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中國兩會的世界方位

　　3月15日，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中國兩會落下帷幕。縱觀13天會期中涉及的議題，從投資貿易到對外開放，從簡政放權到霧霾治理，從中美關係到全球治理……13億多中國人的選擇，與70億人的未來越來越息息相關。

　　如果説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由於歷史形成的差距，中國可以比較從容地從他人走過的道路中汲取教訓、借鑒經驗，那麼到今天，隨著中國實力和水準的與日俱增，我們逐漸走進全球發展的第一陣營，“到北京汲取智慧”“在兩會讀懂中國”，很多時候已不是一句客套話。環顧世界，西方國家陷入“新平庸時代”，經濟復蘇步履蹣跚，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治理挑戰接踵而至，在不確定性與日俱增的今天，“我們怎麼辦”，全球都在探尋方向、尋找答案。關注中國，成為世界各國關切自身利益的一種剛需。

　　中國對於一個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中美關係的底線是什麼？中國如何處理好對歐洲企業的市場準入、對外商投資給予對等性待遇？東南亞國家不願意看到中美在這一地區發生衝突，更不願意在其中選邊站隊，中國對於本地區的秩序和規則理想化的想法是怎樣的？為了傾聽中國主張，探尋中國方案，在兩會新聞發佈會、地方代表團開放日、“部長通道”上，到處可以見到扛著“長槍短炮”、舉著錄音筆，提前來排隊的外國記者，今年兩會的境外記者達1500多名，數量比去年增加約五成。難怪英國《衛報》發出感嘆：“兩會不再單純地關乎中國的國內事務，它們事實上成為一個全球大國處理全球事務的場合。”

　　“中國開放的大門會不會關上”，假如説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還主要停留在國家關係層面的話，那麼採訪兩會的外國記者所提出的問題，早已向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延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真正取得進展？一個以燃煤為主、汽車加速進入家庭的國家怎樣緩解環境壓力？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怎樣處理好福利和動力的關係？政府與市場、城市與農村、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張力，究竟靠什麼來緩解？逐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公平正義等精神層面的要求，該怎樣予以關注和滿足？這些問題，不只是中國的課題，甚至也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難題，即便是發達國家也為之頗費思量。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的挑戰；中國的選擇，更是世界的希望。

　　“現實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論”。只有深入到社會治理的具體層面，面對一個個真實鮮活的實在問題，人們才會發現，其實那些由意識形態差異而生的門戶之見、那些因彼此不了解而起的文明誤解乃至衝突，很多都是扭曲甚至荒謬的。僅有3000人的珞巴族，在兩會上也有自己的代言人；來自墨脫縣的格桑卓嘎委員曾在2013年提出加快西藏交通建設的建議，當年11月墨脫就結束了不通公路的歷史……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人正是通過兩會這樣的制度安排參與國家治理，創造了中國復興的奇跡。在越來越深入的了解當中，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已經為越來越多國家的人民和政治家所接受。

　　解開中國奇跡最深層次的密碼，研究中國共産黨是回避不了的課題。當中國在全球樹立起一種嶄新的治理樣態時，一些國家也渴望從中國掌舵團隊的思想中，探尋其發展前行的秘密。正如埃塞俄比亞駐華大使塞尤姆·梅斯芬所説，“中國共産黨認真踐行對人民的承諾，致力於建設偉大國家，這是中國發展突飛猛進的關鍵。”怎樣在堅持黨的領導下，讓國家制度既高效又靈活、既民主又集中、既多樣又團結，讓頂層設計落地生根，兩會這一中國最集中、範圍最廣的參政議政、政策宣示平臺，同樣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了解的契機。

　　有一種“新的可能”，叫中國。兩會的落幕，是這個國家一次新的揚帆。火車頭和壓艙石，是人們對中國的評價，更是世界對中國的期待。而作為生長在中國的每一個人，我們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朝著這樣的期待邁進的踏實一步。（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