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趨勢：越共高層更替或逐步增加中越親和成本

1月21日，越南共産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首都河內國家會議中心正式開幕

　　近年來，隨著南海問題的激化和越美關係的拉近，中越關係的走向倍受輿論注目，甚至任何可能影響中越關係走向的越南國內事態皆成為了國內關注的對象。在當前越共十二大召開的背景下，“親華派”還是“親美派”將成為新的總書記？中越關係在十二大之後究竟如何發展？要搞清楚這些問題，必須了解越南對中美兩國的外交安全戰略。

　　“中美越三角”背景下越南外交“雙向制衡戰略”

　　隨著中國的加速崛起和美國的重返亞太，中美兩國成為越南對外戰略考量中居於首要地位的兩大外部因素。在“中美越三角”形成的背景下，其奉行的“大國平衡”外交政策實際上是以中美兩國為中心制定的，可稱為“雙向制衡戰略”。

　　這是由越南國家總體戰略任務決定的。越南黨和政府認為越南目前面臨兩大威脅：一是對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二是對領土主權的威脅。因此，越南既擔心美國對其進行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又擔心中國奪佔南沙島礁。可以説，中美兩國既是越南的利用對象，又是越南的防範對象。

　　由此，雙向制衡戰略應運而生：一方面利用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共同點，聯合中國共同應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政策，以確保其政權；另一方面，又利用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防範心理，聯合美國平衡中國的勢力，維持其在南海既得利益的現狀，以確保其所謂的“主權”。

　　“雙向制衡戰略”反映越共兩種勢力與兩種主張之爭

　　而就其國內政治生態而言，黨內兩種勢力在處理越南與中美兩國關係上存在著兩種主張，其存在和競爭是維持越南在中美之間奉行雙向制衡戰略的不可或缺的內部條件。

　　以阮富仲總書記為代表一部分人更傾向於中國：認為除了南海局部爭端外，中國對越南沒有領土野心；相反，在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特別是在共同應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政策方面中越兩國有共同的利益，中國可以給予越南切實的支持。為了越南的長遠和根本利益，除了在領土爭端問題上同中國鬥爭之外，越南應盡最大可能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然而，因此將這部分人稱為“親華派”則有失真實——他們的選擇主要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認同和國家利益的判斷，這和當年洪水、李班、黃文歡等人對華感情上的親近是不同的。雖然這些人是有助於中越關係良性發展的力量，但我們必須對此有一個度的把握，切忌作出不符合實際的過於樂觀的判斷。

　　以阮晉勇總理為代表的另外一種意見則更傾向於美國：認為美國對越南並沒有任何領土野心，而中國卻對越南的領土主權構成了嚴峻挑戰；而且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美國暫時還不會對越南實施顛覆政策，因此在維持在中美兩國的平衡時更傾向於借助美國制衡中國，優先發展與美國的關係。但是，給一個經歷十多年抗美戰爭的老兵貼上“親美派”的標簽顯然並不合適——阮晉勇總理具有強烈的民族情結，在外交上推行實用主義，選擇優先接近美國正是這兩者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在其追隨者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折不扣的感情上的親美者——既有越共內部的年輕世代，也有部分退休高官和前西貢政權的同情者。對這些人而言，阮晉勇未必完全令人滿意，但同阮富仲等人相比，尚是可以接受的選擇。

　　分歧來源：“南方派”與“北方派”對華認知迥異

　　在國內，經常有人將越共分為“北方派”和“南方派”，此分野是越南國家分裂時代的特殊産物，當今越南高層多出生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身處南北的成長經歷迥異，因此，兩者對中國的認知和感情差異很大，必然影響到兩者對華政策選擇。

　　來自於越南北方的農德孟、阮富仲、阮生雄和馮光青等人大多對中國抗法援越、抗美援越有著非常清晰的歷史記憶和深刻的實際感受，他們成長于“日內瓦協議”後越南相對和平的十年，在中越親密無間的蜜月期完成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教育，而後又留學蘇聯和東歐深造。他們在學生時代所受的關於南海問題的認知教育和現在越南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對中越南海爭端的來龍去脈是有相當了解的。

　　而出生於越南南方的阮晉勇和張晉創等人則基本上是在沒有完成中學教育的基礎上就參加了革命，他們對中國為越南救國戰爭、和平建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沒有切身的感受，在學校接受的教育也是西貢政權一直宣揚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屬於越南的教育，而且，參加革命後又將在南方所遭受的苦難歸咎於中國當年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政策。

　　發展趨勢：越共世代更替侵蝕“雙向制衡戰略”基礎

　　這種格局甚至一直延續到到今天——例如，阮富仲和阮晉勇則分別來自北方的河內和南方的金甌省，分別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代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越南政治革新的深入發展，這種區分和定位日益遠離現實的演變。中越關係正常化在越南就是由阮文靈這一南方派的代表人物力排眾議的結果。相反，當前張晉創和阮晉勇雖同屬南方派，而兩人在政壇上卻是多年的競爭對手。目前，隨著統一後一代逐漸走上高級崗位，“北方派”和“南方派”這一特定歷史時的區分毫無疑問將日趨消失，而這又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雙向制衡戰略的延續。

　　目前，越共內部世代交替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隨著阮富仲、阮生雄、馮光青等留學東歐等北方派高層的逐漸退休，以范平明、武德儋、阮清毅等留學歐美的年輕一代的成長，以及越南全面融入國際戰略的進一步推進，則越南維持雙向制衡戰略的內部基礎在日益受到侵蝕。十二大之後，越共高層的兩種力量依然可以保持相對的平衡，短期內雙向制衡戰略不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但從長期來看，隨著十三大上老一代的“北方派”的徹底淡出和越共世代交替的徹底完成，以及越共政治革新的進一步推進，從越共內部力量對比來説，維持雙向制衡戰略存在內部結構很可能失衡。屆時，如果中國在亞太至少是南海區域內不能佔據有效優勢，越南在中美之間的“雙向制衡戰略”很可能被借助美國維持對華戰略均勢之戰略所取代，中越關係的親和度將大不如前，維持中越關係的難度和代價無疑都將大大增加。（趙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