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泰晤士報"張之洞之死:一心一意愛國者

張之洞

 

張之洞接見美國客人

 

正在處理公務的張之洞

 

1890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主持在湖北龜山下動工興建了漢陽鐵廠，是當時中國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圖為1906年的漢陽鐵廠

 

(本文載于1909年10月6日的《泰晤士報》，是《泰晤士報》對張之洞所做的“蓋棺定論”。本文對報道原文有刪減。)

 

原文：

 

(本報①特派記者，北京，10月5日)歷任兩廣、湖廣與兩江總督、軍機大臣的張之洞大人，可謂是當代最負盛名的清國人士之一;他同時也是一位無與倫比的學者，長期以來，一直擁有獨特的地位，備受君主與國人的敬重。昨晚9時，張之洞與世長辭，就在昨天的晨間，攝政王還去探訪過他。雖然近日以來，死亡一直不斷地迫近他，但這個結局還是來得突然了一些。

 

各地對他的去世都表達了遺憾之意，不僅因為他是帝國的偉大學者，更因為他是一位一心一意的愛國者，其正直之心，從未有人質疑過。雖然44年以來，他興辦的實業一直在盈利，而自1884年由巡撫升任總督後，他連續三次在帝國最富有的總督轄區裏任職。在那裏，他個人致富的機會可謂無窮無盡，但他死時，卻獨留一身清寒。

 

其人傳略

 

在清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一致承認，官場的腐敗行為已經被提升為一種藝術了。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個人誠信不容置疑的人，憑著他全然的學識，爬到了帝國的最高職位，那時，一方面，他以誠實正直的品格備受敬重和愛戴;但另一方面，總體而言，政府的系統也準備好了要將其打入冷宮。沒有其他更好的例子能比已故的張之洞更能説明這樣自相矛盾的情形，也不容易再找到另外一個像他一樣的人，融合了那麼多不同的優良素質，但同時也融合了那麼多的缺陷，能夠與清國政府系統切合一致。

 

教育與訓練

 

張之洞是直隸人氏(天津轄區)，出生於1837年。他的人生之所以能夠贏得迅捷的發展，他之所以能夠獲得全國性的聲譽，完全要仰賴其傑出的文學才能。1862年，他考中進士第三名——探花;兩年之後，又贏得新選翰林最終考核的第一名。在29歲的年紀，他已經任職湖北學政。

 

在其一生的非凡生涯中，首先，他是一位學者，以儒家思想中的堅貞，忠實于中華古典的傳統，並在一切先例、形式與儀式之上，都深深精通于中國古代至聖先賢的智慧。

 

帶著荒謬的驕傲和敏感，他以東方式學者的風範出現在人前，始終溫文、禮貌地對待著每一個人，不論對方的地位高低，所以，他確實很適合去做一個聖人之徒。但耿直的坦率與完全的誠摯，很可能會在轉瞬之間爆發的幼稚的憤怒，使這位軍機大臣成為最有趣的研究對象和一個令人非常喜愛的人。

 

雖然他的博學和精明的判斷力，已經使他在面對任何重大的危機，譬如義和團運動和中日甲午戰爭，都能屹立不搖，但他對於一切現代創新的仇視心態，卻最終使得他的管理成為浪費和低效率的代名詞。在他開創的許多計劃中，多數其實都是幼稚而不可行的。

 

即使在他身邊的隨從口中，他也被説成是“滿腹經綸的毫無經驗者”。

 

舉例而言，當完全意識到開發清國潛在礦産資源的重要性時，在他指導下所擬就的“採礦規例”，就被他的部下們認為毫無用處，好比是一座經典而無用的豐碑。當帝國的一位高級官員建議引進鐵路時，不可否認，朝廷又把管理鐵路企業的事務交給了他，“他再一次很好地維持(引用我們駐京特派記者的原話)了自己總是把一切事情辦糟的名聲”。但確實很令人側目的是，在一群像清國人這樣的實用主義者中間，頑固的理論家張之洞的印記卻被保留住了，他所做的一切，贏得了大多數國人的尊重和愛戴。

已故的笳臣②先生，在《在清帝國的英國人》一書中承認，“張的文化力量處於非常高的地位，他的行事方式簡潔、精闢，在一個將文化像宗教一般栽種的國度裏，這是他讓自己震動全國的武器。”在這裡，毫無疑問，隱藏著張之洞權力與地位的所有秘密，也隱藏著皇太后在臨死之際幫助他戰勝所有政敵，輔佐他成為“清國第一平民”的護身符。

 

他的生涯始於一支筆，也止于一支筆。

 

對於外國人的態度

 

在他與外國人的關係中，張之洞一貫沿襲了傳統的中華策略“挑撥離間，從中漁利”。

 

從本能上來説，他不喜歡，也不信任任何其他國家，他只是善儘自己所能，利用這些國家個體和整體之間的利害衝突，使自己的國家從中得到最大的好處。對於歐洲政治的緊迫性，他具有卓越的遠見，也具有某種本能。因此，在布爾戰爭的較早階段，當英國尚勢單力薄之時，他便預設了親德立場，到了1909年，同樣的原因又使他很自然地再度恢復到先前的態度。他鼓勵比利時在北京至漢口鐵路中的行動和其他計劃，直至1898年確定了布魯塞爾僅僅是巴黎和聖彼得堡的掩護體。後來，當英國支持兩江總督，承諾自己將維護清國的完整性時，他再一次成了親英派(漢口總領事弗雷澤先生對這一結果有不小的影響)。同時，又因為日本的軍事效率與作為專家級顧問相對低廉的代價，他又承認自己對於日本有著一份相當明確的欽佩之情。事實上，他大致可算作一位外交人士，但從來不能算作一位政治家，他是一個在基本原則上左右逢源的機會主義者。

 

對於歐洲人來説，張之洞的名字通常是和湖廣總督連在一起的，那是自1889年8月至1907年6月間令他收穫頗豐的職位。

 

當他開始與他的同事劉坤一在南京合作時，他維持了兩江省份的和平。

 

可以肯定地説，在壓制每一次混亂的根源和徵兆，在嚴禁義和團成員給北方各省所帶來的無政府狀態時，他所站立的堅定立場，都將清國從因其統治者的愚蠢、荒唐而造成的後果中拯救出來。在義和團的危機中，是張之洞，而非劉坤一，起了領頭者的作用，並起草了所有的宣告，安排了所有的調遣，而劉只是在這些文件上蓋章而已。雖然他的許多同僚在這種新的好戰主義的熱情中失去了自製力，雖然義和團的信條不算不成功地被他自己衙門的一位文員傳播了出去，但他的“清國式城府”卻使他不至於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一種錯覺中，畢竟，在這種錯覺中，一切似乎都具備了最終會獲取成功的前景。在這場危機中，張之洞從未躊躇過;反而是人在山東的袁世凱所表現出的猶豫，使張之洞增添了許多對他的不信任感，張之洞由此對袁世凱播下了敵意的種子，直至去年秋天袁被打倒。

 

強烈的保守主義

 

張之洞本人的為官之道一直是清廉的，但是對於所有從他活躍的大腦中孕育出來的工商企業，他都以花錢如流水的態度去經營，在商業上，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成功者。儘管他能以犀利的、散文作家的文風，向京畿管理部門寫下從來不會失手的上疏，然而，別人對他在此種方式上的敬重之意，其實不過和這些人(或者説張本人)在專業知識上的無知一樣包含著深遠的意義。

 

在1898年，張之洞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這篇關於智慧與美德的訓詞，招來了文人們的一片嘖嘖讚嘆之聲，即使在有限的歐洲讀者中，也引發了不小的驚奇感。在收到此書後由官方批復的答謝辭中，皇帝循著慣例發表了看法：“作者在科學與藝術上用詞精當，心中知識的廣博亦昭然可鑒。我們對於此書的看法是，無論是誰讀完此書，都會覺得獲益匪淺。”但是，事實上，這部《勸學篇》只是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清國文人們漫無邊際的傲慢無知，他們不過是帶著偏見並從空洞的陳詞濫調堆砌起來的幹秕中吸取養分的一群人。

 

張之洞急躁、魯莽的另一個表現，是他對於天朝大小事情，存在著一種頑固、教條式的信念。1904年，這一點曾引起了歐洲人的注意(請參閱3月7日的法令)，那時，他對於赫德爵士在徵收地稅上的改革建議做了一番批評，滿腹輕蔑之意自筆端傾瀉而出。

 

如果以歐洲的標準去衡量一個真正具有創新意識的思想家、管理者或是政治家的話，張之洞其實絲毫不值一提。作為人格的標誌，他所能訴諸歐洲人的，則是一個誠實者和他一心塑造的“文聖”一類的形象。但對於他的國人來説，在家長制的傳統裏孕育、成長起來的他，是一朵在古代人文和捍衛陳舊信條的努力中培植出來的姣美花朵。

 

①本文載于1909年10月6日的《泰晤士報》，是《泰晤士報》對張之洞所做的“蓋棺定論”。本文對報道原文有刪減。

 

②笳臣(Alexander Michie，1833-1902)，晚清時代英商怡和洋行總理，作家。曾創辦《中國時報》，這是當時在中國較有影響的一家報紙，分中英文兩版。

 

方激 編譯 《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