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我為何要重寫中國抗戰史

拉納·米特

 

在這個時間點重寫中國抗戰史，其意義對西方而言在於讓中國的戰時貢獻被更多人認知;對東方來講，人們更需要從歷史中汲取力量，思考亞洲的未來。

 

70年前的中日戰爭，在大多數西方人眼中一直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雖然中國是二戰時同盟國中首個與軸心國開戰的國家，其發揮的作用所獲得的認可度，卻遠遠低於美國、英國甚至是1945年8月才參與亞洲戰事的蘇聯。很大程度上，二戰結束不久，中國的貢獻就被西方各國拋諸腦後，成為冷戰中黑白分明的意識形態下“不便提起的往事”。

 

如今，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政治與歷史學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試圖打破這種狀況。在去年完稿、今年推出中文版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這位新生代學者披露了1937～1945年間一連串關於入侵、殺戮與抗爭的史實：從日軍發動七七事變，到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從炸毀黃河堤壩“以水代兵”，到派遣軍隊遠征他鄉;從與羅斯福、丘吉爾、史迪威的國際鬥法，到中國三大戰時領袖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的所思所想……無數悲天慟地的事件，萬千人物的命運變遷，共同構成了這部扣人心弦的戰爭史詩。

 

挑戰西方主流歷史觀

 

以往，在西方史學界的主流話語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始自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終於1945年美國投放原子彈，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對此，拉納·米特並不認可。

 

在這位東亞問題專家看來，早在波蘭遭入侵兩年前，二戰的槍聲就已打響——1937年，在遙遠的東亞，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曾經被認為“唇齒相依”的國家爆發了可能是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其後8年間，隨著戰火愈演愈烈，這場原本被外界視為“微不足道”的局部衝突，逐漸演化成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激發了平衡世界局勢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國對日抗戰，是二戰中一段了不起、卻鮮為人知的歷史。”米特在新書中開門見山，“有關這場戰爭的敘述，是一個民族歷經磨難的故事。”

 

在他看來，中國最先與日本開戰，所獲承認卻不成比例。戰後，中國被授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前因後果在西方少有人知——1944年，約4萬名中國士兵進入緬甸，與美英軍隊並肩抗敵，保障連接臘戌與印度阿薩姆邦的“史迪威公路”;而在中國境內，近80萬日軍陷入泥潭，中方也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處於萌芽階段的現代化進程遭到扼殺。

 

“孱弱的中國在二戰中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但時至今日，外界對中國在此過程中付出的高昂代價並無全面認識。”日前，米特在接受《青年參考》採訪時表示，倘若沒有中國的勇敢抵抗所構築的屏障，日本控制全亞洲的野心有可能成真，美英能否取得勝利也將成為未知。正因如此，幫助西方人了解這段歷史，成為米特撰寫本書的初始動因。

 

已經發生的不容避諱

 

“如果説二戰是一部話劇，中國仍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幕。”米特告訴《青年參考》。在這位有“新一代費正清”之稱的中國通看來，西方人差點忘掉中國的戰爭，癥結在於冷戰。

 

“長久以來，無論在西方、中國大陸還是台灣，都很少有人願意回顧這段令人沮喪的歷史。這是一段尷尬的記憶——它是中國近現代災難史的谷底，而新中國的輝煌似乎與它無關。”米特在其著作中不無唏噓地提到。

 

另一方面，中共執政後，在西方眼中，中國暫態從盟友變成了對手;日本反倒搖身一變，成為西方的“親密夥伴”。按照米特的説法，中國因此成了“被遺忘的同盟國”。

 

冷戰使中國通向西方的大門關閉了。在特殊歷史環境下，有關中國的檔案是難以被公開的;即使公開，也沒幾個西方人能讀懂中文。與此類似，西方也低估了蘇聯人對二戰勝利的貢獻，這種狀況直到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公開相關檔案才有所改觀。

 

“冷戰切斷了(東西方)彼此的往來。雙方都在回避對方。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成為具有威脅的共産主義大國。朝鮮戰爭的爆發加劇了這種勢頭。”米特説，“值得注意的是，冷戰中，儘管美國與蘇聯是敵對關係，但仍保持了外交聯繫。美國與中國的聯繫卻完全切斷了，甚至連民間交往也沒有。或許，國與國不一定能夠成為朋友，但應該保持彼此對話的機制。”

 

如今，那段歷史的見證者多已作古，有關話題不再為人諱莫如深。中國政府日趨開放的心態，也讓中國在二戰中的形象更全面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言，當今的中國對歷史呈現越來越開放的態度，中國人對二戰的反思向曾經的“西方盟國”傳遞著這樣一種信息：每到關鍵時刻，中國這個新的“負責任大國”總是與他們保持著相同立場。

 

開放心態有助化解宿怨

 

時光荏苒，中國和日本的戰事一直是中國公眾心中撫平不了的傷疤。正如米特所言，“如今，戰爭對中國的遺留影響仍隨處可見，如果你知道該去哪尋找的話。”

 

而在美國《紐約時報》看來，這場戰爭讓中國人一直對日本耿耿於懷。“日本人或許不再像戰爭時期那樣被稱為倭寇，但即便現在，中國人的憤怒之情也可能突然爆發，而且似乎找不到直接原因”。

 

幾千年來畢恭畢敬的日本，竟會對曾被其視為“師長”的東亞巨人拔刀相向，的確讓當時處於酣夢中的中國感到切膚之痛;甲午之戰讓東亞的強弱徹底易勢，也在中國人心中播下苦痛與屈辱;持續時間和烈度更甚的八年抗戰，更讓中國對東方的鄰居恨之入骨。

 

因此，歷史問題仍是影響當今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在米特看來，日本的戰爭罪行應該得到歷史的分析和認知;但另一方面，人們應該理解，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多元的、民主的社會，跟二戰時宣揚軍國主義的國家並不相同。

 

“日本社會的聲音多種多樣，不可一概而論。這當中既有右翼否認史實的聲音，也有像本多勝一(首個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記者)這樣的聲音。儘管日本社會仍有部分人支持右翼，但多數人仍能夠正視過去，並對它心存戒備。從這一點上來説，中日兩國間的政治交流和民間交往不應徹底斷裂。日本的政治家應該讓國民了解歷史真實的樣貌，中國的政治家也有責任讓民眾聽到來自日本多方面的聲音。”

 

談到兩國關係的未來，米特説，“當你足夠強大之時，表現出自信比憤怒更重要。今日的中國已經無需表現得更像是一個大國。中國應該以更開放的心態去談論昔日的對手和盟友。激烈的民族主義攻擊只能發揮短期效果。如今的中國人過上了更富足、更安定的生活，顯然，是時候思考中國應該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了。”

 

米特認為，重寫中國的抗戰史，對西方來説，是要讓中國的二戰貢獻重新被人所知;對東方來説，是要喚醒中國和亞洲關於二戰的多元化、地方性歷史記憶，從而為開展有關亞洲歷史的多元對話提供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講，在這個時間點重新審視這場戰爭顯得尤為重要。“回顧歷史，並非為了認清誰是戰爭中的受害者，而是要知道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