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泰斗”饒宗頤：中國將踏上文藝復興時代

饒宗頤每天仍堅持國學研究。

 

饒宗頤篤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

 

已是望百之年，饒宗頤仍筆耕不輟，他説二十一世紀是東學西漸的時代，東方的學術和藝術思想將對西方産生重大影響。這位國學大師的國學夢，從未放棄。

 

日前，聞名國際的法蘭西學院確定饒宗頤教授為該學院外籍院士，聲動法國乃至歐洲藝術文化界。作為亞洲第一個獲頒該榮銜的漢學家，饒公老當益壯，“我已經是97歲的老人，很快就98歲，實際上我不認老。我記得劉海粟以90多歲高壽上黃山，我希望步他後塵，再去黃山!”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猶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則是指獨立的精神。饒宗頤常説，做學問、做藝術當先立德、立品，治學要求是、求真、求正，方能立足於世，實現中國文藝復興。

 

少年退學求學

 

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14歲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學的學業不久，剛上中學的饒宗頤作出一個頗具勇氣的決定退學。此時，學校教育已不能滿足他對知識的渴求。

 

出身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開始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名字饒宗頤，源於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家中“天嘯樓”藏書數萬冊，天資聰穎的少年饒宗頤徜徉其間，盡享閱讀之樂趣。

 

兩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學有所得的他盡顯少年老成，在與書界名流書信往來時絲毫不顯稚氣，許多人並不知曉，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歲。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因病溘然長逝。饒宗頤開始繼承他父親遺志，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自此，潮學研究與饒宗頤結下不解之緣。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的饒宗頤在中山大學出版了《潮州藝文志》，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系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式著作。

 

但正當研究剛有起色時，1938年廣州淪陷，中山大學內遷到雲南，作為中山大學一員，饒宗頤原本也要到雲南，但當他回家之後準備返校時，突然大病一場。結果，饒宗頤沒有去雲南，而是輾轉到了香港。

 

不久，香港接著淪陷，他又回到潮州，後來到了廣西無錫國專。一直到抗戰勝利，饒宗頤才回到廣東擔任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編廣東的地方誌，主要是編潮州志。

 

對話

 

記者：少年退學，在社會求學這段經歷，對您後來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饒宗頤：雖然從學校退學，但我是為了在社會上更好地求學。我一直比較倡導潮學研究，因為國家的歷史研究應該從地區做起，假如不從地區做起，就沒有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歷史。以外國的史學研究為例，很多大的題目研究完了，地區的、個別的，也很有研究價值，甚至一個建築物都可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記者：除了潮學之外，您在眾多領域皆有建樹，研究範圍縱跨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有很多人都覺得您“神通廣大”。

 

饒宗頤：因為我從小開始，就對中國文化産生濃厚的好奇心，希望尋根究底。我在研究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香港潛心治學

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香港是個避風港，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間，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饒宗頤發表了《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藏于倫敦的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典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頭活水，引發了歐洲人對於道教研究的熱潮。法國巴黎大學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教授認識到了這本書的重要，將此書定為教材。“東學西漸”的歷程中，饒宗頤開風氣之先。

 

1962年，饒宗頤獲得被譽為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1993年，中學輟學的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建院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將此榮譽授予華人。

 

“香港為饒先生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饒宗頤無疑是幸運的，安定而寬鬆的環境，使他的學術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而同時期的國內許多學者，有些被迫離開了熟悉的工作崗位，有些則正在“五七幹校”中勞作。饒宗頤也成就了香港，有學者説：“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説是文化沙漠。”

 

對話

 

記者：為什麼在香港的30年間，您取得的學術研究成就最高?

 

饒宗頤：1949年前，因為戰亂，社會環境不穩定，我曾顛沛流離，很艱苦。所以，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歷史上建安時代的“荊州”相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請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給了我一份薪水，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研究平臺變得非常開闊，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

 

記者：您曾輾轉海內外多地任教，這些地區在學術研究上，有無給您留下印象特別深刻的?為什麼?

 

饒宗頤：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國，他們對我國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説是非常有系統及精密。在日本，對於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視，更是值得我們傚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傳下來的一張紙，他們都有系統地記錄及保存起來。這是對事物一個“敬”的觀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觀念，是來自我們中國。但是，他們發展得更為盡致。

 

記者：現在很多年輕人感覺做學問很枯燥。從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這個求學圓夢的過程，您有感覺過辛苦麼?您又是怎樣克服困難的?

 

饒宗頤：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一個苦心，要在苦中求樂。我在香港曾寫了一本名為《長洲集》的詩詞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懷詩”。當時創作這些僅用了5天時間。為什麼能這麼快?因為那時我帶了一把古琴，在長洲島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邊彈古琴邊寫作，感覺詩心和琴心相通，這樣創作就感覺有樂趣了。

 

文藝復興時代

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1978年，饒宗頤在香港退休。此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吹拂中國大地。

 

闊別內地30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

 

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在內地學術活動之中。“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

 

饒宗頤的研究不斷深入。期間，大陸出土了很多新的歷史文物，為饒宗頤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基礎。

 

饒宗頤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間，博採眾長。

 

統計饒宗頤的創作時間可發現，他退休後發表的文章遠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來，隨著年事漸長，饒宗頤較少外出，社會活動亦隨之減少。但他亦並非埋首故紙堆中不聞窗外之事。新的學術動態、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舊十分關注。

 

望百之年，饒公老當益壯，仍然筆耕不輟。不久前，他被聞名國際的法蘭西學院確定為該學院外籍院士，聲動法國乃至歐洲藝術文化界。

 

饒宗頤説，在他心裏，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堅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對話

 

記者：很多人退休後都尋求享受清凈的生活，您卻將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饒宗頤：很多人跟我説，我退休的時間正是一個好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這個時候，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拋棄了過去那種“左”的東西，思想解放了，學術禁區也掃除了。

 

還有是“文革”期間所有的學科都受到衝擊，但考古還保留著，或者是恢復得比較早，我可以接觸到這個階段新出土的東西。

 

當時我離開內地那麼多年，廣東好多人都邀請我回內地。那時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可以説是一片百廢待興，我返回內地時，感覺充滿了勁頭，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當時用幾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大陸30多個博物館。

 

記者：您曾經提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聖經，建立新經學。

 

饒宗頤：我在北京大學建校100週年紀念會上提出這個觀點。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經”，中國其實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源遠流長，一些國家還在倡導我們的“經”。可是我們自己卻不讀經，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應該反省的問題。

 

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記者：如何理解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饒宗頤：我為什麼説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為100多年來，我們國家出土的東西非常多，很多是漢代的竹簡、帛書等，我們可以接觸到中華文明的精髓。

 

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都在阿拉伯的寫本上保留下來。通過這些寫本，歐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可以説，歐洲的文藝復興就起源於這些老的寫本。也就是説，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

 

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機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前人的寶貴經歷好不容易通過歷史文物保留下來，我們要珍惜，給以新的詮釋。

 

另外，至於經學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學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

 

記者：這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會産生怎樣的影響?

 

饒宗頤：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一個東學西漸的年代。作為現代東方的學人，應該意識到這個世紀不單只是一個東方文藝復興的年代，更應該是東方的學術與藝術思想，會對西方産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尤其是在中國，不少新的資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們更知道東方文化悠久的傳統，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治學精益求精

學術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堅持正義、弘揚正氣

 

對待治學，饒宗頤始終精益求精。

 

饒宗頤的諸多研究成果，並不急於在完成後立即發表，而是細加論證、反復推敲。年方20時，他便追根溯源寫出《郭子奇年譜》，因認為文中疑點尚存，不斷修正之後，時隔50年才發表。

 

饒宗頤治學十分強調“用哲學的心態深入考察，而從上向下來看問題”。他説今天一些做學問的人有個缺點，往往抓到一點，就把它放大，卻忽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容易誤導大家。“應該冷靜，應該全面地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許多領域都是有聯繫的。”

 

饒宗頤還認為，國學是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他擔心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之下，許多知識分子過多地向外追逐馳騖，甚至不惜放棄本位文化。

 

“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羨林曾盛讚饒宗頤，“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並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

 

但平日裏，饒宗頤卻對大師的稱謂敬辭不受。他笑言：“大師是佛教裏的稱謂，我又不是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