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背後的大國責任:中國積極參與建設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卜衛軍）：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發生劇烈變革，隨著全球經濟收縮，不少發展中國家在事關經濟發展前途的基礎設施融資、建設方面遇到諸多困難，國際金融秩序亟待重塑。在此背景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應時而生。

　　從全球治理體系來看，目前在經濟發展領域主要以世界銀行為中心，以亞洲開發銀行等地區性發展銀行為載體，主要由美國、部分西歐國家、日本等發達國家所主導，在這一舊有體系中，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嚴重缺失，全球治理結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

　　亞投行是一家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法定資本１０００億美元，總部設在北京，重點支持亞太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從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籌建倡議到１月１６日將舉辦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大會，在過去的２７個月中，亞投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和積極參與，目前有５７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張建平認為，亞投行的設立符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需求，必然會受到各方歡迎，他説：“一方面通過加入亞投行，未來這些國家都有可能獲得亞投行資金的支持，來改善基礎設施的狀況，改善商業環境和投資環境，來吸引更多外來資本；另一方面，通過亞投行這種機制性合作為未來全方位的區域合作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靈魂和核心。此前，中國以參與者的身份加入世行、亞開行，籌建亞投行是中國首次以規則制定者的身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不僅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的話語權，也是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一個體現。張建平表示：“我們的做法就是共商、共建和共享，體現了大家在合作過程中無論大國還是小國，都是平等合作的關係，我們所需要的合作都是要在大家取得共識的基礎上才予以推進，這樣的一種合作理念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潮流和趨勢。”

　　另外，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獨到經驗也是讓眾多國家對亞投行心動的重要原因，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曾表示，如果説世界上有一個基礎設施建設專家的話，那就是中國，中國知道該怎麼做。

　　去年４月，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定為５７個，其中域內國家３７個、域外國家２０個。６月２９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該協定被認為是亞投行運營的根本大法，為亞投行提供了法律依據，明確了其宗旨、股本、投票權、業務運營及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按照協定計算，中國佔股３０．３４％，投票權２６．０６％，成為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國。樓繼偉介紹説：“確定了宗旨，確定了今後如何治理，確定了重要職務的産生程式，還包括怎麼接納新成員等，考慮到了長期運作所需要的各種要素。”

　　當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７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批准亞投行協定並提交批准書，股份總和佔比達到５０．１％，協定達到運行條件，亞投行正式成立。樓繼偉：“（這是）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亞投行作為一個新的多邊開發機構，進入了現有的多邊開發體系。”

　　不過，對於亞投行來説，籌建成功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作為一家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如何滿足各成員國利益訴求，怎樣把資金安全、高效地借貸出去，這些都是外界最為關注的問題。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等組織有著不少差異，事實上，中國設立亞投行的目的並非是為了顛覆原有體系，而是對現行制度的補充和建設。以世行為例，該組織在２０１４財年共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各類援助和貸款達６１０億美元，但涉及基礎設施建設只有２４０億美元，遠不及全球所需的１．５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世行行長金鏞表示：“任何組織借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聚焦對抗貧困的都是朋友，我的看法是亞投行將會成為全球投資基礎建設的夥伴之一，這非常有意義。我們必須要從基礎設施投資匱乏的實際問題來看事情，而不是從政治問題來看，世行不是政治組織。”

　　據亞開行測算，亞太區域未來十年至少需要８萬億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而世行、亞行以減貧為主，遠不能滿足這一需求。原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首席經濟學家湯敏表示：“據我所知，亞投行成立的時候，現在籌備的時候，都已經對各種各樣的制度進行全面的梳理，而且也跟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一起，派了很多官員到那裏學習，亞開行和世行也派了很多官員到這邊來給予培訓等等，我覺得他們的合作還是非常密切的。”

　　除了對現有開發組織的學習借鑒，為了發揮後發優勢，亞投行在機制創新方面有所突破，以更好地服務於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事實上，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運轉後，世行、亞開行等國際組織在世界範圍內遭受不少詬病，比如運行效率問題。在這些國際組織中，一個項目從立項到設計，再經過研究，給出報告，往往耗時三到四年的時間，而三四年之後，許多當年提出要求的國家已經開始面臨新的問題。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認為：“世行、亞開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因為他們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在結構上是精簡的；第三個層面的創新是管理層，當前的國際機構中都是按成員的認購額度上分配的，每個成員都有其高管進入管理層，但是我們是全球招聘，還有就是不是終身，不是任命，而是任聘制，對表的是亞投行的利益。”

　　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看來，中國作為迅速崛起的大國，正在逐漸轉變自身在全球中的定位，為世界提供更多新的公共産品，這其中，亞投行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亞投行説明什麼，就是中國的變化，我們已經成為了引領者，就像舞蹈一樣，中國不再是眾多舞者當中的一個，中國現在是領舞者，中國在比劃的時候別人在跟隨，而美國一開始是想抵制亞投行，但實際上越想抵制亞投行，最後孤立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