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思東委員：試點高校人才工資“上限”遏止惡意互挖

全國政協委員熊思東

　　“拿甲校開出的薪酬條件找乙校談，再回過頭以乙校的條件找甲校‘拉鋸’，甚至有些教師就這樣一年到頭什麼也沒幹，結果薪酬漲了兩三倍。”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在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提交提案，指出現今一些高校人才流動背後的弊病。他建議：要設置高校人才工資“上限”，防止人才因“頭銜戰”、“價格戰”引發惡意流動。

　　熊思東對澎湃新聞表示，現今的高校人才競爭中出現“唯頭銜論”傾向，即不顧本校實際需求、以“天價”從他校挖掘有“頭銜”的教師，結果不僅造成教師在本校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也容易使得被挖學校流失學術力量，造成學科“塌方”。

　　熊思東認為，高校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動本屬正常現象，有利於促進社會智力的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但“頭銜”高價爭奪戰，可能導致人才流動走向功利化，影響教育科研氛圍。

　　“唯頭銜論”造成人才“天價”競爭

　　近些年來，為鼓勵人才成長，振興中國高等教育，國家出臺多項人才計劃，由此也誕生了一批又一批有“頭銜”的教師，如“院士”、“長江學者”、“萬人計劃”教學名師等。

　　原本這些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動有利於促進高校人才隊伍的新陳代謝和可持續發展。但熊思東發現，近來隨著高校辦學競爭加強、各地“高水準大學建設”方案的落地及“雙一流”方案的實施，一些高校間的“人才爭奪戰”愈演愈烈，出現了高校之間惡意互挖人才的現象，甚至部分高校之間人才的競爭已逐漸演變成對上述“頭銜”的爭奪戰。

　　“有的高校人才流動很大程度上就只盯著你是不是院士，是不是長江學者，是不是優青”，熊思東表示，有些高校把攬進多少個有“頭銜”的教師作為自己實力的證明。

　　以蘇州大學為例，熊思東對澎湃新聞説，經過前十年的培養，該校有一批人才成長起來，獲得了某些頭銜。多年來這批人才一直很穩健地發展，但自一兩年前開始，就有一些人被其他學校以高價挖走。

　　熊思東覺得，這種現象很危險。一方面，他認為，“頭銜”只是對教師某一方面能力的肯定。“比如説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表明獲得者在某個領域科學研究卓有成效，但並不代表他們一定同時具備很好的教學教育能力。”

　　更何況，“在中國，大部分頭銜都是由自己申報、專家評審，有的情況下還限額申報。比如‘長江特聘教授’，是由教育部聘用，評選有嚴格的學校等級，主要在中央直屬高校，尤其中央直屬985院校，沒有名額限制，有些地方院校每年頂多一個候選人的名額。”所以，“未必沒有這些頭銜的人就沒有相關能力。”

　　重頭銜不重實際能力，重身份而不重引進單位是否能發揮作用，重數量引進不重學術生態軟環境的建設，熊思東認為這種人才流動趨勢十分令人擔憂。

　　“人才跟學校的適合度是很要緊的，需要什麼才會引進什麼，但現在有些學校，人才能不能完全發揮作用不管，能不能完全到位不管，只要有頭銜就招進來。”熊思東對澎湃新聞説，“看重頭銜不可怕，但唯頭銜論很可怕。”

　　另一方面，頭銜往往跟高薪相聯繫。熊思東説，近幾年他所在的學校，有好幾位教師是以150萬以上的“天價”年薪被挖走。

　　“有些高端教授離職時特別坦白，就説哪個學校許他更好的薪酬條件。”“人總是有進有出，這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有些人的流動不是基於工作環境或發展空間的考慮而是因為利益驅動。”熊思東表示，這種功利性的價值取向與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相去甚遠，不利於營造潛心教育科研的氛圍。

　　此外，更直接的影響是，這種高價“互挖”造成的人才流失，有時甚至是一個團隊的集體“出走”，給高校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常常是我們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資源、發展勢頭正好的學科，突然帶頭人走了。”熊思東對澎湃新聞説。

　　建議設置高校人才工資“上限”

　　有關部門已意識到上述亂象。2017年1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堅持正確導向促進高校高層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要求高校之間不得片面依賴高薪酬高待遇競價搶挖人才，不得簡單以“學術頭銜”、“人才頭銜”確定薪酬待遇、配置學術資源。

　　熊思東認為，教育主管部門這項及時打出的治理無序人才競爭的組合拳，業界普遍預期能起到降溫作用，但還期待更具操作性的措施。

　　他提出建議，要從國家制度層面為高校人才流動設置價格上限。“要有幾個原則，一個是不同區域不同薪酬體系，中西東地區的成本不一樣，薪酬標準也要不一樣；第二考慮學術貢獻性，聘一個院士和優秀青年不一樣；第三要考慮現有團隊的基礎水準，以標準倍率制決定各級教師薪酬。”

　　“現在的狀況是教師們望著他山還比這山高，有的就在甲單位乙單位之間展開薪酬拉鋸戰，拿著甲的條件去跟乙談，再拿著乙的條件跟甲談，結果一年到頭什麼也沒幹，薪酬就漲兩三倍。有的學校不想在這種拉鋸戰中敗下陣來，如此一來物價就被哄抬起來了。”熊思東對澎湃新聞説道。

　　當然，熊思東也明白，要立即施行價格上限措施也並不容易。因而，他建議開展試點，“我們可以從小做起，從某個省某個市做起，現在大家都是暗中較勁。”

　　“以前國家為了鼓勵學校建設人才隊伍，允許靈活機動，因人而異提高薪酬待遇，允許人才自由流動，但如果把這個政策用到極致，就是無法無天。規矩一定要有，比如你不能到中西部去挖人，這也是一種説法，我們應該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讓大家知道超出這個規定你就是違規的。”

　　但僅僅是設置價格上限也並不足以遏止“惡意互挖”人才的趨勢。熊思東補充建議，要加快人才市場誠信體系建設和人事仲裁機構建設。所謂高校人才市場誠信體系，是指以電子誠信檔案的形式記錄、記載和披露高校人才以及高校組織在人才市場的相關活動，並將此電子誠信檔案作為高等教育人才市場進行人才交換的參考。

　　“每個人才引進時都是達成共識、兩情相悅的，這當中就有一些學術承諾。有些人在利益面前不辭而別或者沒按合同提前打招呼，就是誠信問題。”

　　（原標題：全國政協委員熊思東：試點高校人才工資“上限”遏止惡意互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