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大國崛起的邏輯——當世界聆聽李克強聯大演講的中國敘述

　　聯大系列高級別會議是外交盛會，也是思想盛會。“當今世界的很多問題，都是由於發展不足引起的。無論是貧困、難民危機，還是戰亂衝突、恐怖主義等，都能從發展落後上找到根源，也都需要通過發展尋求根本解決之道。”在中國總理李克強一系列講話中，獨具一格的、以“發展”為主題的 “中國敘述”是眾多話題的中心，也是最引人入勝的講述。

　　如果説30多年前，中國只是關注發展本身即如何“富起來”的問題，也就是重點解決國內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矛盾；那麼當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成為世界超大經濟體，中國已開始思考“發展”之後問題，也就是與外部世界更加嚴峻複雜的關係，具體而言即如何處理和調適與超級大國美國、其他諸大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關係。近代國際關係史上，許多身處相似情境的國家，因為大戰略處置失當或者説由於無法突破大國興起的三個“困境”、中途戛然而止，甚至被拖進群雄圍攻的無休止地緣戰爭中致使國家和人民飽受磨難。

　　（一）“肯尼迪困境”。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討論國家發展時這樣説過：“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為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所抵消”。一國資源再多，如果“過度擴張”，也難免最終耗盡。比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擁有大量戰略資源（土地、人口等），但在一次次戰爭中由於擴張過快、戰線過長，經濟投入不足、增長停滯，最後失去大國角逐的資格。過去500年的大國興衰歷史，蘇聯、日本、德國也都跌倒在此“檻”。

　　國內有觀點認為，中國已實力強盛，應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便邁入小康，人均GDP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差距依然很大。如果這樣做了，就會四面樹敵，斷送大好發展局面。這一點上，美國的崛起故事值得研究：在19世紀末期美國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但卻拒絕捲入歐洲大陸爭端，繼續潛心發展半個世紀，從而回避了與英國的爭霸戰爭。

　　制定大戰略有兩點需要考慮：首先，爭奪霸權是一種舊的戰略思維。國際政治的演變，正在讓傳統的霸權主導國際體系失去現實和價值基礎。有人若問：未來的核心大國與歷史上成功大國有何相似性？文化和制度貢獻應該是其中重要一項。假如仍然沿用舊的國際體系、制度以及舊的國際政治文化，又如何形成作為新大國優勢的文化向心力呢？再則，大國崛起在於具備足夠的國際威望，也就是讓周邊、地區乃至世界心悅誠服、“心為之嚮往”的德望，即中國人常説的“以德服人”。這種軟國力效應有時甚至比硬國力（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重要也更為有效。當然，現在世界上鼓吹“中國責任論”的聲音不絕於耳，甚至直言中國應在全球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從目前中國所處發展水準來説，擔負超出自己能力的責任和義務是不現實的。在外交戰略上，這一點須保持定力。

　　中國制定大戰略的首要原則應集中全部戰略資源用於有限目標，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防止脫離自身實際的戰線延長和拓展，同時保持經濟發展與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

　　（二）“奧爾森困境”。曼瑟·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運用集體行動理論來解釋國家繁榮與蕭條的歷史現象。奧爾森認為，當分利聯盟的尋租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國家的決策效率下降，制定經濟政策的時間延長，影響整體社會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以及資源重組的能力，損害社會公益及效率，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像19世紀最後20年的英國經濟增長滯緩，就是因為分利聯盟在其長期沒有變革、相對穩定的社會中生存下來並不斷增加的緣故，——這種“制度僵化症”大大降低了英國適應變化了的國際環境和採用新技術的能力，終使其落後於美國等新興國家。與之相反，日本與德國二戰後的迅速發展得益於戰爭對原有分利集團和它們特殊利益來源的破壞。

　　成功崛起的大國許多都經歷了革命。因為革命是最徹底的變革，不僅掃滅舊制度，也滌蕩各種盤根錯節的分利聯盟。中國數十年革命摧毀了舊政權，也消滅了形形色色的反動勢力，這是中國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前提。近30多年來中國取得非凡的發展成就靠的就是改革開放，現在、以後仍要依靠改革開放。當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推進改革的複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於改革開放之前，面臨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比如，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就要從頂層設計上，做到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利益博弈上，更需要執政者有敢於砸碎這個“鐵藩籬”的魄力，以中國未來發展作為思考立足，不能因為有阻力就止步。

　　（三）“諾思困境”。諾思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通過對900年以後的西方世界做了研究後提出，對於大國來説，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這套制度包括新思想、發明和創新在內的知識産權制度的法律制定，激勵了發明和創新並帶來空前的經濟增長，荷蘭和英國因此順利完成從土地公産制向私産制的轉化，破除了“諾思困境”，從此國富民強，躋身大國行列。一個反例是，17-18世紀的法國非但沒有創造出一套提高經濟效率的所有制制度，反而出於專制和對外戰爭擴大歲入的需要，出售行會壟斷權，結果行會壟斷和對地方市場的保護阻撓了全國市場發展和資本流動、以及新技術的發明和應用。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但是這個發展速度主要是依靠土地、人力、資源等生産要素來驅動，並且付出了高昂的環境代價，繼續依靠這一模式發展已經難以持續。從國際經驗看，二戰後只有少數經濟體從低收入邁向了高收入，成功實現了現代化，都是依靠科技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使勞動生産率持續提高。中國必須經歷這個陣痛，轉變發展方式，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快速蔓延，對推動經濟發展、升級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在消費領域，中國“互聯網+”創新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一旦工業和製造業領域，與“互聯網+”結合起來，推動中國製造智慧化和網絡化，就會催生一場新工業革命，這對增強實體經濟新動能大有益處。為做到這一點，制度創新已是刻不容緩。除此，農村土地産權制度改革等也迫在眉睫。這一系列産權制度安排必會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産出水準。

　　肯尼迪困境(K)、奧爾森困境(A)、諾思困境（N）這三者組成一個“KAN”（漢拼），即“檻”，這是近現代國際關係形成以後無數大國用其興衰命運寫就：興與衰，一“檻”之間。跨越此“檻”，考驗一國人民的耐力和智慧，更考驗著決策者的戰略能力和膽略。備受興衰顛簸之苦的德國，其戰略家俾斯麥的一句話可資鏡鑒：我們無法改變歷史長河的流速和方向，但我們可以憑藉智慧和膽魄讓船行駛的更好、並成功達到目標。在歷史興衰的“檻”下，隱含著大國崛起的歷史邏輯：其一，國家只應擔負與其能力相稱的責任與義務；其二，破除利益藩籬的改革雖艱難而極必要；其三，依靠制度、技術創新以及由此帶給世界的貢獻聚集的威望是全球大國所必須。一言蔽之，沒有改革的發展、沒有發展的增長，都無法支撐大國巔峰對決的競智競力。這個“KAN”，需要 一個“R” (Reform)、即改革來破解。對中國來説，成為世界大國雖然尚需篳路藍縷的漫漫跋涉，但是當整個世界側耳傾聽中國總理有關“中國故事”的宏大敘述，我們已能從中感受到足夠的中國自信。（朱 寧 博士後、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