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複製的學位論文，是怎樣矇混過關的？

　　近日，山東大學被爆出碩士論文抄襲事件。該校學生陳某寫于2013年的碩士論文《檔案開放利用與信息安全保障研究》，與安徽大學劉俊玲寫于2012年的《檔案開放利用的信息安全保障研究》高度雷同，摘要、關鍵詞、目錄近乎一致，正文部分也難以區分，連論文的致謝部分都只有導師名字的不同。

　　學位論文居然也敢全盤抄襲，且順利過關，這不免讓人在憤怒之餘，多有疑惑。就像其論文指導老師回應的那樣，“很納悶”。只是，不明真相的公眾可以“納悶”，而作為關聯人的導師也“納悶”，就未免讓人更加“納悶”。這樣一篇近乎複製的論文，究竟是怎樣矇混過關的？

　　眼下，山大已經正式回應抄襲一事，表示一經查實將撤銷授予該學生的學位，並重申該校對學位論文作假等學術不端行為“零容忍”。如此善後並不令人意外，不過，大家關心的是，學術界對類似的事件並未表現出過多的關注。

　　實際上，從其導師“納悶”的背後，若隱若現的，正是一種由來已久、習以為常的熟視無睹。抄了？呃！知道了。查重沒查出來，好奇怪……如此而已。相較具體的抄襲行為，這種熟視無睹的心態才是真正可怕的。

　　儘管一直不乏為精神産品抄襲辯護的意見，有專欄作家甚至表示，“文化和任何資源一樣，也必須循環再用。因為，我們的世界，已經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了，故事已經講完了。”但無論如何，一個無視乃至鄙視文化原創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保護原創，呵護創新，乃是文化得以傳承的根本所在。

　　即便是“循環利用”，也絕不可以大面積抄襲，那只意味著創造精神的萎縮與矮化。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會將抄襲視為一種傳承，思想與創意的開放共享，應該以清晰的知識産權為基礎，這是規則，也是文化。

　　一直以來，有論者在呼籲構建“學術共同體”，以制定規則，規範學術行為，約束學術不端，保護個體權利。現在看，如果我們連對待抄襲都缺乏共識，這樣的共同體又怎麼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學生寫論文抄襲，是為了獲取學位；老師抄襲，是為了職稱；官員抄襲，是為了職務……若都以這樣的“正常性”自辯，最終受損的只能是文化生態、社會生態。

　　很多人都強調，要依法依規嚴厲懲治抄襲，構建嚴密的查驗、問責制度等。這些都沒錯，但若想從根本上杜絕抄襲行為，還要在社會上培育一種有共識的恥感文化。只有明辨是非、明恥知恥、堅守底線，才有可能樹立健康、積極、不茍且的文化氛圍，進而對抄襲行為産生內在的約束。（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