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面從嚴治黨緊緊抓在手上

　　【治國理政新思想新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關於<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的説明》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政治生活出現許多新氣象，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全黨全社會高度認同”，在於“我們把全面從嚴治黨緊緊抓在手上”。“把全面從嚴治黨緊緊抓在手上”，既是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對全黨提出的明確要求。

　　抓緊營造良好政治生態

　　環境造物。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什麼樣的人。政治生態作為政治生活狀況及政治發展環境的集中反映，無疑是影響黨員幹部思想觀念和行為，從而影響黨風政風的關鍵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人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教訓十分深刻。“這就使我們認識到，要解決黨記憶體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我説過：‘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須有一個良好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污濁，從政環境就惡劣；政治生態清明，從政環境就優良。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新的舉措加大管黨治黨力度，正風肅紀、標本兼治，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不斷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制機制，層層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黨內政治生態日漸清朗。同時，也要看到，雖然黨記憶體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很多得到了有效解決，但一些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問題解決得還不徹底，一些問題還可能再冒出來。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腐敗活動並沒有絕跡，在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還需要進一步構建。

　　營造良好政治生態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謀劃，多方面著力，但根本途徑是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

　　思想建黨對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具有基礎性的潛移默化作用。堅持思想建黨，可以使黨員不僅在組織上入黨，更從思想上入黨。只有思想自覺才有行動自覺，思想一致才能行動一致。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只有理想信念堅定，我們黨才真正有力量。抓思想建黨的著力點是抓理論武裝。《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堅持不懈抓好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自覺抓好學習、增強黨性修養。”

　　制度治黨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黨的建設領域的體現和運用。制度建設對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具有關鍵作用。鄧小平同志説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是從制度上進一步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重大舉措，通過完善規範、健全制度，紮緊制度的籠子，把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規範化、制度化，落到實處，為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奠定制度基礎。

　　抓好黨內政治生活

　　《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開宗明義提出“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準則》同時指出，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嚴肅認真開展黨內政治生活。

　　一直以來，我們黨始終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作為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提高凝聚力戰鬥力的重要途徑，堅持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作為黨的建設重要任務來抓，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基本規範。

　　在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狀況總體上是好的。但不可否認，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和不正常現象，黨的建設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之道，就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作為重要“抓手”。《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為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基本依據。

　　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首要任務是堅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産黨人的精神之“鈣”，缺鈣就會得“軟骨病”，不可能有凝聚力和戰鬥力。一些黨員領導幹部腐敗，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無不與理想信念動搖或缺失有關。所以，開展黨內政治生活，必須從堅定理想信念做起，不斷加強理論學習和黨性鍛鍊。

　　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必須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作為重要目的。全黨必須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嚴明黨的政治紀律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基礎。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黨內決不允許存在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

　　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重在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著眼于解決現實生活中發揚民主不夠、“一把手”集中過頭等問題，各級黨委（黨組）必須堅持集體領導制度，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反對“一言堂”“家長制”，不準把分管工作、分管領域和地方當作“私人領地”，不準搞獨斷專行。

　　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還必鬚髮揚黨內民主和保障黨員權利，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嚴格黨的組織生活，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抓實黨內監督

　　黨內監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加強黨內監督是從嚴治黨的題中應有之義和重要抓手。歷史經驗表明，任何權力沒有有效監督都會導致腐敗。任何組織缺失監督機制，必然一盤散沙。從嚴治黨要求從嚴監督。抓實黨內監督，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把黨內監督工作抓具體、抓深入，層層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

　　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和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一些黨員、幹部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鬆弛，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幹部不嚴格執行黨章，漠視政治紀律、無組織無原則。種種問題的發生，無不與管黨治黨寬鬆軟密切相關。在黨內監督方面，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等監督不到位、抓而不緊、抓而不實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根本上解決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管黨治黨寬鬆軟的問題，把強化黨內監督作為黨的建設重要基礎性工程，使監督的制度優勢充分釋放出來。”

　　誠然，加強黨內監督，一方面要有嚴格的制度。嚴格的監督離不開嚴格的制度，沒有約束力的制度無異於沒有牙齒的老虎。《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作為一部有硬度的黨內法規，明確了黨內監督的任務、內容、重點對象和相關要求；強調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提出建立健全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另一方面，制度必須落實到位。有硬度的制度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在於制度的落實有沒有力度。落實不到位，制度就會流於形式，失去其應有的約束力，甚至成為不起作用的“稻草人”。只有全面嚴格地落實制度，使不接受監督的黨員付出相應的代價，才能形成敬畏制度、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的氛圍，制度才能真正發揮“熱爐效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規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貫徹執行法規制度關鍵在真抓，靠的是嚴管。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必須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貫徹執行。”

　　抓實黨內監督，還必須重點發力。黨內監督的重點對像是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監督，黨內不允許有不受制約的權利，也不允許有不受監督的特殊黨員。

　　抓住“關鍵少數”

　　黨要管黨，首先要管好幹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從嚴管理幹部，堅持以上率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鮮明特徵和成功經驗。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做出樣子，下面就會跟著來、照著做。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全面從嚴治黨要抓“關鍵少數”，突出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這個重點。

　　全會強調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序言中就明確指出，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關鍵是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在結尾處再次強調，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要從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做起。

　　強調領導幹部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全會強調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範。關於堅定理想信念，除了普遍性要求外，突出強調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以實際行動讓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關於黨群關係，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多到條件艱苦、情況複雜、矛盾突出的地方解決問題；下基層要接地氣，輕車簡從，了解實情，督查落實，解決問題。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面，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帶頭從諫如流、敢於直言，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示範行動引領黨員、幹部。在保持清正廉潔政治本色方面，要求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帶頭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在黨內監督方面，把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作為重點監督對象，強調中央委員會成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央政治局委員應當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帶頭樹立良好家風，領導幹部要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虛心接受群眾批評，等等。

　　“風成于上，俗化于下”。六中全會強調抓關鍵少數、以上率下，意義重大。在全黨8800萬名黨員中，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雖然人數不多，但作為治國理政的骨幹力量，在“領”黨風政風之先、“導”社會風氣之向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全面從嚴治黨，突出從嚴管理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無疑是抓住了重點，抓住了關鍵。

　　（趙長茂，作者係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