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祭日：一種培養國家意識的新符號

 

圖為程瑞芳日記手跡。程瑞芳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即南京淪陷後日軍在全城大規模屠殺時期，寫下了約3萬字的日記。《程瑞芳日記》與已經公之於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東史郎日記》互相印證，堪稱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又一重要鐵證。

 

何建明

 

今年2月2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將每年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從1994年開始，南京在每年12月13日都會舉行哀悼儀式，包括撞和平鐘、敬獻花圈等，但是這些都是停留在地方層面。國家公祭日的設立，使得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上升為國家層面，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培養國家意識的新符號。

 

我認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書籍，結果令我大吃一驚：77年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書數以百計，資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積成山，但全面記述這場世界性災難事件的作品，有影響的卻只有兩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軍區作家徐志耕寫的《南京大屠殺》(譯有日、英、法等外文版本)，另一部是華裔美籍女記者張純如寫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前者的貢獻是：作者親自走訪了一批戰爭倖存者，那些倖存者的口述十分珍貴;後者則以外籍記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國外對當年南京大屠殺報道的資料，其最大的貢獻是發現了《拉貝日記》……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現有的作品或由於視角單一，或因為資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視角地深刻揭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全景。尤其讓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心目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概念，似乎基本還停留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等電影故事上，這實在是匪夷所思。這也提醒我們，真的需要從國家層面來重視南京大屠殺，對我們的死難者同胞進行公祭。

 

一個意外的發現：77年前日本侵略軍就為他們在攻打南京時陣亡的千余名官兵舉行了所謂“公祭”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和中國作家，我決意沿著數十年來始終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華史的專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間人士所走過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驚人類史的悲慘歷史，去撫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國的亡靈……可是，當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那些落滿塵埃的歷史檔案和苦難記憶時，卻又被一個個意外的發現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發現：日本侵略軍在剛剛屠殺完我數十萬同胞、將我美麗古都變成廢墟後，竟厚顏無恥地做了一件事——為他們在攻打南京時陣亡的千余名官兵舉行了一個聲勢頗為浩大的所謂“公祭”!

 

這一天是 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者進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本侵略者的所謂“公祭”是在南京機場舉行的，有一萬多名日軍將士參加。關於這一活動，在侵華日軍的將士“日記”和“回憶錄”中還能找到相關記載。如劊子手佐佐木到一在這一天的“日記”裏這樣寫道：今天寒風淩厲，似乎要下雪。全場精銳的陸海軍官兵肅立無言。面對著如今已陣亡的戰友之靈，獻上虔誠的祈禱。陸海兩軍最高指揮官悲愴的祭文，震撼著官兵的肺腑，滿場靜寂無聲。

 

二戰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頭號劊子手、侵華日軍華中軍總司令松井石根，竟然還在這“公祭日”當天賦詩兩首，其中一首這樣寫道：紫金陵在否幽魂，來去妖氛野色昏。徑會沙場感慨切，低徊駐馬中山門。

 

這就是日本侵略者，作為一群幾天內加害他國30余萬人的侵略者，竟如此顛倒黑白地搞了這樣一場“公祭”。然而無比遺憾的是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基本上無人知曉此事。但日本侵略者確確實實做了這樣一次有模有樣的“公祭”，似乎他們才是悲劇的主角和受害者。許多當年參加這場“公祭”的日本官兵“記憶猶深”，甚至對松井石根當時宣讀的“祭文”內容也能倒背如流。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被判絞刑，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後來日本將其靈位置放于靖國神社，多任首相數度參拜燒香。

 

這就是日本侵略者及當今日本右翼勢力對待“南京大屠殺”的態度。戰爭是他們發起的，罪惡是他們製造的，然而他們仇恨與敵視的卻是那些慘遭他們奴役與殘害的民族和國家。為了自我的生存和強大，可以任著自己的性子與意願，揮刀舉槍，從大海的那邊跨海而來，大肆掠奪他人財富與資源，任意殘害他國無辜百姓，沒有一絲的罪孽感，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判之後仍然不把這樣的罪孽當回事，反而對自己的陣亡者倍加“懷念”並“痛祭”。

 

設立國家公祭日，符合國際慣例，有助於培養我們的國家意識

 

中華民族一向愛好和平，我們曾經放棄了對侵略國的戰爭索賠——對侵略國日本的戰爭索賠，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確規定。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當時的美國等國家出於自身的利益，撇開中國，與日本進行了一個交易，于1951年在舊金山簽訂並於次年生效的《舊金山和約》，強迫已經不能代表全中國人民利益的台灣蔣介石政府放棄我們對戰敗國日本的索賠。儘管如此，我們不僅沒有再糾纏舊賬，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後曾經多次千方百計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將千千萬萬的優秀兒女送去日本加強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政客卻屢屢陽奉陰違，挑釁中國人民的心理底線，直把整個中華民族的怒火重新點燃起來，也讓那些深埋在“萬人坑”裏的一個個冤魂再度甦醒復活……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不但可以警告這個罪孽深重又不願悔改的鄰國，同時也可以告誡自己的國民：要取得和平與安寧的幸福生活，就永遠不能忘卻歷史、忘卻苦難。

 

當象徵國家權力的表決在人民大會堂通過後，每年的12月13日——這個帶著國恥和痛苦的日子，從此就成為我們每個中國公民必須垂顱而默哀的日子。這是一種痛苦的選擇，烙在心坎上的記憶，但它可以警示我們反抗侵略，有助於培養我們的國家意識。

 

設立國家公祭日，其實也是參考國際上一系列的做法，包括波蘭二戰集中營大屠殺紀念館，每年也會舉辦這個公祭日以擴大其影響力，哀悼遇難者，也表達對逝去生命的尊重。

 

許多國家就戰爭或其他歷史事件中的死難者設立國家哀悼日、紀念日或公祭日，以此體現銘記歷史、尊重生命的民族價值理念。官方祭奠不僅深化本民族為國際公義付出的代價和做出的貢獻,還對人類反思歷史起著重要的作用。

 

聯合國：2005年11月1日，第60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由104個國家共同發起的決議草案，設立1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以紀念在納粹大屠殺中罹難的600萬名猶太人，讓全世界人民銘記這一人類歷史上的黑暗時刻。

 

美國：每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紀念日。奧巴馬2011年簽署命令，把這一天定為“國家珍珠港榮軍紀念日”，定期舉行紀念活動，緬懷在那場日軍突然襲擊中喪生的2300多名美軍官兵。

 

以色列：每年猶太歷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是以色列的國家大屠殺紀念日，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聚集在大屠殺紀念館悼念死難者。

 

新加坡：1967年2月15日豎立“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並將每年的2月15日設立為“全面防衛日”，以紀念日佔期間死難的同胞，並提醒新加坡年青一代牢記日本統治時期的悲慘日子，讓他們了解自由與和平的可貴及全面防衛的重要性。

 

另外，在德國、波蘭、英國、意大利等國都設有死難者國家紀念日。

 

國家意識的培養，是在潛移默化的社會教育與影響中完成的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種寄託希冀和自我約束與祈福消災的行為，中國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除頭七、二七……五七、七七(斷七)和百日、週年等祭祀日外，還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等祖宗流傳下來的諸多祭祀節日。這些傳統祭祀，人們多數是在對自己的親人寄託思念之情。但是祭禮週全的中國，卻偏偏少了一種祭奠，即對戰爭亡靈尤其是國恥之痛的祭祀。

 

以往，我們缺少國家層面的公祭，來祭奠那些因戰爭而失去生命的人，因此長期以來也就缺少了一份內心的愛國與強國的動力。我們為在南京大屠殺中死去的30余萬死難者舉行公祭就是要警示國人：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歷史，它太沉重，太悲慘，必須讓所有人銘記!

 

國家意識的培養、民族信仰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不間斷的過程，是在潛移默化的社會教育與影響中完成的。設立國家公祭日後，就會形成公祭的習慣，就可以警示國人對慘痛歷史不犯遺忘症。對歷史慘痛教訓的遺忘和健忘，以及輕視和忽略，都是更大失敗的開始。

 

以立法形式設立國家公祭日，自然是直面歷史的一項重要舉措，但這還遠遠不夠。一個儀式上的沉默與哀悼，只能在大環境、大氛圍中瞬間感動與觸動，只有通過深入了解、冷靜思考、潛移默化的教育，才能形成主張與觀念，才能形成信仰與意志，並從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中認識個人層面和國家層面及時代層面上的種種深刻的問題，在一個人內心構築信仰、堅定主張。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其新著《南京大屠殺全紀實》由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