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凡被稱為"藝術苦行僧" 回應：我有那麼慘嗎？

廖凡。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憑《白日焰火》裏的張自力一角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讓廖凡認為“終於有了一點值得去説的東西”。而此前，不少業內人士曾表達過對他的肯定，認為他是一個“隨時準備走紅的人”。

 

這部電影出現在廖凡人生的低谷——拍《建黨偉業》時意外墜馬，肩部被釘了12根生物釘，躺在床上，他第一次對自己堅持了這麼多年的事産生了懷疑：“我有必要這麼玩命嗎?”這突然閃過的懷疑又把他拽向痛苦的泥潭：“我懷疑這事兒幹嗎?”

 

“他為這個戲付出了非常多。”這是《白日焰火》的導演刁亦男形容廖凡最頻繁的一句話。而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廖凡仍然強調，這部戲是送給自己的一個禮物，“你工作了那麼久，這個東西足以作為一個節點，把過去那些東西都忘掉，然後重新開始。”

 

如果早給我，會讓我少走彎路

 

新京報：如果“柏林影帝”在三十歲的時候給你，會不會有不同?

 

廖凡：當然會，如果三十歲給我，它會讓我少走更多的彎路(笑)。

 

新京報：但在四十歲時獲得它，是不是也會讓你更理智地看待它帶給你的東西?

 

廖凡：就像我原來説的——大家都覺得我有點瞎編，不管會是什麼樣的結果，甚至拍完後可能所有人都罵，但我也會覺得這是送給自己的一個禮物。

 

也許是因為當時自己正在低迷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東西，覺得終於可以去結束這樣的低迷——工作那麼久，走了很長的路，你覺得這個東西足以作為一個節點，把過去那些東西都忘掉，重新開始。拍完的時候正好是我39歲生日，按照南方的習慣，也就是40歲了。

 

新京報：你用了多久時間走進這人物，又用了多長時間走出來?

 

廖凡：那一年，開拍前就只拍了一部很短的電視劇，之後沒再接其他戲。因為電影裏的跨度有夏天和冬天，中間都是在等著冬天的到來，所以就拍了這一部作品。

 

新京報：你曾説在極寒的條件下，表演已經無法控制，只能用本能去演?

 

廖凡：冷的時候容易偷懶，想很快把這些事對付過去。但你又不可能對付過去，還得儘量把最好的狀態拿出來，所以有時候完全是一種本能的表達。

 

新京報：那我們可以在張自力的身上看到廖凡嗎?

 

廖凡：如果我去做一個隨波逐流的人，也許我會比他做得更過吧(笑)。

 

接受榮譽前已做好最壞打算

 

新京報：你接戲的標準是什麼?

 

廖凡：(角色)好壞別太分明就好。

 

新京報：有人形容你是“藝術的苦行僧”。

 

廖凡：説得太慘了!我有那麼慘嗎?太矯情了。如果喜歡幹一件事，你就能接受它帶來的所謂“艱苦”;如果你覺得不值得堅持，那就不去幹，不用覺得特苦、特慘。

 

新京報：你如此愛這份工作，為何又曾感到沮喪?它在哪讓你覺得它虧待了你?

 

廖凡：以前做一些事會毫無保留地去做，但當你遇到一個挫折時，你回想起來，確實是會有些害怕，覺得可能再多一塊磚，或者摔的姿勢再歪一點，可能就沒法再從事這個職業了，你就會後怕，然後懷疑，會想，我需要那麼做嗎?有必要那麼去玩命嗎?要那麼去不計成本地去幹這事嗎?這種懷疑會讓你沮喪，沮喪于“你這麼懷疑這事幹嗎?”

 

新京報：你拿獎後，孟京輝歡呼説這是“理想主義的勝利”。

 

廖凡：因為他一直覺得我是理想主義的一分子。

 

新京報：選擇這部電影也是理想主義嗎?

 

廖凡：也不能叫理想主義吧，但我覺得這群人還是相對很單純。在接受這些榮譽之前，他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是為了幹自己喜歡幹的事情。

 

像導演(刁亦男)，能幹自己喜歡的事，他可以把其他所有東西拋棄，而且不是説“等價兌換”，拋棄多少我就要得到多少，他可以不要這不要那。這種狀態、心態特別好，而且還不著急，也不上火，踏踏實實地在那兒做，很平靜。

 

■ 角色解讀

 

其實他已動了真情

 

新京報：你對“白日焰火”的理解是什麼?

 

廖凡：他(張自力)確實只能在那個時間去釋放某些想表達的情緒，已沒有任何其他機會。這個釋放的信號是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的秘密，也許是一種致歉，不是那麼單純的，畢竟到後面他似乎才發現，他以為是他設置的虛假愛情遊戲，其實他已經付出了真的東西，只是那時不自知而已。

 

新京報：看到最後他跳舞那段時，我感到自己在發抖。心裏特別酸，但又無法解釋。

 

廖凡：是，他就是有一種酸楚。每人看完感覺可能不一樣，比如我去看首映，看到他(張自力)回到同伴中慶功、喝酒，話都是我們當時隨著情緒現編的，就兩句詞，看到那兒我覺得特別難過——當你回到一個正常的現實中，你卻變得虛假起來，而當你在你以為虛假的情境中，其實你已經動了真的感情。那種錯位……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