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世界和中國收穫了什麼

　　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9月5日在杭州落下帷幕。圍繞“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這次峰會創紀錄地達成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等30項協議。

　　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經濟復蘇和增長，始終是G20的主要命題。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去全球化浪潮迭起、成員國經濟分化明顯、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劇烈的大背景下，杭州峰會能開出什麼樣的“藥方”，既考驗著G20的功能和發展前景，也考驗著中國的主場外交能力。杭州峰會達成的若干協議，從三個維度對此作出了回答：第一次將G20的短期議程延伸到了長期議程和深層治理層面，為G20平臺創新奠定了基礎；立章建制，為世界經濟的復蘇提供了“頂層設計”；提供中國方案，分享中國經驗，宣示了中國外交和經濟理念。這些成就所凝聚成的“杭州共識”，為世界經濟的復蘇、為中國與世界的深度融合，擬就了一份清晰的“收穫清單”。

　　G20機制能收穫什麼

　　G20峰會向有兩個特徵:一是以應對危機為主，二是體現全球經濟治理由西方主導模式向東西方共同主導模式轉變的過程。一定程度上，這兩個特徵都導致了G20機制的不穩定性。

　　G20機制是誕生於上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的部長級平臺，最初目的是配合IMF和世界銀行，為亞洲危機國家應對金融危機提供拯救方案。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G7已無力扮演國際金融秩序的“老師”角色，為應對危機，G20升格為首腦峰會。客觀看，G20升格的驅動力，不是主要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有了新的共同認知，而是危機迫使各經濟體“抱團取暖”、共克時艱。這也決定了G20峰會確定的議題，通常都集中于為應對危機開出短期“藥方”，而無暇于結構性改革層面。一旦經濟形勢有變或短期“藥方”邊際效應遞減，G20的治理功能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2008年賦予G20“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臺”的地位，雖然標誌著西方對全球經濟治理權的部分讓渡，但這種讓渡並非主動為之。隨著金融危機度過高峰期，世界經濟進入後危機時代，各經濟體出現分化，傳統主導者維持舊模式或另起爐灶的衝動不時閃現。IMF份額和投票權改革的遲滯，就是表現之一。而去全球化浪潮的興起和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的週期性下滑，似乎為維護舊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提供了藉口。

　　早在金融危機發作初期，中國就提出了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等一系列主張，並獲得了多數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支持。然而，G20功能的不穩定，既不利於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自身利益，也不利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基本的公平公正性。作為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領軍者，中國有義務對G20平臺、進而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的挑戰作出應對。

　　了解了G20的發展歷史，就能夠了解中國舉辦G20峰會，不是出於什麼外交“面子”，而是維護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平衡的重大戰略選擇。保持G20的平臺功能，優化G20機制，不僅是為了維護一個多邊平臺，更是為了維護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基本的公平公正性。借助G20平臺改變其追求短期共識的合作方式，轉而追求建立長效治理模式，G20由此可獲得新的創新和發展能量，這些能量將輸入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成為持續改革的動能。

　　世界經濟能收穫什麼

　　G20成員國人口占全球總人口65%、GDP總值佔全球總值85%。可以説，G20成員的經濟前景，決定著世界經濟的前景。面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各經濟體博弈加劇，人們期待G20峰會能給出明確的解決方案，廓清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杭州峰會在這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主要亮點表現在:

　　其一，明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和合作路徑。杭州峰會首次提出G20創新增長藍圖及具體行動計劃，設立專題工作組以推動G20的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議程。決定就加強多層面夥伴關係、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技能和改善人力資本等需要特別關注的跨領域問題採取行動。這為挖掘世界經濟提供了解決方案。

　　其二，突出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杭州峰會重申了結構性改革對提高二十國集團成員生産率、潛在産出以及促進創新增長的關鍵作用，核準了9個改革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制定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以幫助監測和評估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進展和面臨的挑戰。由此為結構性改革從口號變成行動確定了路線圖。

　　其三，努力破除投資、貿易和反腐壁壘，降低合作成本。杭州峰會核準的《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是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填補了國際投資領域的空白，有助於營造開放、透明和有利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同時核準的《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和《二十國集團2017B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完善了在反腐領域國際合作的制度建設。破除投資和反腐壁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於貿易壁壘的破除，遏制非普惠的、挑戰自由貿易規則的新型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氾濫。

　　其四，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本次峰會核準了《二十國集團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議程》，強調歡迎2010年IMF份額和治理改革的落實並致力於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額公式。支持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時間表及原則實施股份審議，逐漸實現平等投票權。增加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性、投票權和發言權，不僅有利於國際金融體系的公平性，也為建立持續、長期的金融堤壩創造了條件。

　　其五，注重全球“扶貧”。在杭州峰會取得的若干“第一次”中，有兩個“第一次”值得關注:公報第一次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制訂了行動計劃;第一次集體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努力。注重全球“扶貧”，G20的代表性和法理性才更加具足，對外合作延伸的範圍也更大。

　　中國能收穫什麼

　　杭州峰會不僅為G20平臺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開出了“藥方”，同時，中國也收穫了許多現實和長遠利益。

　　首先，驗證了中國參與和主導國際事務的作用和能力。與前十屆G20峰會相比，杭州峰會涉及議題之廣、觸及問題之深前所未有。從2015年底接任G20主席國以來，在短短9個月時間裏，中國主導舉辦了23場部級會議、5場G20協調人會議、4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4場G20財政和央行副手會議等，協商確定了G20改革的優先領域和若干指導原則，在此基礎上最終達成30項主要成果。這表明，中國有能力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作用，能夠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主要建設者。

　　其次，展現了中國的軟實力。

　　杭州峰會傳播了中國經驗，提出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細化了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路線等等，在這些成果中，植入了中國的發展觀和世界觀，彰顯了中國治理理念。

　　再次，讓世界了解了中國當前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意義。杭州峰會開幕前，歐盟和一些國家對中國的鋼鐵去産能政策表示關注，擔心中國鋼鐵去産能可能傷及本土鋼鐵業和鋼鐵工人利益。G20峰會公報提出，鋼鐵等行業的産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呼籲組建一個關於鋼鐵産能過剩的全球論壇，並給出時間表。這有助於各方協調立場，避免中國“三去一降一補”調控的努力成為新的貿易戰導火索。

　　第四，改善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外部環境。杭州峰會就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強化全球金融安全網，提升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和韌性，深化中國政府提出的數字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達成了普遍共識，並在公報中強調，歡迎人民幣于10月1日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有序推進，改善國際金融合作環境。

　　第五，鞏固了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基礎。杭州峰會除G20成員外，還邀請了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東盟主席國老撾、非盟主席國乍得、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主席國塞內加爾以及埃及和哈薩克斯坦作為嘉賓國出席峰會，這不僅體現了中國外交的傳統側重點，也有助於鞏固中國外交的基礎環境，進一步改善中國對外戰略的環境。

　　G20如何變成“行動隊”

　　光有願景和路線圖，無法真正收穫，關鍵是能否將共識轉化為行動。正如此次G20峰會開幕致辭中，習近平指出的:“應該讓二十國集團成為行動隊，而不是清談館。”無疑，G20峰會不是歐盟那樣具有穩定的、剛性的制度性安排的組織機構，同時，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發酵，政府更迭及其他社會不穩定因素都會影響峰會共識的效力。因此，強調G20成為“行動隊”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G20如何變成“行動隊”?中國作為共同治理全球經濟的倡導者和經濟一體化的深度介入者，杭州峰會一系列協議的主導者和倡導者，有必要發揮帶領作用。

　　首先，是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勢頭，起到世界經濟穩壓器的作用。中國以世界經濟八分之一的體量，為世界經濟作出了30%的貢獻率，中國經濟和社會能夠持續發展，杭州峰會的一系列協議就能展現可操作、能共贏的前景。

　　其次，加快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杭州峰會有四個主題詞，“創新”“活力”“聯動”“包容”，實際上，這與中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在內涵上息息相通。落實五大發展理念，意味著許多領域的深化改革和進一步開放，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越迅速越有成效，推動G20和世界經濟建立長效發展機制就越有説服力，相互契合度就越高。而這種契合過程，就是新發展機遇的出現過程。

　　第三，選擇價值洼地率先行動，爭取早期收穫。無論是G20成員國還是世界經濟，都面臨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制度建設兩大課題。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是能夠看得見、夠得著的價值洼地。在杭州工商峰會上，習近平表示，應該夯實基礎設施的聯動。中方已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通過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絲綢之路基金等，加大了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投入和智力支持，為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程加速落地做好了相應準備。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不僅抓住了後發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需求，還有助於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廣和銜接，通過硬體建設帶動軟體建設，就能形成越來越廣泛的發展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穩定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推動世界經濟健康發展。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G20杭州峰會既有“治事”的具體安排，也為“治制”埋下了伏筆。讓“杭州共識”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紅利，中國治好自己的“事”和“制”，才能産生最大示範效應，進而為全球經濟治理做出更大貢獻。（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