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釘子戶”，拆遷補償制度應怎樣完善？

　　製圖/李曉軍

　　老宅子沒有了，櫻桃樹沒有了，皂角樹沒有了，無花果樹也沒有了。

　　最近一段時間，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楊先生時常聽母親高女士自言自語，話題總離不開老家的宅子。因為城市改造，在獲得一筆補償金之後，老家的宅子今年被拆了。

　　除此之外，每次提起補償金，高女士就有些許煩惱，因為早早在拆遷協議上簽了字，她拿到的補償金比鄰居少了不少。

　　近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完善産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産權的意見》發佈。其中提出，遵循及時合理補償原則，完善國家補償制度，進一步明確補償的範圍、形式和標準，給予被徵收徵用者公平合理補償。

　　在徵地拆遷中，隨著國家頂層設計的完善、法律法規群的修改、執法與司法尺度的統一，類似于高女士遭遇的煩惱將不再出現。

　　一些地方補償有失公平

　　高女士老家在河南某地級市，年輕時和先生起早貪黑工作，在上世紀80年代蓋起了一座三層小樓，外加一個大院子。

　　幾十年悠忽而過，小樓幾經翻新，院子也綠樹成蔭。高女士在院子裏種上了櫻桃樹、核桃樹、皂角樹，外加各種花花草草。

　　春天，櫻桃樹滿樹紅艷艷的櫻桃，引來各種不知名的鳥兒啄食鳴叫；夏天，無花果樹和核桃樹遮天蔽日，涼爽宜人；秋天，滿樹的皂角直垂下來，煞是好看。

　　高女士退休後，一直生活在這個院子裏，愜意非常。家裏果樹結的果子太多，還時常給鄰居送些，鄰裡相處融洽。

　　高女士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早年在省內讀書，畢業後回到當地工作，二兒子在北京讀大學後留在了北京。

　　考慮到年紀大就醫需求多，高女士這幾年一直跟著二兒子楊先生生活，住在北京市海淀區。每隔幾個月，高女士就回家看看，在家裏住上半月。高女士不在家的時候，二兒子負責照看老宅子。

　　一家人最幸福的時候，是過年期間，全家聚在老宅子裏，尤其是高女士的孫輩，在院子裏撒歡跑。

　　今年年初，當地實行舊城改造，高女士的老宅子被劃入拆遷範圍。

　　高女士當時不理解的是，自家周圍的房子已經賣到每平方米近5000元，而自己家近400平方米的院子和近400平方米的三層小樓，合計補償款還不到100萬元。但對方僅回答説，這都是統一標準。考慮到以後在老宅子裏住的時間越來越少，即使非常不捨得，但高女士和兩個兒子商量後，還是同意在拆遷協議上簽了字。

　　半年之後，高女士拿到了補償款，離開了這座歷時幾十年的宅院。

　　高女士雖然住在北京，但和老鄰居還是經常通電話，也關注著家裏的舊城改造。

　　今年國慶節期間，一位鄰居的話給高女士帶來些許煩惱。原來，鄰居們並非都像高女士這樣很快簽字，有的鄰居一直不同意補償標準，幾經“談判”，總共多得十幾萬元補償。但即使如此，每平方米的補償價格距離周圍的房價還有不小差距。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土地和房屋徵收實踐中，拆遷補償最大的問題是顯失公平，“補償太低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完善産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産權的意見》起草階段，劉俊海曾參加論證。

　　劉俊海認為，有些拆遷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為了商業利益，但是補償標準又不按照市場價格走，不公平，老百姓意見很大，惡性事件時有發生。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孟強對《法制日報》記者説，目前土地和房屋徵收的補償標準不統一，補償價格過低，補償程式不透明，補償款的發放也不及時。

　　缺乏專門補償法律法規

　　高女士眼見著城市一天天在變樣，高樓接連拔地而起，一個個小區名字漸次出現在當地的地圖上，但她沒有想到，身處接近市中心的地方，仍然遭遇被拆遷的經歷。

　　她所不知道的是，拆遷的背後，是隨著各地城鎮化進程加快所凸顯的土地矛盾日益受到公眾關注，同時，與此相關的國家法律法規也相繼出臺。

　　200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開始施行。

　　到了2011年1月21日，國務院公佈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以規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活動，維護公共利益，保障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

　　該條例第二條還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徵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以下稱被徵收人)給予公平補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比較行政法研究所所長楊建順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物權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還有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在我國已經初步構建起了補償制度。

　　楊建順認為，現在的問題是，有關補償制度的條文散見於眾多法律法規中，沒有建立系統的、統一的專門法律法規，距離國家補償制度的完善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在劉俊海看來，具體到拆遷實踐中，補償問題並沒有一個法定的規範程式，比如補償的範圍不明確、補償的標準過低、補償的形式不公平，補償不及時，“導致當前徵收徵用領域矛盾聚集”。

　　孟強認為，物權法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對實踐中的徵地拆遷進行了相應規範，解決了此前存在的許多問題，但對於補償並沒有作出非常完善的規定，比如補償款的發放時間並沒有限制，“拖一年給補償可以，拖一個月給補償也可以，不合理”。

　　11月27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完善産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産權的意見》發佈。

　　其中提出，遵循及時合理補償原則，完善國家補償制度，進一步明確補償的範圍、形式和標準，給予被徵收徵用者公平合理補償。

　　劉俊海認為，中央正是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重要隱患，所以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孟強則認為，中央政策的亮點恰在於補償要及時、合理。

　　完善國家補償制度

　　如今，高女士在大兒子多方寬慰下，已經不太在意鄰居多得的十幾萬元，她不理解的是，為啥當地政府確定的補償標準還能變動。

　　高女士還提到，院子裏種的果樹，也沒有補償多少錢，更是覺得可惜，“那櫻桃樹，一年得有幾十斤；還有核桃樹，每年能裝幾袋子核桃”。

　　高女士也知道，自己雖然時常叨叨老宅子，但畢竟已經被拆了，那個家再也回不去了，“如果我以後再有房子被拆了，國家給補的總該讓我明白點兒吧”。

　　對於這種擔心，“意見”中也專門提出，“完善國家補償制度，進一步明確補償的範圍、形式和標準”。

　　對此，孟強認為，中央已經指明瞭制度完善的方向，即應該由國家立法機關對物權法等相關法律進行修訂，對國家補償制度進行完善；國務院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等相關行政法規進行修訂，在這一層面上對補償的範圍、形式和標準進行明確，落實中央政策精神。

　　劉俊海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補償的範圍應該全覆蓋，包括土地、房屋本身和地上的附著物；補償的形式，可以是現金，可以是房屋，也可以是股權，可以多種多項，但一定要允許被徵收徵用人自由選擇，不能強制；補償的標準應該堅持市場化標準，不應該是適當補償、必要補償，就是説有多少損失就補償多少。

　　楊建順對《法制日報》記者説，對於完善國家補償制度，可以有三條路徑。

　　楊建順認為，路徑之一是對既有的法律法規進行完善，即修訂完善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等有關補償的部分，解決現實問題。路徑之二是，在國務院層面制定行政法規，並將相關規定中的有關補償條款納入其中，統一適用於對房屋、土地等的補償，整合、完善國家補償制度。

　　在楊建順看來，從長遠來説，可以統一立法，制定專門的國家補償法，將相關補償制度規範在內，“但目前這樣做的可行性並不具備”。

　　楊建順還提醒説，各方爭議的補償標準，是否應該全國按照一個標準？“我認為也不行，因為每個地方有各自不同的情況，國家層面可以制定一個原則性的標準規範，確保標準的整體統一適用，同時，具體補償標準要強調個體的平等性，照顧每個人的不同情況”。（記者 陳磊 實習生 陳佳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