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剩男現象調查:農村離婚率已高於城市

　　（原標題：低處不勝寒）　

　　2015年夏季的一天，豫中河口鎮村民錢貴的母親接到兒媳婦的長途電話：“跟你説實話吧，我不想跟你兒子過了，我另找了人，要留在城裏！”

　　錢母一下懵了。媳婦一向老實厚道，跟兒子結婚10年，已有一兒一女。這一年開春後，夫妻倆第一次去北京打工。“這才幾個月呀，怎麼突然就要扔下這麼大個家呢？”

　　在數千萬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中，這樣的故事幾乎每天都在上演。

　　“用術語説，這叫‘懸垂家庭’，即夫妻沒有離婚，也有孩子，但妻子在城市裏跟別人生活在一起，家人拿她們沒辦法。”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表示，在城鎮化過程中，這是常見現象。

　　懸垂一段時間後，女方大多會選擇離婚，重組家庭。中部地區一家市級法院曾對當地離婚訴訟情況進行統計，連續幾年，由女方提出的訴訟佔70%以上，而且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後要求離婚的。

　　錢貴也預感到自己的命運。這個今年已經32歲、帶著兩個“拖油瓶”的男人，很可能從此淪為光棍兒，加入到日益龐大的農村剩男隊伍中。

　　剩女與剩男

　　“如果我不走，就要捲入無休止的相親中，説不定就一輩子留在農村了”。大半年前，魏紅薇從甘肅定西農村老家偷跑到了省會蘭州，心裏滿滿的都是獨立和自由。

　　魏紅薇在城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廳當迎賓，來來往往的客人幾乎都會在進出時跟她聊幾句，大多是“三個終極問題”：多大，哪來，結婚了沒。

　　儘管城市讓她有時候頭暈目眩，但魏紅薇與母親那一代人不同了，她不只是來掙錢的，她希望留下來。一場與城裏人的婚姻或許是她改變命運的重要機會。

　　魏紅薇的城市夢常會被大家嘲笑，“那麼多白富美都還剩著呢，城裏人怎麼就能看得上你？”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30歲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增長近一倍，其中絕大多數生活在城市。

　　然而魏紅薇有自己的想法，她説，她的要求並不高，只是希望能留在城裏，而且在姐妹們的議論裏，也不時聽到成功的例子。

　　事實上，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還顯示，29歲至65歲的人群中，城市男性結婚率始終高於農村；另一個數字是，同年齡段的城市女性未婚率高於城市男性。

　　雖然城市裏未婚女性富餘，但現實中農村男孩要靠一紙婚書留在城裏，更像是天上掉餡餅。2013年，家住甘肅慶陽大山裏的董超一度覺得餡餅掉在自己頭上了。

　　那一年，董超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女孩，女孩自稱父母是甘肅平涼的房地産老闆，兩人在網上聊得很投緣，私定了終身。雖然有點像做夢，但事情的進展卻很真實。

　　當年10月，董超父母來到平涼訂婚。雙方父母也聊得很投機。女方父母還贈送了項鍊給董超母親。從平涼回來，董超母親十分驕傲地告訴鄉親們：“我家孩子娶媳婦進了城，不僅不要彩禮，還送了房子。”

　　1個月後，女方父親打電話給董超的父親，説房子裝修好了，還差7萬元，希望能支持一點。“當時我爸媽就想，反正也是為了兩個孩子好，想都沒想，就打過去了。”董超説。

　　可就在打卡過去的第二天，女方全家就人間蒸發了。董超這才醒悟，這是一場騙局。“沒臉見人，就是個天大的笑話。”夢醒後，董超在外打工流浪了兩年才敢回到村裏。

　　“當前無論是誠市和鄉村都存在‘婚姻賤農主義’傾向。農村在我國的文化語境中一直代表著落後、愚昧，農村人進城後,這種觀念更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認為，城市女性即便看不上城市條件不好的男性，也不會下嫁到邊遠農村，因為這不符合社會的流行觀念，也不符合年輕女性的價值取向。

　　“新農女”

　　馬燕是村裏最“潮”的姑娘。在蘭州最繁華的西關十字，她是舞池裏的公主。她習慣頂著厚厚的粧，把自己的隴東口音藏起來，除了不經意間偶然的暴露，很少有人能猜出她從哪兒來。

　　在這裡，她是另一個自己。

　　短短20分鐘，酒吧裏跟馬燕搭訕的男士就有3個。精緻的裝束下，沒人發現，自稱“莎莎”的馬燕7年前才從大山裏走出來。

　　在漂泊的日子裏，她幾乎幹了所有能幹的職業：服務員、美容技師、售貨員、酒吧侍應，絕大多數都是城裏姑娘覺得收入少、不體面的工作。在經濟快速發展中，城市提供了太多的就業崗位，只要不挑剔，生存的機會比農村多得多。

　　在酒吧工作的日子裏，馬燕發現只要穿著得體，少説話，陌生人會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尊重。她學會了化粧，學會了在網店買衣服，學會了普通話，還學會了抽煙。

　　7年裏，馬燕在城裏換了5個男友，她説，如果找不到愛情，就追求能留在城裏的婚姻吧。在走馬燈式地換了多個男友以後，馬燕還是覺得自己要找城裏人，即便不是什麼高帥富，自己孩子的命運或許能因此轉折。

　　對於錢貴的妻子趙明明來説，城市的誘惑來得更急促。

　　在來北京之前，她只去過一次縣城。錢貴家開了一家澡堂，他還有一手家傳的廚藝，有時也會被村民請去做婚宴或喪事的廚師，小兩口的日子過得很平靜。

　　兩個孩子上學後，經濟吃緊，趙明明和錢貴決定一起外出打工。他們在北京的一家餐廳找到了工作，錢貴在後廚，趙明明在前臺做服務員。到京不久，趙明明就被餐廳一個男廚師看上了，這個來自河北保定的“城裏人”，大膽地向趙明明示愛。

　　趙明明心亂了。錢貴是個老實人，但不愛交際，因為長期自我封閉，還養成了酗酒的毛病。相較錢貴的內向，保定廚師要活泛得多，而且有情趣、懂生活。經過幾番掙扎，趙明明開始偷偷跟廚師一起去看電影，逛公園。

　　錢貴發現了妻子的變化，勸阻無效，怒而獨自回到家中。從此趙明明便不再跟錢家人聯繫，過了兩個月，趙明明給錢母打電話攤牌，稱自己不再回家了。

　　其實在很多專家看來，像魏紅薇、趙明明這樣的90後“新農女”，她們大多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幾乎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産，農村社會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在她們身上也少有體現，眼界的開闊和經濟的獨立，讓她們更多選擇了“個人本位”的生活態度。

　　中國一直有“向上婚”的傳統，在城市化過程中，“新農女”希望通過婚姻來改變社會地位，這種願望變得更加普遍和強烈。“從女性解放的角度看，這是一種進步，她們有了更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可能。”華中科技大學人口所研究人員石人炳説，“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由於受不健康思想的影響，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價值取向發生了偏離, 道德觀念淡薄, 開始追求以物質享受為基礎的‘實惠婚姻’。”

　　剪刀差

　　“蘭州，總是在清晨出走；蘭州，夜晚溫暖的醉酒……”馬燕很喜歡哼唱這首在當地年輕人中傳唱度很高的歌，她也迷上了城市裏五光十色、如夢如幻的生活。現在，在拉麵館裏，她會利索地跟夥計説：“二細，辣子多些。”猶如一個“老蘭州”一樣。

　　“我已經不想回去了”，大半年的時間裏，魏紅薇也少了剛到城市的懵懂，多了一分堅持。進入臘月後，魏紅薇已經多次接到家裏的電話，讓她回老家結婚。她並沒有告訴家裏，她在城裏找了男朋友。她甚至決定，春節不回家。

　　對馬燕和魏紅薇這些90後來説，城市的生活就像一塊吸鐵石，滿滿的誘惑與新奇，她們不知道國家統計局剛剛發佈的公告，2015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她們更多的是愛上了在這裡的感覺。

　　馬燕説，網上買衣服，不管天南海北哪個城市，送到蘭州也就一兩天，可要送到老家的大山裏，幾乎就是天方夜譚，很多快遞公司最多也就送到縣城。

　　然而，在城市待久了，“新農女”們就會明白，從農村通向城市的道路，需要決心、恒心，甚至是狠心。

　　梁麗麗的丈夫和她的父親一般大。這個來自贛南的女孩在自己23歲時，嫁給了一個大她20歲的廣東人。她説，自己可以少奮鬥30年。

　　2012年，梁麗麗從江西來到東南沿海。她只要一説話，誰都知道她是個外來妹。“買個肥皂最好都要説當地話，時刻都在提醒自己與這裡的距離”。

　　為了融入當地，梁麗麗從粵語歌開始學，和粵語説得好的同事多聊天，慢慢克服了語言障礙。

　　可就算學會了説話，可漂泊感從未遠離她。梁麗麗在朋友圈裏寫道：“這個城市沒有草長鶯飛的傳説，它永遠活在現實裏面，快速的鼓點，匆忙的身影，我不知道我是誰。”

　　最終，一個機會給了她一個身份。

　　2013年，梁麗麗兼職給本地人打掃衛生，一次50元。因為打掃衛生時，家裏要有人，打掃完畢，家裏的男主人經常留梁麗麗一起吃晚飯。幾次聊天后，梁麗麗才知道眼前這個中年男人妻子因車禍去世，如今孤身一人。“我覺得我們是互相需要的關係，他需要人陪，我想要身份”。

　　當時，梁麗麗其實早已經和別人有了婚約，對方是個歲數相當的小夥兒。梁麗麗不是沒掙扎過，可感情和虛榮填不滿城鄉間巨大的鴻溝，也替代不了身份後面那些教育、醫療和文化等方面的福利。

　　儘管父親覺得這樣失信於人，極力反對，但梁麗麗最終還是毀了婚。這件事幾乎遭到了全村人的譴責，但在跟家裏大鬧一場後，梁麗麗絕然地離開。

　　劉燕舞曾就城市與光棍的關係做過一個有趣的觀察。他在山東青州調研時發現，離市區最近的一個村莊，光棍始終是個位數，幾個有殘疾的男性村民也從偏遠村莊娶到了媳婦；而離城區越遠，村裏的光棍數量也越多。“即便同個村莊也有差異，靠近公路的村組的光棍數量要明顯少於其他村組”。

　　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巨大的落差在婚姻市場上也形成剪刀差：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30歲以上的人群中，農村男性未婚率始終高於城市；而45歲到49歲“鐵桿剩男”年齡段的比例，城市是1.97%，農村是4.29%，高出1倍多。專家預測，2016年揭曉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這個剪刀差將會更加驚人。

　　落跑妻子

　　接到趙明明的電話，錢母立即去找媳婦娘家人，畢竟還有一雙兒女，“大的9歲，小的7歲，乖巧得很，當娘的咋割捨得下？”

　　用孩子當籌碼來拯救婚姻，這是許多懸垂家庭最後的手段，但結果大都無濟於事。在趙明明沉默了幾個月後，錢家已經絕望，放棄這個媳婦了。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 婦女應該是比男人更顧家的, 特別是更眷戀孩子, 但為什麼我們的調查中高達87.5%的女性會不要孩子呢？”劉燕舞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這反映了一個深刻變化，她們的家庭幸福觀念已向個體幸福觀念轉變。”

　　母親的離開有時有預兆，有時悄然無息。

　　在最小的孩子40天的時候，甘肅慶陽佛殿灣村村民張志文的妻子給孩子喂好奶，又給另外兩個孩子買了點零食，然後將3個孩子關在窯洞裏，出門後她給張志文打了個電話，“我去城裏，不回來了”。

　　“我完全沒想到老婆會跑，更沒想過她會以那種方式離開。”張志文説，“她只帶走了夏天的衣服。應該往南方去了。”張志文現在還記得當時的場景，最小的孩子在哭，兩個大點的孩子坐在地上，吃著媽媽買給她們的零食。

　　在張志文以前的新房，全家福還挂在那兒。為了給張志文娶親，父親欠下了7萬元債，好不容易去年還清了，本以為一家人可以開始過安穩日子了，誰料禍從天降。

　　“老婆跑路在村裏是常事，村裏的拖油瓶有很多。”張志文説，“不敢帶媳婦出去打工呀，就是出去了，也要盯緊點，怕媳婦跟別人跑了。”在他家族裏同輩5個男青年，有4個老婆跑了。

　　跑出去一陣後，如果有了新對象，妻子們會回來辦離婚。華中科技大學人口所研究人員石人炳在調研報告中寫道：據在河南省部分農村的調查,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始，離婚情況明顯增多, 特別是90年代以來, 離婚數量佔到解放後50年離婚總數的近50%。在湖北省松滋市，2004年審理的714件離婚案件中, 女方起訴所佔比例高達75%以上，起訴的女方中，有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後要離婚的。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部分農村的離婚率已經高出城鎮水準。

　　“就全國而言, 婚姻擠壓風險主要由貧窮農村來承擔。城鄉流動加劇了貧困地區的婚姻問題和城鄉梯度婚姻的形成。”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説。據中國青年報記者查到的公開數據，由於同期群城鎮男性的再次擠壓，農村婚配困難的男性將達到15.03% 。

　　李樹茁認為，城鎮化所帶來的觀念變化，帶來的社會組織的變化，帶來的人與人關係網絡的變化，都是有益於農村青年的經濟家庭和社會地位。如果能把農村青年流動和城鎮化結合起來，權利均等化，服務均等化，對性別失衡問題是有幫助的。

　　在這位學者看來，如果農村人能享受到與城市相似或者相見的物質、醫療、教育、社保等，農村姑娘就不會如此急迫地要向城市裏流動。

　　“‘蘭漂’了這些年，一直也不知道跟誰較勁，也到了出走的時候了”。7年，攢了6萬多元，26歲的馬燕決定結婚，但不是在蘭州，而是回到家鄉的縣城，在家裏的張羅下，她也算是走出了大山，準備嫁給一個縣城裏的人。

　　梁麗麗在城市裏的生活已經安定，2014年，她給丈夫生了兒子。“過一段，我想把爸媽和弟弟接來一起住，或者攢夠了錢，在城裏給他們買套房。”

　　出乎意料的是，錢貴的妻子趙明明在今年春節前突然回來了，原來那個保定廚師的實力並不是想像的那樣，“他兌現不了承諾給我的城市生活。”趙明明説。

　　（宣金學、向楠參與部分採訪。應被採訪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