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深圳高房價人才擠出效應： “深漂族”能者有其居

　　“如果沒有深圳的安居型商品房，我想我和妻子與廣大的深漂族一樣，肯定選擇租房。”今年33歲的梁衛平説，“對我們這種收入來説，如果房價很高，生活壓力是相當大的。”

　　2016年1月，梁衛平拿到了新家鑰匙，正式成為“有房一族”。這套位於深圳市龍崗區悅瀾山小區的85平方米安居型商品房，成為他們一家三口的安居之所。

　　“創新之城”深圳早在2004年就提出“人才強市”戰略，但近年來房價持續走高，讓不少在深圳奮鬥的年輕人深感壓力，高房價對人才的擠出效應也逐漸顯現。房子，在成為眾人口中談資的同時，也成為年輕人肩頭無形的包袱。攀升的房價、上漲的房租，讓每個年輕人都更加渴望有一個穩定的居所。

　　5800元/m2與21000元/m2 

　　安居型商品房向人才群體傾斜

　　“我們這兒是個商品房小區，一共有7棟樓，其中有兩棟是(開發商)配建的安居型商品房。”梁衛平説，“2015年時，小區裏商品房的價格是每平方米21000多元，而我們買的這套(安居型商品房)每平方米只要5800多元，而且能共享小區的配套設施。”

　　2010年深圳市《關於實施人才安居工程的決定》為人才發展戰略定調：重點解決支柱産業、戰略性新興産業、科技含量高、城市轉型發展帶動性強的各類産業人才安居問題。自此，深圳在基本實現戶籍低收入家庭應保盡保的前提下，住房保障工作持續向人才群體傾斜，成為探索人才安居的先行者。

　　這一變化，使得深圳住房保障工作從“解困型”變為“發展型”，極大地拓展了保障範圍。在深圳市住房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藹貧看來，這是“十二五”期間深圳住房保障工作的一大亮點，表明住房保障不僅是保基本的民生服務，也是促發展的動力措施。

　　而將“夾心層”和人才群體納入住房保障範圍後，就意味著保障房需求量的上升和建設任務的加重。為了加快籌建，深圳在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建設保障房方面進行了探索，于2010年提出了安居型商品房這一新型保障房概念。2011年4月，深圳出臺《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設和管理暫行辦法》，正式推出面向戶籍無房家庭配售、不審核申請人收入資産情況、主要採取市場化運作方式建設、60%房源面向人才供應的安居型商品房。

　　根據該辦法，安居型商品房的籌集建設方式主要包括：企業通過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取得建設用地使用權建設；政府直接投資建設；企業利用自有建設用地在符合城市規劃的原則下建設；出讓商品住宅建設用地、城市更新項目按照一定比例搭配建設等。悅瀾山小區中的安居型商品房就屬於最後這種籌建方式，而很多安居型商品房的籌建採取的是第一種方式：政府在土地出讓時提供地價優惠政策，並在掛牌條件中明確相關建設要求(如戶型、面積等)，通過“定房價、競地價”或“定地價、競房價”的競價方式，摘牌企業自行籌集資金建設，通過銷售回收資金，自負盈虧。

　　“安居型商品房的出現，一方面滿足了‘夾心層’人才群體的購房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保障房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因為不涉及收入財産審查，也避免了出現審查不清導致的社會矛盾問題。”陳藹貧説。

　　“十二五”期間，深圳共開工建設46153套安居型商品房，竣工16892套。梁衛平買的房子就是這其中的一套。2008年從陜西科技大學畢業後就來到深圳打拼的梁衛平，一步步從一個普通員工成長為深圳市豐日科技有限公司研發部經理。經過6年的努力，他于2014年被評為深圳市後備級高層次人才。這個人才身份認定，使得他在遞交購房申請半年多後，就優先分到了一套安居型商品房。

　　“我在2014年提交的安居型商品房申請，那時我在輪候庫裏排在20000多名。按照安居型商品房的供應速度，當時我初步估算，到2019年才輪到我。但2015年深圳出了新的人才政策，規定高層次人才可以優先購買安居型商品房，而且住房面積不受家庭人數限制。所以我一下子就排到了前面，很快就分到了房子，而且還是85平方米的戶型。”

　　《深圳市人才安居辦法》規定，領軍人才可以申請購買不超過90平方米的安居型商品房，且不參加安居型商品房輪候，住房面積不受家庭人數的限制。

　　“按照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在深圳買(商品)房挺難的，而且隨著這些年房價上漲，買房越來越難。”梁衛平説，“工作後，一直比較關注政府出臺的各類人才政策。我了解到的是，深圳2008年就出臺了有關高層次人才的政策，後續又不斷出臺政策完善人才配套服務的各個方面。我們這棟樓裏有7戶是按高層次人才身份優先分配的。我覺得自己能趕上這個機遇很幸運。”

　　根據《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設和管理暫行辦法》，安居型商品房最高銷售價格按不超過其市場評估價70%的標準擬定，報市政府批准後公佈執行。2016年9月啟動銷售的中糧雲景花園北區安居型商品房項目，位於深圳市光明新區，配售均價為10839元/平方米。2016年11月啟動銷售的融悅山居安居型商品房項目，位於深圳市龍崗區，該項目B區配售均價為7515元/平方米，C區配售均價為7218元/平方米。而2016年9月至11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均價超過55000元/平方米。

　　1000元/月與4000元/月

　　重點企事業單位獲定向配租

　　雖然“十二五”期間深圳建設和供應了不少可售的安居型商品房，但受制于土地空間緊張，“以租為主”仍是深圳住房保障工作的核心。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深圳共新開工保障性住房約17.9萬套，竣工約10.2萬套，供應11萬套。其中，公租房開工93992套，竣工62682套，是保障性住房的主力軍。

　　金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測試三部部門經理何俊就是公租房的受益者之一。“80後”何俊與妻子租住在距離其公司僅4公里的一套52平方米的公租房裏。這套公租房，位於深圳高端小區聚集的華僑城片區，每月租金僅1000多元，而該地段同等面積的商品房租金一般在4000元左右。

　　“深圳這邊，買房壓力還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考慮買房。如果還在公司工作，我們可以一直住這套公租房。有了這個公租房之後，其實就像住在自己的家一樣，心裏踏實了很多。”何俊説。

　　何俊的妻子笑著跟記者説：“這個房子，位置好，租金低而且很穩定，不用擔心被房東趕來趕去。很多公租房都挺遠的，我們能分到這麼好的(公租房)，真的是運氣很好。這片都是高檔小區，附近沒有菜市場，除了覺得買菜不是特別方便之外，其他都很好。”

　　根據《深圳市人才安居辦法》，公租房通過個人輪候、重點企事業單位定向配租等方式向人才出租。“十二五”期間，深圳供應的公租房中有近2/3定向配租給了重點企事業單位。

　　被納入定向配租名錄的金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2年以來陸續分配到200多套公租房。該公司經營管理總部總經理易鋒玉説，“在房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員工對公租房的需求量很大。我們拿到有限的公租房資源後，為了留住核心技術骨幹，公司制定了公租房管理制度，從骨幹、崗位、工作年限三個方面對申請公租房的員工進行公開評分，按排名順序分配房源。”

　　40萬套

　　政策性住房將超商品房數量

　　記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安居型商品房和公租房兩個輪候庫裏仍有15萬戶家庭在排隊等待分配房源。供不應求，是當前深圳住房保障工作的真實寫照。因此，正處於“高位過坎”發展階段的深圳，又推出了更為宏大、覆蓋面更廣的“十三五”住房保障計劃：籌集建設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40萬套，其中人才住房不少於30萬套。

　　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住房改革和發展處副處長王德響説，“40萬套的建設量是一個大手筆”，相當於深圳特區成立30多年以來建設的政策性住房總量，也超過了“十二五”期間深圳市開工的商品房總套數。

　　為進一步解決人才住房困難，深圳2016年出臺的《關於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提出，將人才住房從保障性住房序列裏分離出來，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和人才安居雙軌並行的住房保障供應體系。王德響説，雙軌並行的住房保障體系建立後，保障性住房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用於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屬於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人才住房著重解決動力問題，用於激勵人才安居，屬於政府的促發展措施。

　　然而，因土地資源日益緊缺，用地問題成為“十三五”期間深圳住房保障工作面臨的第一大難題。目前，深圳市規劃部門在“十三五”期間能夠落實的用於住房保障建設的用地僅夠支撐21萬套的建設量，用地缺口巨大。

　　為了採取更為靈活的籌建措施，深圳市財政計劃三年投入1000億元，成立市屬國有獨資公司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團。這一人才住房專營機構已于2016年10月揭牌，首批400億元資金已經到位。

　　該集團董事長賈保安説，此前住房保障任務由政府部門承擔，很多市場化的籌集方式不便開展，且決策週期較長。而企業決策和操作更為靈活，也不受編制影響，可以根據業務量調節人員數量。該集團成立幾個月以來，已通過購買和租賃等方式籌集人才住房1600多套，“未來將進一步探索投資建設、項目回購、合作開發等多種籌建方式”。

　　不論是何俊，還是梁衛平，在回憶自己租購保障房的過程時，都用了“幸運”這個詞。以往，保障房是低收入家庭才能獲得的社會保障服務；如今，人才群體也可以住進保障房，以安居促樂業；未來，人才住房還將從保障房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單獨序列，更好地滿足人才群體的安居夢。在這個過程中，“幸運”將成為常態。

　　（原標題：“深漂族”安居記：能者有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