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之於全球金融治理變革的多重意義

　　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

　　從倡議、籌備、到明年1月成立，亞投行的正式啟動標誌著全球金融治理一個新的里程碑。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格局劇烈變革，全球經濟金融進入大挑戰、大變革與大調整的新階段，國際金融秩序亟待重塑。

　　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重點在於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總數達到57個，涵蓋亞洲、大洋洲、歐洲、非洲、拉美等五大洲，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在新加坡共同商定高品質的《亞投行協定》文本。中國倡導亞投行遵循開放的多邊主義，並按照先域內後域外的原則，向亞洲以及其他經濟板塊開放。事實上，包括亞投行的目的和使命、成員構成、股權分配、組織結構、治理框架等等都遵循現有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規範運作和標準，力圖打造一個包容、開放、透明的全新金融機構。

　　亞投行對於全球金融治理的 衝擊更多地是觀念層面上而非實際意義上的衝擊，其全球金融治理意義則是增量上的改革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貢獻和改變。長期以來，全球治理框架是以G7為核心，以美歐等發達國家為主導,以美元霸權為特徵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無論是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還是發展領域都深深帶有“一超獨大”的色彩。

　　從舊的全球治理體系的“硬核”來看，多半始於二戰結束或冷戰時期，比如，在貿易領域主要是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中心，以各種區域性貿易制度安排為輔的全球貿易治理機制；在金融領域主要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中心，以金融穩定論壇(FSF)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為監管等形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機制；在發展領域主要是以世界銀行(WB)為中心機制，以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地區性發展銀行為載體的全球發展治理機制。而這些全球治理框架下的機制設立基本上都是遵循“華盛頓共識”，並且由美歐等發達國家所主導，發展中國家群體話語權嚴重缺失，全球治理結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原有國際組織已不能承擔全球治理重任，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架構，來反映“公平、共贏、利益”與風險共擔的全球治理新理念。2008年之後，全球金融版圖發生重大變化，在化解危機的巨大壓力下，全球經濟的核心治理機制實現了從G7時代向G20時代的突變。而亞投行立足於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最終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的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更可以視為開創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點。

　　金融利益分配失衡問題的解決是重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核心。近年亞洲地區積累了大量金融資源，單從外匯儲備資産規模看，約佔全球的三分之二。然而，這些資本卻配置在大量低收益美元資産上。在1952到2014年間，美國投資者持有外國資産的平均收益率是5.72%，外國持有美國資産的平均收益率是3.61%，這種差額收益率産生的原因既包括由於美元資産的低風險導致的，也包括在當前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不斷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所産生的估值效應所導致的。

　　另一方面，從亞洲的情況看，同期亞洲國家基礎 設施投資的總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因此，亞投行的成立不僅可以為亞洲經濟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長期的金融的支持,成為構建亞洲內部儲蓄—投資轉化機制的重要平臺，也利於夯實作為經濟增長動力引擎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將將通過“杠桿作用”，提高貫通亞洲資本利用效率，從而促進區域內全方位的互聯互通建設。

　　亞投行的著眼點並不僅限于亞洲，更著眼于解決“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多邊融資體系建設。多邊融資不能緊靠幾個少數國家的財力、物力，要多元融合，相關國家政府、金融機構、私人資本要加大投資，共商融資大計，發揮政府性、政策性、開發性金融的優勢。同時，亞投行也要用好中國-東盟、歐亞、中東歐等二十幾個基金，以及新成立的絲路基金。鼓勵私人資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把公私合作模式（PPP）、建設-經營-轉讓模式（BOT）等有效組合，通過提高長期潛在收益提升私人資本參與，鼓勵民間資本、保險公司、社保基金、養老基金等機構參與絲路基金建設，引導商業性基金與社會基金共同參與。

　　而從長期看，亞投行的成立將深遠影響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從全球發展大趨勢看，一個覆蓋歐洲的人民幣貨幣互換網絡正在形成。事實上，在全球經濟、全球貿易出現區域化聯盟之後，金融和貨幣領域也出現以“貨幣互換網絡”為代表的區域化聯盟新趨勢。

　　近年來，全球掀起了貨幣互換的熱潮，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波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時候，各國中央銀行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簽署更加頻繁，這種以貨幣互換網絡為基礎的金融結構正成為一種新趨勢。當前，中國與歐洲、亞洲各國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核準人民幣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協定貨幣互換協議都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步驟。可以預計，亞投行成立後，會形成以人民幣為核心的融資機制和網絡，並加快人民幣逐步向國際儲備貨幣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