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如何運轉的？

英國金融時報網29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吉蓮邰蒂撰寫的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如何運轉的》文章。文章説，兩年前，曾在華盛頓當過基金經理的作家裏亞卡特•艾哈邁德飛往東京去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當時全球經濟處於發高燒的時刻：歐元區處在危機邊緣，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的猜測滿天飛。

但艾哈邁德跟通常參加這類會議的其他1.2萬名代表不同，他到場不是為了遊説政策、達成商業協議或新聞報道。相反，在幾天時間裏，他在一旁觀察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場盛大活動，好像是一個被丟進某個奇怪部落的人種學者、或者一名扎進叢林的植物學家。接著，他又前往莫桑比克和愛爾蘭觀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開展工作。他不是想評估IMF項目的效能，而只是要看看在這支令人眩暈的跨文化交流“萬花筒”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人員之間以及他們與當地官員之間是如何打交道的。

結果就是2014年7月發表的專著《金錢與嚴厲的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紀行》，其中的觀察不僅令人捧腹大笑，也巧妙地發人深省。我在上周的專欄文章中提到，如今全球化問題引起的爭論空前激烈。正如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官員伊恩•戈爾丁在另一本發人深思的新書《蝴蝶缺陷》中所指出的，“過去20年裏席捲整個星球的全球化浪潮，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帶來了可能把我們壓垮的新風險。”不止一次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子。當年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是為了遏制此類危機。

但是，儘管這意味著國際治理問題也變得更加重要，但令人矚目的是，針對努力實施國際治理的機構，我們所做的實地調查式的人種學研究太少了。金融大危機之後出版的大量著作，詳盡地揭示了危機前後各銀行內部發生了什麼。也有一些書籍以紀實手法描述了各國財政部、央行和監管機構內部發生的事，作者往往是官員們自己--蒂莫西•蓋特納的《壓力測試》就是這類書中的一例。不過，有關央行官員們出席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國際會議、或者財政部長與其他人在IMF或世界銀行開會時發生了什麼，幾乎沒有從內部視角撰寫的著作。

其中原因不難理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通常害怕讓外人對其內部了解得太詳細，艾哈邁德之所以獲准進行這項研究，很可能只是因為他的上一本書《金融大亨》是一本獲獎的有影響力的大部頭。即便擁有這樣的資歷，艾哈邁德也只能一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部機器粉飾程度較高的邊緣部分。

但是，甚至這有限一瞥也令人著迷，因為艾哈邁德掀開了一個蓋子，讓我們看到了一些貌似無關的細節：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生活脈絡和節奏、以及各種各樣用來顯示等級結構、“部落”從屬關係和權力的微妙的文化符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自己從不會談論這些。比如，艾哈邁德描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的服飾風格，指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男人們統一穿黑西服、打領帶，可有兩個群體除外：一是伊朗人，他們有個怪習慣是把衣領扣子繫上，但拒絕打領帶;二是對衝基金經理，他們年輕、身材好、穿名牌西裝……(他們)拒絕打領帶，原因無疑基本和伊朗人一樣--顯示他們不屈從於專橫的社會慣例，享有自我意識的自由。”

他也嘗試解釋，政策主張是如何通過媒介平臺逐漸主宰辯論的。比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東京會議上，他詳細記錄了即便存在語言困惑之時，緊縮問題是如何佔據中心議程的。他寫道：“當有人問專家小組，鋻於財政緊縮讓危機中國家付出的代價，慢一點縮減預算難道不是合理的嗎?約克•阿斯姆森試著打一個比方：如果你打算切下貓尾巴，一下子切下來比一段一段地切更好。這讓日本人佔一半的觀眾頗感困惑：為什麼竟然有人打算切掉貓尾巴?”

當然，儘管他的描述離奇可笑、讀來有趣，但這種大量觀察透露了一個嚴肅問題。雖然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可能喜歡假裝表示，但實際上，國際治理根植于外人很難理解的複雜文化模式和語言。這不足為奇：所有機構都有這樣的特點。但我只希望，艾哈邁德開始的實驗將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為我們帶來有關龐大跨境機構工作機制的更多人種學描述--在選民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工作人員當中都引發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