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奴十二載》：一個關於自由的故事

《為奴十二載》電影劇照

在剛剛揭曉的第86屆奧斯卡獲獎名單中，因拍攝技術、視覺特效優勢一度成為2013年銀幕熱點的《地心引力》將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剪輯等7項大獎收入囊中。不過，在“最佳影片”的爭奪上，它卻不敵英國導演史蒂夫·麥奎因執導的《為奴十二載》，輸掉了這個分量最重的獎項。對此結果，許多影評者都表示完全在預料之中：政治正確的“選題”、可圈可點的影像、節制有力度的表演，加上因《饑餓》、《羞恥》而聲名鵲起的導演新秀麥奎因，以及被人津津樂道的麥奎恩-法斯賓德的黃金組合，這些構成了一個無短板的，甚至可獲高分的最佳影片備選。當然，亦有人表示大有遺憾，因為《為奴十二載》在麥奎恩的3部長片中顯然不是最好的一部，而其對美國南部蓄奴歷史問題過於直接淺白的再現，對原著的謹慎與忠誠，都使它好似一個過於中規中矩的“優等生”。

有趣的是，無論是史蒂夫·麥奎因，還是主演切瓦特·埃加福特和露皮塔·尼永奧，亦或是兩位飾演農場主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和邁克爾·法斯賓德，事實上都並非出身美國，而《為奴十二載》卻又恰恰是一個十足“美國”的題材—對於歷史短暫的美國來説，奴隸問題幾乎是唯一一個清晰的、規模較大且影響至今的歷史問題，其引致的南北戰爭也構成了重要的歷史節點。這種錯位給《為奴十二載》增添了一絲曖昧色彩：它的獲獎顯然與題材的討巧有關—歷史、政治題材從來為奧斯卡所偏愛，而如此政治正確又精巧設計，選擇了美國南北戰爭前的一個奴隸制黑暗片段來加以批判，更令許多人懷疑它的“用心”。那麼，這部影片難道僅僅是一部意在奧斯卡之作?它對於麥奎因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麼?進一步來説，聯繫近幾年來的幾部熱門影片《相助》、《被解放的姜戈》等，會發現黑奴題材形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銀幕熱點，那麼它攜帶著怎樣的政治附加值，又激活了怎樣的社會歷史問題?

“身體”之於“自由”的意義

在一次訪談中，麥奎因提到自己和一個非裔美國人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們的船駛向了右面而我的船駛向了左面”。借這個抹去太多歷史細節的患難情誼比喻，他將自己和美國的蓄奴問題聯繫起來，即他們都有著共同的血脈源頭，承受著相似的奴隸制迫害，只不過一支去往美國，而另一支來到歐洲。的確，黑人身份始終是麥奎因不得不去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如他常常提到父親在臨終前給他講述的在牙買加受到歧視的故事，以及這些故事給他的震撼，而他早期拍攝的短片，如《照明器》、《加勒比人的一跳》等，也不斷試圖碰觸殖民歷史和黑人境遇的主題。可以説，麥奎因對奴隸制的關注起于一種使命感，而所羅門·諾瑟普根據自己親身經歷而著的《為奴十二載》以其真實性和細節感，為他提供了一條得以付諸實踐的路徑。他提到，大部分的人以為自己了解奴隸制，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因而《為奴十二載》承載著向人們展示奴隸制的重任。基於這種意願，他對原著産生了某種頗為強烈的執著—據稱，影片中80%的對話來自於原著。

不過，麥奎因對奴隸問題的認真與執著，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致了人們對影片《為奴十二載》的詬病。幾乎在所有的訪談中，他都不得不回答相似的問題：為什麼要以這樣驚心動魄的長鏡頭來再現帕齊受鞭打的一幕?在這個7分鐘的長鏡頭中，帕齊近乎窒息的抽噎、背後騰起的血霧與開裂的鞭痕，埃普斯瘋狂的抽打，埃普斯夫人冷靜而狠毒的慫恿，普拉特絕望的呼喊交相呈現，構成了極為刺激感官的施虐場面。許多人為此感到不適，而麥奎因對此的回答卻帶有幾分莊嚴：“因為我們需要展示證據。私刑應該以它最合適的方式實行。因為成百上千的人曾經面對這些。有人的先輩曾經歷這樣的事，因此我必須如我已經做的那樣將之呈現出來。”可以看到，正是在一次次的私刑場面中，麥奎因呈現出了奴隸制的壓抑與扭曲，並放入了自己的思考與批判。

另一個較為著名的段落，是普拉特被吊在樹上，僅用腳趾撐地來維持懸于一線的生命。在一個全景鏡頭中，前景的樹枝與地面穩定的平行線被普拉特抽搐、晃動的身體連接起來，形成脆弱而有張力的畫框，框住了不遠處從房子中若無其事地走出、活動的黑奴。繼而，幾個淺焦鏡頭將普拉特虛化為暗斑，並越過他依次展現明亮陽光中嬉鬧的孩童與樓閣上沉默的福特夫人。強烈的動靜、明暗對比，使畫面充滿不安與怪誕，將普拉特作為一個奴隸的脆弱、無力以及他人的冷漠與軟弱淋漓地呈現出來。“身體”在此承載著最為豐富的意義—它是“證據”，是束縛，是暴力的作用場域，也是制度可以規約的最根本實體。

實際上，以身體作為表意場所的方式在麥奎因的電影中並不陌生。無論是《饑餓》中絕食抗議的北愛爾蘭共和軍鮑比·桑茲日漸消瘦和毀壞的身體，還是《羞恥》中耽于性癮的亢奮身體，都在毫無遮蔽的展示中不斷強調、推進著影片的主題。如果在這一點上將3部影片對比來看，會發現《為奴十二載》似也有著超越控訴奴隸制的層面，即它不僅是謹慎而忠實地重現了一個曾有極大影響的“真實故事”，而且，它也與前兩部影片相呼應，延續著麥奎因一貫的關注，即“身體”之於“自由”的意義。

轉向現實的質詢

談及《為奴十二載》，麥奎因希望不要將它只看作一部關於奴隸制的影片，並對人們不斷糾纏于影片所屬類型表示不解。他指出“在電影史上，大概不到20部電影是關於奴隸制的，你真的不能把這稱作是一個類型”，而這部影片“它是今天的故事，而不是一部黑人電影。比起其他方面來説，它更多的是有關人類尊嚴的故事”。麥奎因的強調—“今天”與“人類尊嚴”—提示著這個故事有著另外的維度。那麼，麥奎因是在什麼意義上借《為奴十二載》來講述關於今天的故事?

不難發現，與許多黑奴故事不同，《為奴十二載》的主角起初並不是南方奴隸，而是北方紐約州的一個“自由人”。奴隸/自由人的區分，給予了後者看似和平、安穩的位置，使之可以對前者的境遇視而不見—影片借閃回顯現出，一名黑奴懷著微弱的希望偷偷進入商店去接近所羅門/普拉特，前者的欲言又止和後者的沉默在對視中形成了令人絕望的冷漠與默契。而曾以沉默來安守“自由人”身份的所羅門卻很快發現他的穩定生活倣如鏡花水月，僅僅一次並不高明的欺騙，就令他失去了既有的一切，淪為奴隸普拉特。在影片的後半部分，渴望重獲自由的他重現了商店中那個奴隸的位置，接近一切可能給他希望的人卻每每只能沉默以對。對身份的脆弱性和位置的輕易轉換的凸顯，在影片中似乎不僅是對黑奴歷史問題的聲討，更重要的是，它也將質詢目光投向了今天的每一個人：你的生活真的如你所認為的那般穩定嗎?你真的“自由”嗎?你與你視而不見的那個位置或那些人真的有不可逾越的距離嗎?

2013年的美國並不平靜，4月15日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驚魂甫定，6月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棱鏡門”事件。它們性質並不相同，但是都在上述問題上與《為奴十二載》遙遙相應。毫無預警的暴力、恐怖行為，以及被反烏托邦小説不幸言中的無所不在的監視，無疑加劇了美國中産階級在金融危機當中已然逐日積累的危機感，令佔據著價值最高點的“自由”變得虛幻而脆弱。從這個角度來説，《為奴十二載》講述的黑奴故事卻在某種程度上與當代人的境遇對接：從自由人到奴隸，從勤懇的中産階級到流浪漢甚或罪犯，都並非想像中的那麼艱難，而當你發現原有默契的不合理與脆弱時，也許你的位置已然變了，且不再有恢復的保障。

重視黑暗歷史

需要説明的是，影片所攜帶的和疊加的意義層級，使它超出了任何一種單一解讀的可能。儘管麥奎因拒絕黑奴電影的指認，但他仍然承認他從昆汀的《被解救的姜戈》獲得了啟發，對黑奴的題材開始有了信心。事實上，近幾年表現美國社會黑人問題的電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如2011年同樣改編自小説的電影《相助》也曾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相助》以20世紀60年代南方“黑傭”問題為主線，充滿溫情與希望地講述了一個白人女孩對黑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憤慨，決定著書以向社會揭露真相。同樣，2012年由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影片《被解救的姜戈》也構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從這3部風格截然不同的影片中，可以看到黑人題材的日漸升溫。有趣的是，儘管它們的關注重心彼此相差甚遠，但卻在一點上表現出了極大的相似性，即它們都將時間與美國歷史上與種族有關的兩次重大事件相連接：《相助》發生在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前夕;《被解救的姜戈》與《為奴十二載》的故事則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前夕。而更有意味的是，3部影片一方面無疑指向了這兩次歷史事件，並將其視作最重要的潛文本，但另一方面卻又在文本層面上不約而同地對之保持緘默。

時間的揀選顯然並非巧合，這種一張一弛的處理也蘊含著無盡的欲説還休。如前文所述，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自己”的歷史並不太長，而其中的黑奴問題始終是一塊顯眼的、難以直面的傷疤，構成了美國民族大熔爐中幾乎唯一一個明晰的、帶有民族/種族色彩的難題。以此看來，3部影片的題材選擇似乎頗為大膽和危險，然而，當我們反觀它們的處理方式時，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將時間設置為變革的前夕，這使得影片中無論多麼殘酷的情境都被加上了一重安全鎖—任何知曉歷史的人都明白殘暴終將結束，懷有愧疚的同時，也獲得了某種凝聚力與撫慰。而敘事層面的處理則形成了第二重的安全保障：相對於《相助》的白人視角、《被解放的姜戈》的混搭風格與詼諧調子，《為奴十二載》的批判似乎更為直接和冷酷一些。然而，正如題名所示，它預設了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亦即以“失去自由”為始，而以“重獲自由”為結。這樣的封閉敘事既將過去懸置不提，又不把苦難帶入未來，只將12年的奴隸經歷製作成完整的切片以供人們遠距離、客觀地觀察。黑奴題材電影的顯影，雖然帶來一層反思和警示，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重現最黑暗的歷史時刻，來提供一劑使人獲得撫慰、得以面對現實的安慰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