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何以一再喊話“城鎮化”?

2016-01-25 18:35:16|來源:中國政府網|編輯:杜軍帥

  城鎮化從來都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有著強烈社會伴生性的問題。與城鎮化相對應的,不僅有每年以億萬計的城鄉社會流動,更有一個國家長遠發展的預期目標,任何延宕,乃至扭曲,都是在錯失歷史機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月2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大釋放內需潛力。會議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發展最大的潛力所在。

  城市的燈火最是撩人。時至今日,無論是衛星雲圖上“北上廣深”連成一片的灼人光亮,還是中西部廣袤國土上顯得稀疏的星星點點,抑或是數目更為龐大、光線不無暗淡的小城鎮,城鎮化都已經成為這個國家全體民眾最強烈的願景。這一點,哪怕是最保守的質疑者,都無法否認。

  正因為城鎮化已經如此深刻地滲透進每個人的生活,成為其人生道路上或隱或顯的背景,也招致了很多調侃乃至不滿。最近幾日,因為臨近年關的緣故,很多城市又出現了幾乎持續全天的交通擁堵,那些人,那些車,就好像平地冒出來一樣,塞滿了大小街道。至於“長安居,大不易”之類的問題,更是老生常談,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拿出來翻炒一番。這樣的公共討論,好處是讓很多“要素”不斷在城市之間來回流動……

  作為人的一個生存空間、一種生存方式,城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公眾心心唸唸的“好的城市生活”,其實也正是總理念茲在茲的。

  現在再來講什麼“以人為本”,已經不會再引起共鳴。很簡單,這一理念早已成為現代社會運行中的“底線思維”,是一種共識。人生活的城市,無論是原住民,還是希望“融”進去的新市民,都是“本”,都是“核心”,都希望在新一輪的波瀾壯闊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成為被照拂的主體,得以更輕鬆的在城市裏生活。

  然而,一個老大的、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在這樣一個時代性的轉型中,必然面臨諸多有形無形的“絆腳石”,不踢開或者邁過這些“絆腳石”,一切都無從談起。畢竟,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而觀念意識、行政慣例、利益取向等方面的更易、變化,往往要難得多。李克強總理為何一再喊話,根源正在於此。

  如果説,2013年履任之初,李克強關於“新型城鎮化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的表態,更多意味著一個施政綱領的話,則其後幾年,每一次對新型城鎮化的推動,都是在一點一點逼近目標。

  制度層面的努力自不待言。從去年10月國務院通過《居住證暫行條例(草案)》,從法治層面最大限度釋放民眾的活力,到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對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的依法自願有償退出機制;從試點城市棚戶區改造,到全國範圍內加快城鎮棚戶區和危房改造,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可以説,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都是基於“人的城市化”這一基本命題。其後續效應將持續顯現。

  而在行政力量的有序推進上,總理的措辭也越來越嚴厲。其中固然有“改革等不得”的因素,卻也反映出地方性阻力乃至反彈之強烈。還是在前年,社科院測算出一個農民工進城的成本,大意是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的城鎮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約6500億元。

  這顯然過於片面,並沒有考量農民工自身的付出。國家發改委官員早就指出,“農民工進城的成本,財政投入並不大。”只是,這樣的“科學”測算,顯然迎合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某種思慮。因此,在一些地方,儘管城鎮化口號喊得山響,而實際的“門戶開放”卻有限,廣大農民工依然處於進城無門的境地。據《人民日報》前兩天一篇報道披露,“有形的限制條件,無形的經濟負擔,潛在的成長代價”,都是農民工進城難的鎖鏈。

  也因此,此番國務院常務會議李克強的口氣越來越嚴厲,亦在情理之中。總理直指地方的敷衍與懶政:“千萬不能把過去的暫住證換個牌子,變成‘暫時居住證’,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他強調,“居住證要和若干相應的公共服務掛鉤,要有‘含金量’!”各地不能繼續觀望,而是應該抓緊制定相關實施細則。

  而在提及棚戶區改造時,總理甚至要求相關部門通過衛星遙感等方式進行排查。按説,地方上有沒有棚戶區,當然心中有數,為啥還要總理動用衛星排查呢?

  城鎮化從來都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有著強烈社會伴生性的問題。與城鎮化相對應的,不僅有每年以億萬計的城鄉社會流動,更有一個國家長遠發展的預期目標,任何延宕,乃至扭曲,都是在錯失歷史機遇。

  眼下,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轉型升級的調整期。聽懂總理的喊話,實現積極的社會流動,關乎內需的釋放,更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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