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囤核”不簡單

近日，長期囤積核材料事件將日本推上風口浪尖。據媒體報道，冷戰期間美國曾向日本提供331公斤武器級钚，以作“研究”之用。奧巴馬提出“無核世界”構想後，收緊了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從2010年起，美國不斷要求日本歸還，但日本遲遲不予歸還。事件曝光後，世界各國高度關注，我國外交部發言人也于2月25日嚴正表態，要求日本對囤積核材料一事進行解釋。

 

日本是標準的“核門檻”國家。據美國專家估算，日本囤積的武器級钚數量已超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武器級钚持有國，且掌握著增殖反應堆等先進技術。日本的F-15、F-2戰鬥機均可作為核武器投送手段;水壓反應堆技術可用於核潛艇及核動力艦船研發;固體火箭技術可用於製造彈道導彈。雖然日本政府一再聲稱不謀求核武器，但囤積核材料一事的曝光，仍讓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各國對日本的核政策産生憂慮。

 

“核心”不死——

無核政策有鬆動空隙

 

二戰末，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巨大人員傷亡。日本民眾對核武器深惡痛絕，民間反核力量強大，然而日本政府卻未放棄擁核企圖。冷戰中日本政府曾討論過製造核武器的可能。當時主流意見認為，美蘇爭霸格局下，日本擁核會極大刺激美國，讓日本失去保護傘，而且日本地域狹窄，使用核武器就意味著“自我毀滅”。在此背景下，1967年佐藤榮作政府提出“無核三原則”，並將此定為國策。

 

“無核三原則”是指日本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開發、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不運進的空間效力範圍包括日本的領土、領海和領空，但在“特定海域”(宗谷海峽、津輕海峽、對馬海峽東水道與西水道、大隅海峽)內，允許攜帶核武器的船舶和航空器通過性航行。1977年頒布的《領海法》中，將五條海峽界定為“國際海峽”，排除在“無核三原則”的空間效力範圍之外。近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眾議院會議上稱，發生緊急狀況時，不否認允許美軍將核武器運進日本的可能性。岸田的這一表態使得“無核三原則”中“不運進”原則成為空話。

 

“無核三原則”之外，佐藤榮作政府提出的核政策還包括推進核軍控與核裁軍、依靠美國核保護傘與和平利用原子能等。然而，在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眼中，這些政策卻為日本擁有核武器提供了藉口與便利。

 

“依靠美國核保護傘”是指日本在遭遇國際上的核威脅時，應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規定，依靠美國的核遏制力量加以應對。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對美離心傾向漸強，“獨立擁核”呼聲日益高漲。美國並未承認“採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是其必須履行的義務，這一曖昧態度，成為一些日本政客在核安全方面尋求“自主努力”的藉口。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日本發展核技術的依據。目前，日本擁有50多個核電反應堆，核電規模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法國，日本也成為了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核技術大國。技術的發展，使一些日本政客萌生了謀求核武器的野心。日本前防衛大臣石破茂曾撰文稱：“如果我們從基礎研究起步，需要五到十年才能生産出核武器，但既然我們已擁有核技術，數月或一年就可能造出核武器。”

 

“為核”博弈——

“囤核”並非孤立事件

 

囤積核材料並不是孤立事件，事實上，圍繞日本核問題，相關各方展開過多輪博弈。

 

第一輪是日本與美國為代表的同盟國圍繞核開發展開的博弈。日本于1941年實施代號為“二號研究”和“F研究”的核武器開發計劃。由於缺乏核材料與經費，日本在戰敗前沒能研製出核武器。戰敗後，美國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改造，日本的核計劃也隨之中止。雖然被禁止開發核武器，但日本當局千方百計鑽空子，以“和平利用”的名義為發展核技術爭取機會。出於冷戰需要，美國同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在核問題上做出讓步，允許日本進行核研究，並答應為日本提供“核保護傘”。

 

第二輪是日本學界與財界圍繞核開發方向的博弈。1952年，日本學界關於核能開發問題展開廣泛討論，多數學者主張將基礎科學研究放在首位。1954年，日本政府設置原子能預算後，鼓吹核電開發的財界四處活動，最終佔了上風，取得了原子能開發的主導權。隨後，內閣不顧學界和民眾的強烈抗議，堅持上馬核電開發項目。

 

第三輪是日本民眾同駐日美軍圍繞核武器運進的博弈。冷戰時期，為了守住日本這座遠東“橋頭堡”，美國不顧“無核三原則”，向日本運進核武器。1968年，美核動力航母企業號打算進駐佐世保港口，遭到日本民眾強烈反對，並引發騷亂。1969年進行歸還沖繩談判時，日美兩國領導人秘密簽署了允許美軍攜帶核武器進入沖繩的文件，雖然雙方沒有公開撕毀“無核三原則”，但協議對日本的無核政策造成了實質性破壞。

 

第四輪是日本民眾同日本政府圍繞核安全的博弈。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全世界範圍內核事故頻發，日本也先後發生了文殊快堆鈉泄漏事故(1995年)、動燃東海事業所火災事故(1997年)、志賀核電站臨界事故(1999年)、東海村JCO臨界意外事故(1999年)等核事故。制度層面的缺陷集中暴露，日本政府不得不調整核政策，並頒布了《原子能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規定事故發生時中央及地方的責任，但日本政府與民間對核電問題的分歧已難以彌補。

 

第五輪是日本反核力量同主張擁核勢力圍繞核政策走向的博弈。進入21世紀後，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石原慎太郎、中川昭一等右翼政客多次在不同場合發表了日本應擁有核武器的言論。2011年3月的福島核事故後，日本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核運動，右翼政客肆無忌憚的表態也有所收斂。然而，福島傷疤未愈，日本政府再次鬆動了核電政策，安倍政府不久前簽署了恢復核電能源戰略草案，日本政府“零核電”的承諾再次被拋棄。

 

通過五輪博弈可以看出，日本民眾熱愛和平，不願看到歷史悲劇重演，但少數右翼分子卻從未放棄開發核武器的野心，美國的曖昧態度也讓這些右翼分子心存幻想。

 

核電背後——

核武狂想揮之不去

 

日本政府以“能源自給”為藉口，建造了幾十所核電站。作為一個資源極其缺乏的國家，發展核能在經濟上確實有很多益處。但不可否認，很多人熱衷發展核能，事實上有為未來日本發展核武器留下“命根”的考慮。

 

日本很早就提出“钚循環利用”的想法，在青森縣六所村對核電站的核廢料進行加工，製造成鈾、钚混合的新型核燃料。同時日本還在福井縣建立了使用钚作為燃料的“文殊”高速增殖反應堆，並“積攢”了大量的钚。目前，加上委託海外處理的份額，日本已積累了44噸钚，其中10噸存放在日本國內，足以製造1000枚核彈。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提出日本“零核電”的構想，曾當面要求安倍放棄重啟核電站。遭到安倍拒絕後，小泉不惜與曾經的“弟子”安倍決裂，在今年2月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不遺餘力地支持與他同持“零核”理念的前首相細川護熙參選，挑戰安倍支持的舛添要一。

 

與小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更多日本右翼視擁有核武器為最大的夢想，同時他們也是核電的鐵桿支持者。比如在此次東京都知事選舉中，右翼政客、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就堅決支持安倍政府重啟核電站的決定。石原慎太郎也支持核電站重啟，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其實早已説出口，那就是“核武裝化應該是日本未來發展的選項之一”。

 

安倍毫不掩飾其執政的目標就是實現日本的“富國強兵”，為此強推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為“奪回強大日本”製造條件。正是因為右翼從來都是主張日本核武裝化，所以外界有理由擔心，大力推動右傾化的安倍政府，能否在核問題上堅持正確的態度。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以史為鑒，對核政策曖昧而遮掩，在發展民用核技術中夾帶“私貨”，一味縱容右翼政客對核武器的妄想，那麼日本不僅將成為地區的麻煩製造者，也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國的共同麻煩。陳宏達廖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