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的未來在哪，中國的未來就在哪!

　　留守兒童，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並且人數還在迅速擴大……來自全國婦聯2015年6月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已達6102.55萬，其中獨居留守兒童已達205.7萬。這些孩子沒有完整的親情，得不到父母的關愛，很多人形容他們是“野草一樣成長”。

　　父母外出打工、自治組織的缺失、社會功能的不健全等因素，讓留守兒童處於“被遺忘的角落”。與同齡的城市孩子相比，他們精神上、心理上更容易存在問題，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缺少父母的關注和呵護，情感會變得豐富而脆弱——依賴性和獨立性、衝動性和理智性、自覺性和任性並存，極易産生認識、價值上的偏離，以及個性、心理髮展的異常。留守兒童的負面新聞也屢屢見諸報端。

　　2010年，陜西5個小學生相約喝農藥自殺，其中4個孩子是留守兒童；

　　2011年，西安藍田縣10歲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

　　2012年，浙江省玉環縣6歲留守女童看電影觸景生情慾跳海自殺；

　　2013年，江蘇盱眙縣兩留守兒童因缺乏父母關愛相約服藥自殺；

　　2014年，安徽省望江縣9歲留守兒童上吊自殺；同樣，2014年在畢節發生了5名流浪兒童在寒冷的冬天為了取暖死在了垃圾箱裏；還有女的留守兒童遭遇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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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應該享受父母關愛的年齡，他們的親情世界是缺失的，留守兒童這個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體，理應獲得更多關愛。留守兒童是整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不應該成為犧牲品的群體，他們承載了太多的不幸，已經成為中國不能忽視的問題之一。

　　1月27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曾經語重心長地對與會者説：“決不能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全社會關愛保護兒童的意識普遍增強，兒童成長環境更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此次意見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和其他兒童一樣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並明確了各級政府責任和明晰路線圖，就是相關的政策呼應。

　　對於此次《意見》的出臺，各方媒體也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新京報的社論《用監護“確責”讓留守兒童走進春天裏》重點關注了“不得讓不滿16周歲兒童無監護獨居”這一點，文中提到，“在這方面，父母的監護責任自然首當其衝。”父母外出打工也是為了家庭建設，終極目標還是為了給孩子提供一個遮風避雨的家；對父母而言，不能讓孩子脫離監護，成為“斷了線的風箏”。

　　但是由於城市的壁壘，一些孩子還是不能跟隨父母在城市定居，“其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流入地政府要降低進城門檻，儘量消減給農民工子女隨遷設置的‘梗’”。這就需要當地政府在子女就學、住房等方面放鬆限制，“建立以穩定工作和居住地為基本條件的就近入學政策，盡力減少依附於戶籍上的入學、就醫等政策壁壘。”最後，文中還提到，不讓兒童脫離監護需要家庭、社會和政府主體都要盡責，才能讓孩子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兒童》是京華時報的楊耕身寫作的評論文章，通過標題不難看出中心主題同樣是讓進城務工人員帶著孩子共同在城市生活，“因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家庭生活對兒童心理與人格的養成，也不會有任何關愛可以取代來自父母家庭的關愛。……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兒童，這就需要外出務工人員流入地城市或政府真正參與進來。外來務工人員流入地通常更具有經濟與資源的優勢，有能力給予外來務工人員更健全的福利與生活保障。”

　　對於作者的提出的“外來務工人員流入地通常更具有經濟與資源的優勢，有能力給予外來務工人員更健全的福利與生活保障”，此判斷作者不敢茍同。“有能力”並不等同於“我願意”，很多城市的管理者歡迎進城務工人員建設城市，卻不想負擔相關人員的進城成本，以及讓他們享受城鎮居民的同等待遇。

　　人民日報的評論版《別讓“留守”固化為成長標簽》則重點放在了“如果沒有全體農村留守兒童的幸福，數千萬個普通家庭的小康就會打折扣”這一點上，“保護兒童的健康成長權利，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逐步夯實的價值認同，更是中華文明流淌著的文化血脈。” 同時，對於城市改革、包容度，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城市也應更加包容，為農民工築夢城市降低門檻，想方設法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讓他們有能力將孩子安置在自己身邊。”

　　在畢舸的評論文章《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裏面，則提到了“減少留守兒童還需激活更多的公民權”。一紙戶口的隔離，讓城市、農村孩子成為兩個世界，外來打工人員和戶籍人口在子女教育、公費醫療等公共資源的不平等，更讓城市務工人員的生活雪上加霜。

　　另外，“留守兒童指向的是更深層次的代際不公”，缺乏親情和關愛是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他們在啟蒙階段良好教育無法與城市同步，疾病困厄不能得到足夠救助，因為留守兒童在起跑線上已經輸了，這種不公會形成代際傳遞。

　　熊丙奇的文章《打通隨遷子女城市入學之路》裏面，則從很小的入口著手，重點放在隨遷子女的入學之路上，他在文章裏提到了三點解決之道：一是經費問題，“解決隨遷子女問題，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費用，中央財政進行適當的獎補，這一經費政策，導致地方政府接受隨遷子女越多，投入的教育經費也越多”；二是大城市人口膨脹壓力問題，大城市的城市管理者擔心解決隨遷子女入學，會讓城市變成“教育洼地”，加速人口流入，變相抬高了入學門檻，所以制定和改變政策非常重要；三是中高考制度的不對接，作者主張“改革中高考制度，取消高考按戶籍報名制度，實行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市考試、錄取的自由高考，這是擴大教育公平、高考公平的必由之路。”  

　　造成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源不是家庭，而是整個社會的文明水準。都説“孩子是祖國的花朵”、“祖國的未來”，那些掙紮在失望中的留守兒童數以萬計，他們的未來在哪？中國的未來就在哪。（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