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不做事的兩個人：一個錢鍾書，一個王瑤

相比學術語言的嚴謹、簡約，王瑤先生的私下談話是最具特色的。

 

相比學術語言的嚴謹、簡約，王瑤先生的私下談話是最具特色的，採取的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充滿幽默、機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發人深省。但又點到即止，全看聽者有沒有悟性。

 

記得當年我和陳平原曾私下討論，準備將先生客廳裏的高談闊論錄音、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那將是一本更能傳達先生的思想、精神的著作。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做，就風雲突變，先生也被卷走了，留下了永遠的遺憾。

 

先生給我留下了14句印象深刻的話，有9句是可以説的。首先是對我的四次教誨。

 

1978年我入學不久，他跟我説：“錢理群，我知道，你已經39歲了。年紀很大了，你急於想在學術界冒出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勸你要沉住氣。我們北大有一個傳統，叫做‘後發制人’。有的學者很年輕，很快就寫出文章，一舉成名，但缺乏後勁，起點也就是終點，這是不足傚法的。北大的傳統是強調厚積薄發。你別著急，沉沉穩穩做學問，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來。一旦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斷的後勁。”

 

我研究生畢業，留校當先生助手的1981年，先生專門找我談話：“錢理群，你現在留校了，處於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因為你在北大，這樣，你的機會就會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誘惑也非常多。這個時候，你的頭腦要清醒，要能抵擋住誘惑。很多人會約你寫稿，要你做這樣那樣的有種種好處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寫，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寫，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裏有數，你主要追求什麼東西，然後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條件儘量做好，充分發揮。其他事情要抵擋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學會拒絕。不然的話，在各種誘惑面前，你會暈頭轉向，看起來什麼都做了，什麼都得了，名聲也很大，但最後算總賬，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東西丟了，你會發現你實際上是一事無成，那時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劇。”“要拒絕誘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東西。”

 

在擔任助手期間，先生對我的教誨反而不多。一次在閒聊的時候，王先生突然對我説：“錢理群，我跟你算一筆賬。你説人的一天有幾個小時?”

 

當時我就蒙了，只得隨口回答説：“24小時。”先生接著説：“記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時。你怎麼支配這24小時，是個大問題。你這方面花時間多了，一定意味著另一方面花時間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樣樣求全。”禿頭禿腦地講了這一句，就不再説了。我就反復琢磨王先生的這句話，我覺得這是對前一句話的補充與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必須要有付出，甚至有所犧牲，“不能樣樣求全。”

 

最後的教導，是王瑤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遺訓。那時形勢非常緊張，大家都有點惶惶不安。先生就説：“你們不要瞻前顧後，受風吹草動的影響，要沉下來做自己的學問。”有人問：“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先生回答：“不要問別人你該怎麼辦，一切自己決定，一切自己選擇。”説完這些話不久，先生就“走”了。

 

第五句話是關於他自己的選擇。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對我説：“我現在老了，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垂死掙扎’，什麼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説著就哈哈大笑起來。

 

我聽了卻為之一震，立即聯想起魯迅《野草》裏的“死火”的兩難：或者“燒完”，或者“凍滅”，而最後的選擇也是：“那我就不如燒完!”

 

第六到第九句話，都是談知識分子的。第六句話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關於“什麼是知識分子”，有過無數的討論與爭論，王瑤先生寥寥數語，就講清楚了。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談起當代的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來。這是很少有的，因此，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説，某些知識分子看起來很博學，談古説外，其實是“二道販子”：對外國人販賣中國貨，又向中國人販賣外國貨，販賣而已。

 

王先生又説，還有些知識分子，很聰明，開始時也用功，在學術上確實作出了一些成績，取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然後，就吃老本，不再做學問了。而是到處開會、演説、發言、表態，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聲，取得政治、經濟的好處，這就成了“社會活動家”了。但也還要打著“學者”的旗號，這時候，學術就不再是學術，而成了資本了。當年的研究，不過是一種投資，現在就要獲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這樣的“二道販子”，這樣的“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恐怕是越來越多了，我因此而不能不感佩王瑤先生的“毒眼”和遠見。同時也時時警戒自己：不要做這樣的“偽學者”。

 

王先生關於知識分子的第九句話，現在已經幾乎是社會流行語了：“不説白不説，説了也白説，白説也要説。”我記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裏和學生、朋友説，後來，在政協會議上一説，就傳開了。

 

一直到今天，人們説起知識分子的處境與選擇，也總要提起這句話，王先生也確實把知識分子言説的尷尬、無奈和頑強堅守，説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們提起這句名言，已經完全忘記了其發明者是王瑤。

 

我給他做助手時，王先生還説：“錢理群我讓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麼嗎?現在這個時代，你要是不動，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負責在外面幫我晃來晃去，表示王瑤的存在。”我當時非常震驚，心中悲涼，先生太聰明，看得太透。

 

上世紀80年代不做事的有兩個人，一個王瑤，一個錢鍾書。

 

錢鍾書在1980年代也是只整理過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瑤太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現代文學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發展，真正有作為的是古典文學研究，但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絕望，但還是積極有為的，體現的還是魯迅精神：反抗絕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而為之。

 

(作者係北大中文系教授，本文為其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