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伊朗的古代交往

　　中伊交往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既有錦上添花，也有雪中送炭。歷史上中國曾在伊朗最困難的時候厚待伊朗，禮遇三代伊朗國王，留下扶危濟困、情深誼長的千古佳話。

　　著名歷史學家彭樹智先生認為，僅僅從伊朗同中華文明之間的廣泛、悠遠和互動的往來而言，就是經久不衰、開發不盡的歷史研究資源。

　　源遠流長

　　早在西元前11世紀，中國西周的絲綢經伊朗進入埃及，説明三千年前中國與伊朗已有經濟交往。西元前7世紀，一條從中國經西伯利亞草原到黑海北岸的貿易線興起，這就是所謂的“斯基泰貿易之路”。中國絲綢經該線路西段黑海東岸南下，進入伊朗，也經中亞草原進入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時（西元前520-前485年），中國阿爾泰山的黃金進入伊朗，接著柑橘也傳入伊朗。安息帝國時期，中國的商品由蜀入印，然後轉銷中亞、伊朗。

　　西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訪問安息，安息王令兩萬騎兵迎候，禮儀極為隆重。東漢末年，安息王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攜帶梵文佛經來到長安、洛陽等地訪問，並在中國生活多年，學會了漢語，指導和幫助中國學者翻譯梵文佛經，為佛教後來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波斯派使節到中國北魏王朝友好訪問十多次。隨著雙方友好往來，漢文化傳遞到西域，西域文化東傳中國，絲綢之路全面暢通，為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開闢了新紀元。

　　達到頂峰

　　中伊兩國古代的交往在西元七、八世紀達到頂峰。西元7世紀，波斯薩珊王朝持續遭到阿拉伯人入侵。薩珊王朝出於對唐朝的信任，其亡國之君伊嗣侯三度遣使來華求援。伊嗣侯被殺後，唐朝立其子卑路斯為波斯王。卑路斯三度遣使來華，兩度親自來華。西元674年來華後居住在長安，唐高宗授予他右武衛將軍。卑路斯死後，唐朝于西元678年立其子泥涅師為波斯王，他在吐火羅二十年，三次遣使來華，西元707年親自來長安，唐中宗授予他左威衛將軍，後病死於中國。泥涅師死後，唐朝又封其子蒲桑為波斯王。西元744-747年的四年中，裏海南岸泰伯裏斯坦的國王五度遣使來華。在波斯亡國之後一百多年，唐朝對其中央和地方政權一視同仁，禮遇有加，可謂患難之際，誠信親善。

　　唐朝時，大批波斯移民來華，有的入仕朝廷，榮升將軍。據«新唐書»記載，安息人後裔李元諒官至鎮國軍節度使、其他波斯人有的經商、行醫，有的傳教。有的波斯商人來華後在通商口岸設店經營。唐宋時，波斯商人多居住在廣州和揚州。據«明一統志•哈列國記»記載，明朝時以赫拉特為首都的哈烈國七次遣使來華，鄭和七下西洋，三次到達伊朗的忽魯謨斯（今霍爾木茲甘省）。忽魯謨斯國王也四次遣使來華。

　　互通有無

　　中伊兩國人民以絲綢之路為紐帶，克服千難萬險，跋涉千山萬水，頑強地進行著物質和精神文化的廣泛交流，這種平等的雙向互動豐富了兩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開闊了彼此視野，架起了理解和友誼的橋梁。

　　西元751年，阿拉伯帝國的軍隊在恒邏斯打敗唐朝軍隊。被阿方俘虜的中國人在撒馬爾罕建立造紙作坊，此後造紙術逐漸傳入伊朗，又經伊朗和阿拉伯再入歐洲。波斯人將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傳入長安，中國人將孔孟之道和龍鳳文化傳入波斯。13世紀末，中國的印刷術傳入伊朗。據法籍伊朗學者阿裏•瑪扎海裏考證，荷蘭國花鬱金香也是從中國傳入伊朗，後移植于伊斯坦布爾，再傳到荷蘭的。

　　伊朗的苜蓿、胡麻、阿月渾子、波斯棗、茉莉傳入中國，中國的桃、杏、桑樹傳入伊朗。伊朗的珠寶大量運銷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肉桂、黃連、大黃、土茯苓、木患子、硝石也銷往伊朗。

　　另外，中國的鑄鐵術、裁剪術、熨斗、衣櫥、火鐮、小刀、鋼針、水磨、鋼刀、桌子、碾磨、泥漿術、小米、高粱、樟腦、麝香、麥黃、桿秤等也是先傳入伊朗，再傳入歐洲的。

　　元代中國與伊朗的關係十分友好，這種關係既有一般國家之間的正常外交往來，又保持著宗主與藩王的特殊關係。作為伊朗國王的伊爾汗將作為中國皇帝的蒙古大汗視為宗主，大汗對伊朗國王有冊封的權力。

　　相互影響

　　法籍伊朗學者阿裏•瑪扎海裏認為，伊朗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具有很多相似性。首先，兩國文化都是迄今未中斷文化傳統的古老文化；其次，和古代中國面對匈奴和蒙古人一樣，伊朗也面對阿拉伯人的入侵；最後，中國在16-20世紀面對“西方海盜”，伊朗也在同一時期面對“地中海海盜民族”。伊朗人同他們種族上的堂兄弟盎格魯撒克遜人之間，有一條精神上的鴻溝，但在思想上與中國人相差不遠。伊朗的重要地理位置、悠久的歷史和古老的文化傳統，使它在吸收、傳播、影響中國文化方面具有連續性的特點。

　　早在西元七世紀中葉，中國畫法就已經西逾帕米爾，傳入粟特，薩曼王朝的詩人菲爾多西（約西元940-1020年）在«王書»中多次稱讚中國繪畫的優越，謂為“不可躋及的完善的標準”。薩珊王朝時，摩尼撰寫的«阿爾章»，其中插圖受中國佛教畫的影響。拉施特丁的«史集»中的細密畫取法于中國畫，德莫特本的«王書»中的細密畫把中國畫法和伊朗畫法融為一體。16世紀的伊朗藝術家已成功掌握了中國繪畫的精神和技巧。

　　一部分中國字直接進入波斯文，並流傳下來，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篇»曾列舉出來，如“牌子”（paizah）,“王”（wan）、“大王”（taiwan）、“高王”（kaowan）、“太后”（taihu）、“夫人”（fuzen）、“公主”（kunchu）、“丞相”（jinksank）、“箏”（chank）、“鈔”（chao）等。這再次印證了中國文化對伊朗的影響。同樣，在中國10個穆斯林少數民族中，他們的伊斯蘭教用語保留了大量的波斯語，漢語裏也有一些源於波斯語的詞彙。

　　進入近代以後，中國和伊朗都遭到西方列強侵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兩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救亡圖存的艱苦環境中，彼此聲援，相互同情。但是，由於國弱民貧，雙方的交往長期維持在低水準上。

　　1920年6月1日中國駐意大利公使王廣圻和伊朗駐意大利公使伊薩剛在羅馬簽訂了«中波友好條約»。«中波友好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簽訂的第三個平等條約，是中國同西亞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是中伊友好的見證。

　　1971年8月16日，中伊兩國正式建交，兩國關係揭開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