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供給側改革：立説力行乘風起 風帆正舉破浪時

　　12月16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産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對於一個擁有10 幾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儘管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已經下降到9%左右，但它仍然是國民經濟中的基礎産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價值。當前，農業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面臨著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首先，階段性産大於求與結構性短缺並存。從2004年到2015年，我國糧食産量實現“十二連增”。但是，2011年下半年以來，受臨時收儲政策“托市”的影響，卻出現進口糧價比國內糧價低的持續“倒挂”現象。這造成進口糧食入市，國內糧食入庫的尷尬情況，也促使糧食進口量持續增加，呈現出生産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怪現象，最低價格制度、臨時收儲政策干擾了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控制著農民的種植意願。

　　其次，農産品的整體品質還難以滿足國民消費需求和國際競爭。近年來由於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危機，導致人們對於“舌尖上的安全”十分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更為重視農産品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市場對於農産品需求呈現出多元化、高品質和品牌化趨勢。在我國如今已經解決溫飽問題的情況下，人們更加注重的是品質和健康。

　　另外，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已經開始嚴重制約我國農業的發展。一方面，我國農村的老齡化狀況非常嚴重，農村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涌入城市，土地撂荒問題非常突出，職業農民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我國農民由於總體的知識水準還比較低，傳統思想觀念對他們的影響還非常大，在面對高科技和産業化生産時，他們難以掌握先進的生産技能，現代農業對高技能農民的需求又十分迫切。

　　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也是建設現代農業的總遵循，重點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難點也在供給側。

　　加強頂層設計，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宏觀指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農業農村改革再度成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近期,政治局會議把農業供給側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其高度史無前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續的執行過程中，可以預見將會出臺更多農業供給側改革細化政策,使得其邏輯得到持續強化，宏觀政策的支持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有效前提。

　　增加綠色優質農産品供給，抓住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牛鼻子。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農業結構調整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的飲食消費需求已由過去的吃得飽向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吃得生態轉變。農業的供給體系必須要對這一新的需求做出反應，瞄準市場需求，促進農業生産由“生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增加綠色、生態、有機農産品的生産，同時狠抓農産品標準化生産、品牌創建、品質安全監管，確保消費者“舌尖上的安全”，不斷滿足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

　　改革價格機制，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拉力。價格機制是以改革的辦法解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手段，由市場來決定農業資源的配置，這就要求深化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中央經濟會議明確指出要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就是要深化改革玉米的價格形成機制，最終是將主要産品的價格逐步市場化，形成新的供需平衡點。

　　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有效互動，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有效載體。承包土地“三權分置”適應了承包主體和經營主體不斷分離，以及新型城鎮化的客觀趨勢。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驅動力量來自於農業經濟産業升級所涉及的各類主體，通過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三權分置”最終促進了經營權向新型經營主體流轉和集中，穩定了新型經營主體的預期，也提高規模經營的比例，提高勞動生産率。城鎮化進程在於解決農村發展深層次矛盾問題，而不是使農村空心化，因此逐步打通産權市場化退出的通道，從而讓留在農村的人有更多的資源，進而推動農村的發展。（相均泳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産業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房琳潔係人大重陽實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