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能否走出民粹困境

　　房寧：民粹未必就是“草根”

　　對民粹主義的含義，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理解。過去一般認為民粹主義是與中下層、“草根”聯繫在一起，但現在似乎需要有一個重新定義或認識。比如很多人將特朗普的勝選歸結為民粹主義，但今年我們觀察美國大選時發現，如果按照收入對美國社會進行階層劃分的話，特朗普在相應六個階層中的支持率是均勻的，説明他的選票並非“窮人化”的。

　　這是不是説民粹主義有點形態上的變化呢？我的看法是，今年確有民粹主義，但這種民粹主義和過去比較下層的草根社會階層不太一樣，可以概括成經濟全球化、金融化帶來一系列結構性變化，原有主流社會群體隨之被邊緣化，於是他們變得不滿甚至憤怒。在今年美國大選中，不管支持哪個政黨，投票選民的60%以上都認為美國的方向錯了，他們對社會的認同出現了瓦解，對政治正確性開始懷疑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民粹主義。

　　也就是説，現在的民粹主義是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以後，原來社會主體所呈現出的一種狀態。因此，現在的民粹主義或許就是過去意義上的所謂主流。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描述和理解民粹主義的話，那麼世界政治想要走出這種民粹困境將會很難。事實上我們可能正在進入這樣的困境，它才剛剛開始。(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喻國明：民粹是精英掩蓋焦慮的藉口

　　我不認為存在民粹主義這樣一種現實。在互聯網背景下，精英階層面對話語權旁落的歷史性趨勢産生焦慮，因而找了“民粹主義”這樣一種藉口。媒介即信息，任何一種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出現，真正價值並非帶來新的傳播通路和手段，而是使社會資源重新連接，權力重新分配。從這個意義上講，互聯網帶來的最大改變就是激活了個人，使每個個人成為主體，整個社會權力開始向這方面轉移。

　　在此背景下，作為社會治理方式的精英政治那套開始難以為繼。這就出現了新媒體賦權的説法，其實質是關係賦權，誰能用新的模式、邏輯、手段來激活、整合、運用這種關係，誰就成為新的社會力量代表。這就是今天為什麼人們覺得有民粹這樣的現象，其實它是權力在下沉後以一種新形式加以表達的結果。

　　有人説過去傳統媒介像男性性格，互聯網更像女性性格。過去那種社會性機構傳播的社會連接，有商業規則或行政規則管它。但現在當個人成為社會連接主體時，僅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影響和聚合它已不奏效，非理性非邏輯因素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傳統精英階層的權力運行邏輯中缺少這種非邏輯非理性成分，因此他們必須要有巨大轉型。

　　當然，理性的力量仍然非常重要，社會治理是專業程度非常高的事，永遠需要精英操作和指導。但它今天必須加上非邏輯非理性的力量來形成情感認同、關係認同，以此贏得人心、獲得信任，這樣才能獲得話語權和影響力。(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執行院長)

　　喬良：全球政治困境導致民粹的興起

　　民粹主義實際表現為反主流主義，因為反主流主義總要尋找和利用支持它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一般都是社會中下層。但民粹主義的代表從來都不是草根而是精英，他們是利用“草根”來達到自己的訴求和目的，儘管他們的訴求也迎合了草根階層的利益。特朗普的勝利，就是他成功利用了民粹主義工具，動員了美國中下層人群。

　　世界政治能否走出民粹主義？我認為很難。原因首先在於並非民粹主義導致全球政治困境，而是全球政治困境導致了民粹主義。當今全球政治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推動的美元全球化走到盡頭的結果。當全球資本每年流動規模高達兩千多萬億美元，而實物GDP只有七十多萬億美元時，這樣的全球化必然導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其結果就是南北對立和貧富分化。貧富分化不僅出現在弱小破碎的國家，在富國同樣出現這種現象，這就形成了各國民粹主義的基礎。

　　面對民粹主義困境，特朗普開出的藥方全部是維護美國利益，是以犧牲別國利益為前提，包括中國的利益。如果中國和其他國家對此進行反制，就都不可避免地要動員本國民粹主義做工具。如此一來，世界政治又怎能走出民粹主義困境呢？

　　要走出這個困境，根本上還是需要解決南北對立、全球貧富分化問題。而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認識到，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新時代。互聯網從本質上而言就是去中心化，支持多元化、多極化世界的，人類只有借助這一工具，才能有效化解南北對立、貧富分化問題。(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少將)

　　蕭功秦：別把左右之爭理解為民粹與精英之爭

　　把特朗普當選視為“民粹主義的勝利”，這是源自西方主流話語的一種令人懷疑的説法。事實上，西方學術、傳媒精英中的主流思潮是奧巴馬、希拉裏所代表的左翼激進自由主義，由於特朗普反對左翼激進主義，所以被認為是“反精英主義”，而“反精英主義”就被方便地貼上了“民粹主義”標簽。實際上，特朗普的政治主張屬於右翼保守主義。他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為左翼激進自由主義的政治長期以來帶來以下災難性後果：

　　一是左翼主張全球化，從而造成美國就業機會和資本外流，以及工業空洞化，1/3美國人生活在溫飽和貧困線以下。二是左翼的平權運動，向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進行福利傾斜，負擔轉嫁到中産階級身上。三是移民邊界開放政策，導致美國社會內部文明、文化、種族的衝突日益加劇。四是左翼充當美國民主的國際憲兵，輸出“普世性”民主革命，造成美國國家經濟負擔日益沉重。

　　正是美國人民在政治鐘擺效應的支配下，進行自我修復，最終選擇了保守自由主義這一派。特朗普和希拉裏之爭，不應該簡單地理解為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之爭，這樣做只會模糊問題的本質與焦點，而應該理解為是美國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之爭、右翼和左翼之爭、務實派和理想主義之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談論特朗普時最好不要再照搬民粹主義這個詞。(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張樹華：借助民粹思潮是飲鴆止渴

　　對於民粹，我認為不要用“主義”，要用“思潮”，因為民粹思潮不像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那樣，它並無統一政治指向和價值內核。民粹思潮在2016年變成國際性的政治現象，它由少數國家的內政問題，或是過去通常發生在弱國的現象，蔓延到英美等西方政治世界。我們要認識到，民粹思潮氾濫具有特定社會土壤，但它只是一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現象，終會過去。

　　對一國發展而言，民粹思潮是雙刃劍，借助民粹思潮往往是飲鴆止渴，只為獲得短時利益。民粹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將在一國內部引發衝突，很可能會導致右翼強權。當年葉利欽就是靠民粹思潮反特權、反蘇共、反蘇聯上臺，然而後來普京上臺又不得不通過權威主義來整頓秩序。

　　按此邏輯，我想特朗普上臺後也不會那麼容易，因為美國面臨很多問題不是靠民粹能解決的。民粹容易造就破壞者和革命者，但很難涵養建設者。真正的政治領袖即便是借助民粹上臺，之後也要暫時放下民粹的工具，轉而在經濟或政治上做些踏踏實實的事。今後需特別注意的是，極端民粹思潮往往用排外主義等口號去解決內政問題，這很可能引起國際政治衝突，甚至可能爆發戰爭。(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

　　潘維：對“變化的時代”要有心理準備

　　關於民粹主義，我談三點。第一，民粹主義(Populism)在英文裏是好詞，對應“精英主義”，但在漢語裏是個壞詞。原因在於當年列寧對俄國民粹主義者的批判，我國政治學界對這個詞的理解受此影響。

　　第二，這場從歐洲到美洲的民粹興起原因是生産方式的變化，第三産業佔據經濟主導地位，導致生活也發生變化。新興行業的精英大談技術的未來，使傳統行業從業者甚至過去的精英感到失落。事實上，他們與新興行業從業者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最後，變化導致時代高度變遷。整個19世紀是第二産業取代第一産業，歐洲取得勝利。但這種勝利本身又在歐洲內部引發劇烈鬥爭，仍處於第一産業的國家也捲入這場鬥爭，結果40多年內打了兩次世界大戰。今天的困境是否比昨天的更難？我覺得不一定。這就是變化的時代，不確定性是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我們要做的是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好心理準備。(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本文未經作者復核)

　　秦暉：罵民粹不如反思全球化

　　特朗普當選到底與“民粹主義”有多少關係？美國歷史上不是沒有民粹，但特朗普很難説是。他在資金與媒體上都不佔優勢、主流政界財界學界都不支持的情況下，按美國的民主規則勝出，但這並非民粹的勝利，相反卻是“民主派”的失敗，因為他的主張是過去民主政治中主流的左右派都不能接受的，多處突破了底線。這是怎麼回事？

　　對於民主，存在兩種批評：一種是民主虛偽論，説西方搞的民主是假的，是被金錢操控、被媒體愚弄的。還有一種是根本否定民主，百姓很愚蠢，社會就應讓精英來管。“特朗普現象”出現後，批評民主虛偽的聲音有可能式微，但説民主本身不行的聲音有可能會長起來。

　　這事怎麼解釋？不能説美國選民原來聰明，現在突然變笨了。只能説這個世界正面臨一系列新問題，這些問題美國民眾以前沒遇到過，美國精英以前也沒遇到過，甚至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以前也沒遇到過。怎麼對待未來？其實主要就是全球化的問題，如何對待全球化25年的進展的確需要深度反思。這遠比罵民粹主義更重要。(房寧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