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應回歸“與人為善”的中國智慧

太陽花學運反映了台灣部分年輕人對兩岸經貿往來的疑慮。（圖片來源：中國時報）

台灣《中國時報》發表退休大學教授徐武軍的評論説，台灣是否需要和大陸維持穩定而持久的關係，取決於個人的態度和認知。

可長可久相互關係的基礎是“與人為善”，即是雙方用堂堂正正的態度互信、互諒、互助；相對應的是“佔便宜”和“欺弱”。而台灣對大陸的態度，從上世紀80年代的輕視，演變成目前的莫名“恐懼”。輕視和恐懼都不是正常的心態，無法在這種態度的基礎上建立任何持久的關係。

台灣先期到大陸投資的産業，都是被臺當局定位為“夕陽産業”的工業。其後，認為台灣有優勢的産業都不準去，認為台灣沒有競爭力的産品都不許進來。基本上，台灣沒有具獨門絕活的産業，有的是比大陸多幾年的經驗，在不準去和不許來之間完全看不出“與人為善”的意味；一再強調要求大陸“讓利”，表現出來的是“強討”，台灣憑什麼“強”？憑什麼“討”？這不是堂堂正正的態度，而是“痞”氣。

太陽花運動凸顯出兩點：一、大陸的“讓利”無助於建立台灣人對大陸的好感。二、台灣的當局無力施行雙方談判所達成的共識成果。

即使在實務上，台灣的當局是一個完全無效的談判對象。要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途徑，是設法表現出台灣是有施行能力的當局。舍此之外，而只是一味要求大陸多讓一點利，更無法令人尊重。

討論政治和社會制度優劣的標準是該制度能否面對問題、能否解決問題，進而改善人民的生活。亞洲各國和地區發展的過程可作借鏡。如果是持“與人為善”的態度，在批評大陸的諸般不足時，可以提出可行的、更好的變更之道。逞口舌之快，無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

自1949年以來，大陸無一日不在面對美、俄的壓力，而大陸的民族立場和國家立場不變，即是大陸的原則性非常強。而台灣已習慣於接受美國和日本的影響和支配。用“應付”美國和日本的經驗來面對大陸是不能持久的。

如戚嘉林17日在《中國時報》發表評論説，1950-1980年，大陸以舉國之力緊衣縮食艱苦奮鬥，從“一窮二白”的落後慘狀中，從無到有地建立起初步現代重工業體系，為後現代大規模經濟的發展建立發展條件。及後，鄧小平了解群眾期盼改變貧窮落後的心聲，實行改革開放，引領全國各族人民苦幹實幹，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道路，開創了中華民族振興的契機。

但為執政需要，在台灣卻全然妖魔化中國大陸，並將其原因引伸為發展道路及制度使然，李扁執政時期依然宣傳如故。

回首過去，大陸在曾是那樣的落後困頓情勢下，仍能復興崛起，其成就可説是近代世界史上民族復興的典範，那是我們中華民族艱苦奮鬥的成就，60年的崢嶸歲月，我們應理解並尊重大陸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並以民族刻苦骨銘心的壯麗史詩為傲。

回歸到“與人為善”的中國人的智慧，是建立兩岸正常關係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