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大學何以對學生“照單全收”

　　由於長期以來國內高教界習慣於美國為師，對現代大學制度的發源地歐洲的情況反而了解不多，出於平衡性的考量，這一缺失應當早日彌補。本文以我目前供職的瑞士著名研究型大學日內瓦大學為例，給國內的讀者大致勾勒歐洲大陸高等教育的一些情況。

　　日內瓦大學創建於1559年，其創始人是歐洲宗教改革運動領袖約翰·加爾文。正因如此，日內瓦大學至今仍在新教神學和宗教史研究領域具有卓著的國際聲譽。目前，日內瓦大學是歐洲12所最優秀的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的成員之一，曾為世界貢獻了包括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在內諸多學術大師。由於位於瑞士法語區，故在2005年之前，日內瓦大學主要採用法國大學的體制；2005年以後在29個歐洲國家教育部長共同簽署的《博洛尼亞宣言》的作用下，歐洲大陸大多數知名高校的教育體系得以統一，形成了“學士－碩士－博士”層次體系，這也使得日內瓦大學的情況對其他同類歐洲大學也有了較好的代表性。

　　如德國和法國等鄰國一樣，瑞士的大學教育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寬進嚴出”的培養風格。瑞士本國的高中畢業生可以任意申請入讀瑞士國內的12所大學（含10所州立綜合性大學和兩所聯邦理工學院）。在專業選擇上，無論教育部門還是各大學均不設遴選機制，對獲得入學資格的學生“照單全收”。也就是説，無論學生想學習什麼專業，都可以在入學後進入相關院係學習。這種情況導致了金融、法律、管理等科系入學人數極為龐大，而我所在的社會學系在每年新生入學時則備顯“淒涼”。

　　當然，入得了學不代表能順利讀下來。熱門專業收錄的學生人數眾多，但由於設定了極為嚴格的考核體系，故淘汰率也是出奇的高。有一些專業的淘汰率甚至高達60％-70％，即大一入學時可擁有300~400名學生，而大一結束時則只能留下100余人。這些專業的學生學習強度之高、考試之密集與頻繁、競爭壓力之大，均非國內同類專業學生可比。我所租住的大學公寓，隔壁就住著兩位法學院的學生，他們幾乎每個星期都在準備考試，經常學習至深夜。

　　當然，被淘汰並不意味著被開除，在這一點上瑞士的大學比較人道。被淘汰的學生通常被默認為“不適宜學習該專業”而被允許重新進行一次專業選擇，當然此前的一年學歷就作廢了，要從頭開始學習新專業。但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也就是説，若學生已經因成績不佳而被淘汰過一次，他（她）就要確保調換專業後不能再被淘汰，否則就要退學，並且以後也只能進入比本科大學低一級的高專院校（haute école）讀書。於是，那些拿了“黃牌警告”的學生在重新選擇專業的時候，不會再一味扎向熱門專業。

　　寬進嚴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瑞士大學在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兩個維度上的兼顧。一方面，幾乎所有人都被賦予了獲准進入一流大學學習的機會；但與此同時，越是好的大學、熱門的專業，其精英教育理念越強，往往通過設立極高的門檻，來確保最終獲得學位的學生具備相應的能力。

　　與“寬進嚴出”如影相隨的，是相較中國更為靈活的學制。瑞士的大學施行學分制，在不換專業的情況下，修滿畢業所需的180學分通常需3年，但若學生中途因實習等緣故緩修某些課程，則可延遲至四年。碩士和博士的學制亦很靈活，學生和導師的自主性較高。我工作的社會學系，有博士讀七八年仍未寫完論文的，也有勤奮者三四年就通過答辯，在讀期間亦無中期考試一類的考核。當然，這樣靈活的學制有一個十分強大的制度保障，那就是在瑞士高等教育是免費的，學生只需每學期支付給大學一定數額的大學稅，作為自己使用大學各種場所設施的費用。不過，不少在讀學生對我抱怨：書本教材極為昂貴，必修課的教材每年都出新版，價格200~300瑞士法郎（約人民幣1300~2000元）。瑞士政府去年下半年開始削減對大學的經費投入，亦引發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的遊行抗議。

　　如果將大學教育視為一個“項目”的話，那麼中國大學對這一項目採用的是“過程管理”的手段，即通過一道一道嚴格的程式確保教育的最終品質；而歐洲的很多一流大學則選擇了“結果管理”的方式，在培養過程中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和空間，卻通過對最終成果的檢驗來“定生死”。總體來看，歐洲的絕大多數大學生似乎比中國的大學生要快樂得多，有大把的時間用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但一流大學的重點學科畢業的學生，卻均為貨真價實的社會精英，不但有過人的天賦和心理素質，而且極為自製和努力。

　　近年來輿論對中國高等教育詬病不少，其中有一些指責並不公正。畢竟與歐洲國家比起來，中國的人口體量和國民教育基礎均有十分顯著的差異。但歐洲一流大學對學生的培養方式的確有值得思考和借鑒的地方。教育應當首先追求機會的均等和公平，但教育並不必然就是培養程式化的、均質的人才，而應當給那些願意付出的學生以更大的空間。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