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開業:以中國經驗助力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與互聯互通

　　1月16日-18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于16日上午出席開業儀式併發表致辭，在理事會成立大會上，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當舉首屆理事會主席，金立群當選首任行長。自此，亞投行這一由中國主導、擁有57個成員國的新型亞洲區域政府間多邊開發機構將正式登上國際金融合作舞臺。

　　近年來，亞洲經濟總體發展較快，區域財經合作不斷深入，但在發展中也面臨著不少挑戰，特別是域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亟待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缺口巨大，目前以世界銀行（簡稱“世行”）-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為主的多邊融資供給體系遠遠滿足不了這一需求，亟需新的多邊金融機構給予補充，亞投行由此應運而生。

　　基礎設施建設構成亞洲區域內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的重大短板，建設資金需求大、缺口大，為亞投行“預留”了潛力巨大的業務空間。從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現狀及融資需求看，區域內各經濟體、特別是“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基礎設施條件不均衡、交通通訊電力等重點領域總體落後，從而構成區域內互聯互通、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瓶頸，相關基建投資資金需求巨大。

　　據亞行測算，2010-2020年，32個成員需要基礎設施投資8.22萬億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資8000億美元。其中，68%是新增基礎設施的投資，32%是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所需資金。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東盟國家為例，其區域範圍內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兩方面特點。一方面，區域內發展很不均衡，從基礎設施整體水準看，新加坡最優，馬來西亞、文萊、泰國次之，其餘東盟六國總體落後。另一方面，交通、通訊、電力三大領域面臨的發展瓶頸尤為突出。一是交通網絡亟需改善，緬甸、老撾等國道路鋪設、港口建設、航空運輸和其他交通運輸網絡設施方面的水準極為落後；二是通訊設施普及率低，據世行統計，2013年緬甸人口互聯網使用率僅為1.2%，柬埔寨、老撾、印度尼西亞以及泰國均低於30%，只有新加坡、文萊和馬來西亞高於60%；三是通電率水準較低，據2011年世行統計數據顯示，印尼、老撾和菲律賓通電率約為70%，緬甸、柬埔寨通電率僅有48.8%和31.1%。

　　現有的亞洲多邊融資機構及制度安排難以將區域記憶體量資金轉化為基建投資，亞投行成立無疑將豐富相關資金供給渠道與制度安排。從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供給看，區域內各國的國民儲蓄率較高，目前已沉澱了約62萬億美元的私人資本，但基建投資額度大、期限長、風險高、收益水準低、不確定性強的特點決定了一般私人投資者的投資意願不強，從而遏制了充裕的民間存量資本批量進入這一領域。同時，世行-亞行主導的亞洲多邊融資支持體系更加關注傳統減貧領域，且每年百億美元級的融資供給規模相比區域內千億美元級的融資需求可謂杯水車薪。國際著名諮詢公司麥肯錫估算，除去各國政府和世行、亞行所能提供的資金之外，亞洲每年基建資金缺口高達5000億美元，從而亟需其他官方支持的多邊合作機制加以補充，以機構資金的投入撬動私人資本的投入，引導區域內過剩資本轉化為基建投資。

　　此外，伴隨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有資本、有實力且自身需要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及投融資領域發揮領頭羊作用。一方面，中國擁有位列世界第一的外貿及外儲規模、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三的FDI規模，同時在鐵路、公路、機場、橋梁、隧道等工程施工能力、相關基建裝備製造能力、投融資模式設計能力和經驗突出，使中國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融資市場具備了“‘實體+金融’走出去”的底氣和自信。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由超高速換擋至中高速的“新常態”下，經濟轉型升級加速，中低端製造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相當程度的産能過剩，客觀上有向區域內其他國家轉移過剩産能的需要。

　　同時，相比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當前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體系不利於中國為亞洲基建及互聯互通貢獻更大力量，這也是“倒逼”中國“另起爐灶”、謀求主導成立亞投行的重要原因。中國在美國主導的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日本、美國雙輪驅動的亞行中，話語權、決策權、投票權與自身在全球經濟中所佔份額不匹配。以創建於1966年亞行為例，日、美作為前兩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二者主導著亞行的發展和運營，中國目前持股5.5%，在亞行的話語權、影響力、貢獻度始終與自身經濟實力嚴重不匹配。

　　（作者：高鵬中國財政學會投融資研究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行為法學會金融法律行為研究會常務理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