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憶老舍：我尊敬的長者與朋友

老舍墨寶 徐玉芹 攝

我第一次見到老舍，是1935年，在青島。那年，他應國立山東大學之邀去任教，恰好頭一年，我成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離開青島到山東臨清中學教書去了。雖然我沒有趕上受他的教導，但我和老捨得關係，是在師友之間。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的友誼越來越深厚，到後來，成為親密的朋友，尊師之感全沒有了。

青島，因為山東大學在這裡，聚集了不少有名的學者、教授和作家。由於愛好相同，情感融洽，老舍、洪深、王統照、吳伯簫、趙少侯諸位，我們趁暑假的機會，不時聚在一道談心，並辟了個小小的文藝園地《避暑錄話》，附在《青島民報》上。我和老舍相識、相交，至死不渝，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33年7月，我的第一本詩集自費出版了。一個無名小卒想出本書，比登天還難。這本《烙印》由聞一多先生寫序，王統照先生做出版人，他們兩位既出了力，每人還出了20元錢作為印刷紙張費用。出書不久，在當時影響很大的《文學》雜誌上，一期刊登了兩篇評介文章，一篇是茅盾先生寫的，另一篇是老舍先生寫的。老舍評詩，不但別人，我自己也為之既驚且喜。評文也很別致，他説：“設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願它又臭又長……我願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曉得。他確是硬，硬得厲害。”由於這兩篇評介，書店才接受了《烙印》這本小小詩集，我也算登了龍門——上了文壇。

當時我所以“驚”，因為我覺得老舍是小説家，對詩，特別是為“名流學者”所看不起的“新詩”，不但看，而且看了還要發表議論，實在是萬萬想不到的!以後的事實證明，我當時並沒有完全了解老舍，他不但是多面手，面面通，而且面面精!他的詩名，多少為他的小説和戲劇所掩蓋了。老舍也是詩人。他能詩，不只是才華上的，而是氣質上的。他新詩也寫，有長詩《劍北篇》為證;舊詩寫得很好，有才情也有功力。

有一次，我去拜訪老舍，他把我引到他樓上的寫字間裏，我們二人並坐，隨心所欲地漫談。他説，正在想寫一個洋車夫的故事。他並沒有談故事的內容，當時我暗中驚異，您怎麼了解一個洋車夫呢?不用説，這就是後來的《駱駝祥子》了。當時我對老舍既是著名作家又是大學教授的身份和聲譽，是欣羨而又傾倒的。他大概察覺到這一點，意味深長地説：“一家幾口，是要抓一個飯碗的呵。我這個‘教授’，肚子裏沒有什麼貨色，兩個禮拜，頂多兩個禮拜就倒光了。現蒸了現賣。有的作家當教授——”他伸出右手的兩個指頭，“哼”了一聲幽默地説：“兩個鐘頭就光了!”

1937年“七七”，我在北平聽到盧溝橋打響了抗戰的第一炮，10月間，我到了濟南，在警報的空隙裏，我去看望老舍。這時他在齊魯大學任教，離亂中更覺到友情的可貴。1938年三四月間，我從前線到武漢去。南京失守後，文藝界的朋友們雲集在這裡，自然也包括老舍。“絜青和孩子們在一起嗎?”我問他。他帶點感動地回答説：“沒法帶她們出來呀，誰照顧誰呢?”他微微向上注視著什麼似的，然後説：“國難當頭，抗戰第一，我們不能老把個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呵!昨天，我在醫院門口看見一個從前線下來的傷兵，面黃肌瘦，半身是泥土和血跡，大腿被打穿了。他不叫苦，很鎮定地斜著身子，不能坐直。他忍著疼，不吭一聲。大家對他充滿了尊敬的感情。看看他這神態，我覺得我們的未來大有希望，種種個人主義的想法，太可恥了。”接著説：“我要用手裏的一支筆為神聖的抗戰服務，我不能到戰地去，已經很抱愧了。”他告訴我，“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已經成立了，號召“作家下鄉，作家下廠，作家入伍”，“一個文藝作家，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偉大時代，不到生活裏去，試問，你能寫點子什麼呀?”

老舍，就是這“文協”的總務部部長。“文協”是個統一戰線的文藝組織，左、中、右派都有。老捨得擔子可不輕，好在有黨的領導，周總理親自指揮。統戰工作本來就不大好辦，何況“文協”這個民眾團體，經費還得仰給於人。所以，大家對老舍有一句評價：“外圓內方”。“外”不“圓”，就轉不動;“內”不“方”，就喪失了立場。

“文協”的會刊《抗戰文藝》，由老舍主持。出版文藝叢書，也是他負責。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事，他是總管。這就得“任勞”，還得“任怨”。他的氣度比較大，能裝得下事，容得下人。但他辦事認真，不和稀泥。有一次，“文協”參加慰問傷兵，募集了一批書籍，臨出發了，出了差錯，老舍大生氣，當著大家怒斥做秘書工作的青年：“這是嚴肅的工作，不準你吊兒郎當，你是幹什麼的?誤了大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舍大發脾氣，以後也沒再見過。

1946年，抗戰勝利第二年，老舍即將去美，來信希望行前能和我見見面。於是便到離“文協”不遠的北方餐館“天霖春”去吃芝麻燒餅，一個人一杯小酒，其實是借酒話別而已。地角天涯，一別四載。在來信中，他説：“住在紐約，十里洋場，夠熱鬧的了，我卻一個人獨守空房，寂寞難耐。”從這樣幾句話中，可以體會出他內心的情感與況味。

1949年年末，老舍回國。他來看我，坐在小沙發上，絮談他在美國的枯寂，對祖國、朋友、家人的懷念深情。“回來一看，變化多大呵，真叫人高興!我覺得，好似心裏推倒了一堵墻……我的這條不大聽使喚的腿，好像也活便了一點。”我和老舍同住東城，同在作家協會工作，此後的17年，在會議場合，在他的家裏，時常晤面，不時過從。他身兼好多職務，多得連他自己一口也説不清楚，工作緊張，交往繁忙，座上客常滿，但是他那支筆，始終不停。

老舍愛朋友，廣交遊。他重友誼，不論地位、聲名的高低。老舍，對人生是樂觀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喜字畫，好養花。他收藏字，自己也練字。他給我寫了三個小幅，二橫一豎。豎的寫的是“學知不足，文如其人”;橫的一是“詩人之家”，一是“健康是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彼此不見面。彼此默默互相掛念。有一天早晨，電話鈴響。“我是老舍。”劈頭一句，聲音低顫。“我這些天，身體不好。氣管的一個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從醫生的命令，我煙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傳部長告訴我不要去學習了，在家休養休養。前些天，我聽一位參加批判大會的同志説，其中有我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我與老舍相交幾十年，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聽到這樣的聲音!他的電話聲，還在我心頭繚繞，噩耗突然來到了我的耳中。我心如刀剜，欲哭無淚。

烏雲飄過，仰望碧空，星光萬點。有一顆，亮晶晶的，那該是“老人星”吧?望著它，我遐思冥想，想起了老舍——我尊敬的長者、親密的朋友。

(臧克家，本文選自《友情和墨香》一書，有刪節，該書已由山東大學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