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深：“一國兩制”融合兩岸正能量

劉國深 資料圖

據香港中評社19日報道，在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的“第三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教授在主題演講中指出，兩岸政治發展和實踐各有所長、各有優點和不足，雙方應在“一國兩制”的精神之下，進行兩岸政治次體系的“柔性橋接”，既不硬性改變對方，又讓兩岸子系統可以有效相容，使兩岸的正能量得以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劉國深表示，在比較“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與港澳模式時，以往我們更多地是注意到，“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將更加寬鬆的具體政策主張：“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其實，運用“一國兩制”構想解決港澳問題與解決台灣問題在出發點上就有很大不同：台灣問題上的“一國兩制”實踐，是在領土主權完全重疊的“同一國家”既有基礎上，達成兩個競爭性政權“兩制共存、良性雙贏”的制度創新。

回歸後的港澳地區“一國兩制”實踐，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踐——海峽兩岸“一國兩制”的落實過程，有更加切實的可比性，港澳回歸後的兩岸四地的“一國兩制”實踐才真正是在同一主權國家平臺基礎上的國家治理體制創新。

劉國深指出，“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樣的認識基本上形成于80年代，有其時代的合理性。30年前的中國大陸剛剛從動亂轉入承平時期不久，我們的綜合實力和自信心遠遠沒有達到今天的程度。30年後，兩岸四地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對“一國兩制”內涵的認識也逐漸有了新的發展。

劉國深稱，對於中國國民黨來説，兩岸關係就是與中共爭天下的問題，也就是爭奪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儘管今天的國民黨內有此雄心壯志的人士已不如以前，但國民黨內有此志向的人為數也還不少。受到台灣內部政治邏輯和兩岸特殊歷史因素的影響，民進黨內更多的人是試圖以分裂中國的領土主權的方式尋求“自保”，也不乏“以退為進”的權謀。兩岸及國際政治的現實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這樣的格局已經難以撼動；另一方面，沒有中國大陸的同意，台灣方面根本就沒有能力片面改變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現狀。

在這樣的形勢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是中國共産黨、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選擇，“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兩岸政治對話和談判的“標的物”不再是領土和主權意義上的“統獨問題”，而是一個中國框架下如何建立更好的治理模式，“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是國共兩黨領導人的共識，也是民進黨領導人公開倡言的政治話語。

劉國深表示，因此，我們要提醒民進黨內的朋友們，與其囫圇吞棗地談“統獨”，不如實實在在地與兩岸四地人民一道透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性地探尋如何更好地實現一個國家內部兩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互利共生的問題。

劉國深認為，台灣方面對“一國兩制”有疑慮是可以理解的，當我們説“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時，台灣方面有不同的意見，有不一樣的感受。對此，大陸方面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從“一個中國”表達的“舊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容分割。）、“新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容分割。）1992年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公開宣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見，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兩岸具體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共同商議的。制度包括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社會與社會、政治子系統之間等各種政治行為體之間的行為規則、價值、規範、秩序、習慣、道德、法律、法規、規章等各個方面，事實證明世界上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最好的制度，只有更加適合特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制度，人們的制度認知提升是需要經歷較長歷史過程的，相互之間保留一定的彈性空間是有智慧的表現。

基於這樣的認知，劉國深認為“一國兩制”仍然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包容、最有創意的制度模式。考慮到台灣方面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已經將“一國兩制”予以“污名化”的現實，台灣內部迄今沒有形成理性討論“一國兩制”的環境，大陸方面在兩岸關係場合暫時不再高頻度使用“一國兩制”的語匯，以避免刺激部分台灣民眾的感情。

我們要進一步體諒到台灣方面的關切和顧慮，更加耐心地就“一國”的內涵問題與台灣方面達成諒解，台灣方面現階段要求“一中各表”，大陸方面已不反對在兩岸公權力部門領導人已經達成“兩岸非國與國關係”的最起碼共同認知下使用“各表一中”或“一中各表”。筆者認為，在台灣方面明確宣示兩岸非國與國關係、甚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下，大陸方面甚至可以接受“一中各表”。正因此，在進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以後，筆者曾多次公開主張：“在海峽兩岸之間，一個中國不要簡單地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讓更多台灣同胞體會到，一個中國是海峽兩岸的共有資産，台灣同胞完全可以與中國大陸同胞平等地共同規劃和建設我們共同的“國家中國”。

劉國深指出，制度也是有生命的，制度會成長、發展和變遷，人類社會不可能有什麼一成不變的制度。因此，我們不能僵化地認識和運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一種制度精神，兩岸之間，甚至兩岸四地之間的“一國兩制”具體制度安排，也要適應變化中的兩岸四地政治現實，適時作出相應的調整，以確保兩岸四地基本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活力。

目前，在兩岸四地之間或多或少存在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已經適應不了兩岸四地人民的交流交往和互利共贏需求，特別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制度稀缺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兩岸雙方一道進行制度創新，而港澳地區的“一國兩制”實踐可以為兩岸之間的“一國兩制”實踐提供參考和借鑒。兩岸之間需要在政治、經濟、社會、文教以及共同事務合作治理方面進行制度創新研究。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推進，兩岸之間各層面、各領域的相互影響在所難免，香港和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已經提出警訊。我們不能簡單地期待“統一”可能帶來的好處，更要面對“統一”可能帶來的各種變化、影響、挑戰甚至是代價。

在劉國深看來，兩岸政治發展和實踐各有所長、各有優點和不足，雙方應在“一國兩制”的精神之下，進行兩岸政治次體系的“柔性橋接”，既不硬性改變對方，又讓兩岸子系統可以有效相容，使兩岸的正能量得以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最後，劉國深説，兩岸中國人要從此告別相互排斥和攻訐，要更多地以彼此欣賞、彼此珍惜的觀念推動交流合作，讓兩岸人民有更多的時間的空間建立起共同的生活圈，最終實現“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