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祭”，提醒“盟國”不要選擇性忘卻

　　12月13日，第三個“國家公祭日”如期而至。根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消息，“遇難者名單墻”上又新增了110個遇難者姓名。只有真正站在屬於南京的“哭墻”前，去仰望那一萬零六百一十五個死難者的姓名，去追祭30萬難以安息的故去靈魂，才能切身感受到那場令人窒息的人道主義災難。

　　之所以設計“國家公祭日”，就是要讓國人留下這個痛苦的記憶，讓民族常念這個屈辱的慘狀，也是讓世界正視這個罪惡的污點。不久前，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通過日本駐華大使橫井裕，再一次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晉三，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軍殺害的南京30萬亡靈謝罪！致函中寫道，“日本一次次把自己打造成戰爭受害者的形象，妄圖以此掩蓋日本的侵略行徑。我們希望日本首腦好好反思，在這個日子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看看，在那裏向遇害者謝罪道歉”。最近幾十年，日本歷屆政府一直在強調“戰後結束”，一直在強調“歷史和解”，但如果連南京這樣人類級別的戰爭慘案都無法正視，總是把歷史問題轉化成一種政治問題，試問戰後如何結束？歷史怎麼和解？

　　儘管大家都清楚，安倍是不可能來南京的，但他選擇去珍珠港，還是有人會感到意外。事實上，安倍去珍珠港的意圖，並不能用正常的反法西斯史觀來理解。在日本右翼的認識中，有一派始終認為，偷襲珍珠港是一種“戰爭指揮上的失誤”，如果帝國“沒有攻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就不會爆發，也就沒有帝國的失敗”。然而，歷史已經證明，軍國主義這種東西，只要一經啟動，就是軍國主義自己也不能制動，最後也一定會滑向罪惡的失控與崩潰的結局。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已經預判到全民族抗戰的強大力量，但根本不能阻止“帝國戰士”的行動。一如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所堅信的，在軍國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隊戰場暴行的自然衍生物，一般國民也負有相應的戰爭責任。

　　右翼的解釋邏輯，一言而釋之，第一是把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偷換成了普通的戰略戰術問題；第二則是把有進步性質的反法西斯戰爭，偷換成了無道義區分的帝國主義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講，安倍對珍珠港的訪問，其實是日本對美國的再一次“偷襲”。從安倍對靖國神社彎下的腰背，到日本政府反復強調訪問珍珠港不是道歉之旅；從安倍對慰安婦問題的切割處理，到日本政府以拒繳會費來阻撓南京大屠殺申遺，都能看出日本右翼勢力的習慣，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表達戰爭發動者的所謂被迫者立場，塑造戰爭加害者的所謂受害者形象。

　　“如果日方想深刻反省、真誠道歉，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還是‘九一八’事變紀念館，或是‘七三一’部隊遺址，中方有很多場所可供其憑吊。亞洲鄰國也有很多這樣的地方提醒日本乃至國際社會，二戰期間加害國對受害國所犯罪行不容遺忘，歷史不容篡改。”外交部發言人不僅回應了日本，也在提醒我們的“盟國”不要選擇性地忘卻。迎接安倍去珍珠港的美國人別忘了，由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罪證鏡頭，就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被弗蘭克?卡普蘭編進了戰時宣傳片《我們為何而戰》，用以提醒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如何兇殘的敵人。淡忘和歪曲不僅僅意味著對單純事件的忽視和掩蓋，更意味著當人類災難遭遇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考慮時得到的區別對待。

　　世人都應該清楚，今天的和平，離不開對反法西斯戰爭道義和歷史的擔當。如果偏離了這一根本出發點，難保不會再出現所謂“戰略戰術”上的慘劇。（曹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