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造一個文學的“木牛流馬”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4-07-29 17:27:46 | 來源: 成都商報 |
閻連科,生於1958年,河南嵩縣人。“中國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85年畢業于河南大學政教係,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8年應徵入伍,歷任濟南軍區戰士、排長、幹事、秘書、創作員,第二炮兵電視藝術中心編劇,專業作家,文學創作一級。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品曾獲各種獎項20余次,包括兩次魯迅文學獎,一次老舍文學獎,2014年榮獲“卡夫卡文學獎”,作品被譯成二十幾種文字,代表作《炸裂志》《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
採訪手記
2014年5月27日,作家閻連科獲2014年度弗蘭茨·卡夫卡文學獎。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得該獎項,閻連科也成為繼村上春樹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家。卡夫卡文學獎由捷克政府創立於2001年,為紀念出生於布拉格的小説家弗蘭茨·卡夫卡而設,每年評選一次,主要頒給作品具有人文主義關懷的作家,獲獎者不存在國界限制。
獲獎多次、出版過幾十部作品的作家閻連科第一反應是:“沒什麼感想,該讀書了讀書,該寫作了寫作。”
閻連科不是一個窩在書房自顧自寫鄉土故事和天馬行空蹈虛的作家,他一直在用寫作的方式懷疑,懷疑喧囂的現實。
閻連科2013年推出的新作叫《炸裂志》,以“神實主義”的手法誇張而荒誕地概括了一個鄉村在30年間,從小村莊發展成大都市的故事。當被問及書名的由來,他解釋説,四五年前他到韓國的外國語大學訪問,當時校區裏有一張滿是韓文的海報,突然冒出中文“炸裂”兩個字,他大吃一驚,問同行的漢學家,漢學家説,有個美國人來開講座,教室裏人滿為患,人多得要爆炸。閻連科説:“一開始想用最精準的一個字,一個詞來表達中國的現實和人心,概括這30年來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從來都覺得説不準。看到‘炸裂’兩個字的那一瞬間,忽然覺得這兩個字如此精準地表達了30年來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的發展像爆炸一樣,後面出現了斷裂,比如人心的分裂,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像今天中國人的心這麼分裂……”閻連科當時就認定,如果有一天寫小説,一定會用這個名字。
很多讀者心裏糾結,到底何為“神實主義”?閻連科指出:“在現實主義文學中,因果關係是全因果,一百斤重量的原因就會導致一百斤重量的結果,是完全對等的。卡夫卡的小説我稱為零因果,所有小説的開頭就是結果,然後進入現實主義。到了魔幻現實主義,我稱為半因果,一點點原因導致很大的結果,比如《百年孤獨》一開始,吉卜賽人拖著磁鐵在街上走,桌子上的釘子都飛出去了。磁鐵和釘子是有關係的。這是半因果。中國小説家的創作幾乎都沒有逃脫這三種寫作邏輯。”
閻連科從來不回避卡夫卡對自己的深刻影響和啟示,而他所説的神實主義基於的是內因果。內因果只考慮內部的合理性,而不考慮表面上的合理性和原因。內因果是神實主義的核心。閻連科在獲獎之後的演講裏表示:“我希望在我最好的寫作時期裏,能讓我如魯班那樣最後設計出木牛流馬的圖紙來,讓我找到那全新、完美的‘我以為’,並且,還要像諸葛亮那樣製作、創造出一個或者説一架文學的木牛流馬……”
生活中最真實的真實
記者(以下簡稱記):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答案,你心目中的真實到底是什麼樣的?
閻連科(以下簡稱閻):我覺得每一個作家對真實都有自己的認識,有自己走進真實的方法和自己對文學的思維。
今天的現實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作家試圖去把握現實的時候,每個作家都有他的方法,沒有哪個方法更好或者更不好,只是説哪種方法更能抵達讀者心目中的真實。另一個情況,現實的複雜性,讓作家根本沒有能力去把握。我想,我們一定要找到,現實中間存在的那種被掩蓋的真實,這是一種被我們疏忽和遮蔽的,更深層的真實,這是生活中最真實的真實。
記:那你常説的“真實”和“神實”是一回事嗎?你説過“對於一個作家來説,真實是一個非常基準的要求,對於中國作家來説,那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境界。”
閻:生活中有更深層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這是文學應該關注的。文學不應該只關注天是藍的,花是紅的,那都是可以看到的,文學要告訴你為什麼天會變藍、花會變紅,是這個過程。《炸裂志》中幾乎每一個情節細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看完後人人都會覺得這是最現實的。這是我追求的神實,我認為也是真實的最高境界。小説開頭寫村長對他的秘書曖昧,秘書完全不理,但是村長有一天變成鎮長,秘書的扣子自己就打開了。這個細節非常荒誕,我覺得那就是真實。雖然一個女孩子站到你跟前,扣子不會自己開,但是你這麼寫這個細節,沒有人懷疑是假的。這種真實我們會非常理解,甚至會覺得這種真實遠高於另外一種真實。
記:你也不認同一些人給你作品貼的標簽,比如“魔幻現實主義”……
閻:我提出另外一種文學思維:神實主義,最大的特點是它放棄了生活表面存在的邏輯關係,關注到真實以下的某種邏輯關係。就像《炸裂志》中的一個細節:隨便一個人吐一口痰就可以把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淹死,這在生活中永遠不會發生,但生活中誰都相信一句話,口水是可以把人淹死的。基於這樣的想法,生活中一口痰能不能把人淹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這樣去寫作了,這就是我們心目中的真實。我的小説對現實、自然、世界、人心都充滿了懷疑。我經常説一個作家的寫作目的不是改變世界,但我渴望世界別改變我們,寫作只是表達我們對世界的個人看法而已,只要表達一種最本真的東西就行了。
重新認識現實主義
記:你如何看待作家的獨立精神?
閻:我不是知識分子。對我來説,知識分子一個最根本的東西是:要對世界充滿著巨大的懷疑。今天的知識分子很少對現實的世界保持懷疑。知識分子的懷疑不是微博上無聊的咒罵和博眼球的嘩眾取寵,他的懷疑是對現實,對世界有巨大幫助的,對民族和國家有糾偏的意義。當我説我不是知識分子的時候,事實上是我説沒有能力去表達自己,沒有能力去懷疑。
記:“荒誕”的標簽是不是有時讓人感到有些無奈?
閻: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中國作家從來就沒寫出最獨特的小説,一種是中國作家早就寫出了最獨特的小説,但批評家還滯後於作家,或者説他比較偷懶,永遠只能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自己的小説,沒有自己的提煉。所以別人説你荒誕,你也很無奈。
今天中國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發展了三十幾年,面對如此豐富和複雜的當下,每一個作家的寫作幾乎都是不一樣的,但所有的批評家的認可方式都一樣,他都説你是後現代的、現代的、荒誕的、魔幻的,中國的文學批評單一到幾乎連一個新的名詞都找不到,更不要説找到一種新的方法。我常常在想兩個問題,一是,要麼中國文學已發展到了他們無法表達、概括、理順的時候,要麼今天中國作家全部的寫作都是為西方人在寫作,他會説你閻連科的寫作是什麼中國的《百年孤獨》、黑色幽默、荒誕派、狂想現實主義,你都覺得好像有一點道理,但心裏又有一點不爽。我在《四書》中間寫了一部文學對比叫《發現小説》,希望把那些批評家不做的或者是人家不願意、不屑做的事情理順一下,用一個中國作家的眼光去重新認識現實主義,看我們20世紀的文學到底是什麼樣子,基於這樣的基礎,我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神實主義”。
記:怎麼看待作家和文學獎的關係?
閻:諾貝爾文學獎也好,茅盾文學獎也好,都不是一個作家想關心就能去關心的。我們河南有句話:天上掉餡餅,砸到你頭上,你就順勢接下來,沒有落到你頭上,你一定不要去跨越那一步。很多獎項對一個作家來説,你不知道怎麼發生,所以會對它倍加尊敬。但如果你知道了它的來龍去脈,你的內心會有種噁心感。就像我們特別知道某些作品會獲獎,或某個作家會獲獎一樣。
故事沒有枯竭時
記:如果有一天想像力成了你的短板,你有沒有考慮過“非虛構寫作”?
閻:一旦一個作家在寫作中改變了一種寫作思維,在我看來,它既是想像,也是生活的本身了。就像這部小説,它的順暢超過每一部的寫作。你一旦進入,那些細節就嘩嘩地流過來。
記:你在《丁莊夢》的結尾中説,寫完小説後,“頹然地坐了下來,有兩行淚水無可遏制地長瀉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癱軟無力……”寫完《炸裂志》也有類似的感覺嗎?
閻:這是兩類東西。那個題材特別現實,我去過那個村十幾趟,面對的是那個村長、那些村裏人一個一個消失,無論你寫得多麼詩意、多麼美,它最終的基調是悲傷的。而這本小説的寫作過程是輕鬆愉快、充滿風趣的。我的其他小説,你很難一口氣看完,但這本書超出大家娛樂的現實,又有巨大的信息量,很多人是一口氣把它讀完了。
記:你的小説的土壤是鄉村,是大眾理解的底層鄉村嗎?
閻:我寫的是所有的人和他們的生存困境。我們今天説的底層往往是以物質生活為基礎的。你的收入低,房子臟,這是物質方面的,但你要相信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是精神的底層人,這些人是非常苦難的人。我的寫作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這個土地,這是閻連科的優勢,也是局限性。
記:寫到現在,你最想寫的故事寫出來了嗎?
閻:我的故事沒有枯竭的時候。這個事情也許不可能發生,但是有人講給我,會讓我特別著迷。
記:文學界有個流行趨勢“人高於作品”,讀者成了一個粉絲群,他們覺得你是閻連科,所以我看你的書;有的人批判你,是因為你以前寫過《風雅頌》,不管你新書怎樣,他就是批判你,你怎麼看?
閻:這些都不重要,罵的也會有,非常正常。只要不是人身攻擊,對文學本身,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個作品,老少通吃,男女都説好,這是不可思議的。沒有爭論的小説是不正常的,如果一個作家一生的寫作沒有被爭論過,是更加不可思議的。對我來説,如果你的小説一片叫好或一片叫衰,都是不正常的。我的寫作是伴隨著爭論成長,伴隨著爭論到一個高度,或者是伴隨著爭論掉下來。
要相信這一代作家
記:你現在每天的閱讀和寫作時間是怎麼安排的?
閻:我是開始走下坡路的人了,55歲了,每天在家待著時,早上8點坐下來寫作,寫到10點,2000字,手寫,電腦也不太用,是幾乎被淘汰的一代,下午就見見朋友、説説閒話,晚上10點上床睡覺。不過現在一個月難得有半個月是坐在家裏寫作的。
記:55歲是否存在“中年寫作危機”?
閻:我從來沒有什麼中年的危機,因為我有講不完的故事,我頭痛的是用什麼方法把這個故事講述出來,我每天都在尋找,和大家聊天、看書,希望得到靈感,給我一個講故事的方法,而不是給我一個故事。
但我有一種死亡的危機。今天最活躍的仍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年作家們,你對他們多麼不滿意,他們的活躍程度、他們對西方文學的認識還是比較高的,不要指望説你昨天寫得很好,今天仍然要寫得好,作家永遠像股票一樣,有起伏,所以我們要寬容這一代作家,也要相信這一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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