郭某煞費苦心忙活一場，到頭來當真只應驗了那句“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倒是誤己誤人”。

　　如今，公眾關注的焦點無外乎兩點，也即常升的利益如何補償、郭某的惡行如何懲戒。但願，在警方、教育以及招生等相關部門共同介入後，能夠通過“補錄”等方式維護常升的應有權益；而對於施害者郭某，是否應該依法對其追究刑責、剝奪學籍，也當有程式化、司法化的裁斷和回應才是。

　　此案的教訓，可謂痛徹心扉。而為了避免悲劇重演，我們可以做的事情著實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要提示考生在志願填報之時做好技術性防範，尤其是要注重個人敏感信息的保護；此外，顯然還應從立法和司法實踐角度出發，形成系統性預防“篡改高考志願”的堅實防線。

　　聚焦常升的遭遇，關注一場詭譎的陰謀。之於個體命運的流轉之中，我們見識了人性的複雜和異變。那本不必要的“戕害”，思之後怕、想來悲哀。而文明的社會，道德的力量，法治的規束，本應壓制住人心深處的諸般惡意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