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何“不經濟”？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輿論熱度絕不亞於文學獎。在沒有“開獎”之前，輿論場和分析家們有多種預測。現在結果出來了——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日上午，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hart)、麻省理工學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榮獲該獎項，獲獎理由為對契約理論的貢獻。

　　又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獲獎。這顯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作為最“年輕”的獎項，這個獎項具有明顯的傾向性。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經濟學家，更容易獲得這個獎。原因有二：一是市場經濟肇始於西方社會，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都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二是美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翹楚，不僅因為其建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唯一的超級大國實力，也吸引了吸引了全球頂尖的經濟學學者。

　　其實諾貝爾經濟學“不經濟”。評審委員會的評獎標準，似乎並不看重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在於強調經濟學研究的系統性、多元性，更看重經濟學家對市場規律——哪怕是某一環節的規律性探究。

　　從過去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看，雖然全球經濟處於危機週期，而且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秩序在動搖。但是評審委員會沒有關切可以給全球經濟提供藥方的經濟學理論。事實上，世界也不存在拯救全球經濟的經濟學靈丹妙方。

　　經濟學家不是政治家，解決市場和經濟問題不是他們的責任。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只是一個學術機構，也不是為全球經濟遴選拯救者。為全球經濟開藥方，是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多邊協商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二十國集團，也包括各國政府。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評獎的標準更側重經濟學理論，當然是和市場有著密切邏輯關係的經濟學理論。獲獎的經濟學家，可以豐富經濟學理論的大廈，而不是用來解決現實難題。

　　以今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而論，他們的貢獻在於契約理論。市場經濟首先是契約經濟，然後才是法治經濟。契約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法治是契約的保障。遵守契約是常識，但是在利益主導下，契約關係往往會異化。今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在契約這個常識性的命題上，有各自深入的研究，其深奧的模型探究，也非本文討論的對象。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全球市場如何複雜多邊，要維繫常態的市場運行，都須遵守契約常識。

　　非要探究兩位獲獎學者的現實意義，要從後危機時代的市場生態談起。全球市場陷入了各自為政的紊亂狀態。引領全球經濟方向的西方主要經濟體出現了反全球化的傾向，貿易和投資領域保護主義盛行。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以及設立的全球性規則，或成為利己主義的保護傘，或索性棄之不用。全球化的契約原則，變成了空洞的口號和概念。在全球經濟仍充滿不確定性，全球市場榮損與共的情勢下，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遵守全球秩序的相關規則，恪守契約精神，是確保全球經濟走出危機陰霾的關鍵。

　　小到市場主體，大到國家經濟體，沒有契約精神，就會亂象頻生。這是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全球發出的警告嗎？

　　只是臆測而已。沒有必要將全球市場的尷尬現實和諾貝爾經濟學獎進行過分聯想。否則，這將經濟學獎功利化、實用化乃至庸俗化了。

　　如果非要以現實主義的立場來“開”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的經濟治理為全球市場提供了範例。作為新秩序的參與者，以及結構改革的實踐者，“中國模式”也許不太符合經濟學理論，但是很有效。按照諾貝爾獎的評定標準，中國的治理效率，並沒有系統的經濟學理論作為支撐。這也是林毅夫所謂他這一代經濟學家無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由。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審標準，自有其邏輯和道理。但是這獎如果只是獎掖學界精英，或者每年讓輿論場喧囂一番。該獎只是對獲獎者“經濟”而和現實很隔膜，對市場“不經濟”，這樣的經濟學獎也存瑕疵。

　　何況，經濟學獎多授予西方人尤其是美國經濟學家，説明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很勢利。這種勢利其實也是西方慣性思維的折射。（張敬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