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的六張面孔

甲午戰爭 資料圖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週年，隨著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精進，對於甲午戰爭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史學界有了巨大的變化。現就擇其要者，略加闡述。

 

李鴻章：

 

以前，李鴻章一向被視為“奸臣”，説他在甲午戰爭中“避戰求和，保存北洋實力”。作為總指揮，李鴻章奏報説，北洋海軍僅有八艘主力軍艦可資海戰，且裝備過於落後，後勤保障不足。若與日本海軍決戰，勝負難料。因此他主張艦隊“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作為戰略威懾來牽制對手，使日軍在海上活動始終存在顧忌，並尋機殲滅弱勢敵艦。簡單地説，李鴻章對北洋海軍的判斷是，攻固難勝，守則有餘。事後看，這個判斷是相當客觀的。

 

對中國陸軍，李鴻章知道能派上用場的並不多。以淮軍為主體的、擔任北洋邊海防衛的陸軍只有5.4萬人，其中機動兵力2.5萬人。這些為國戍邊的勇營部隊，卻不在國家編制之內，一應吃穿用度均由地方自籌，身份類似民兵。大清的正規軍是八旗、綠營，雖近百萬卻不堪使用，每年還要花掉清廷2000萬兩白銀。這筆錢相當於北洋海軍建軍購艦的全部費用。

 

與之相比，日本陸軍的機動兵力有12萬人，幾乎全部投入了中國戰場，戰時任何一個兵團均在3萬人以上，超過中國機動兵力的總和。甲午之戰，日本是舉國總動員，中國卻只是北洋地區總動員。這個是皇帝定的，怪不得李鴻章。

 

事後來看，李鴻章如果能在自己掌管的洋務企業加大資金投入和研發力量，自主生産出像日本那樣的重火器、開花彈，或許戰場上的勝算能大一些。

 

翁同龢：

 

此時光緒皇帝極為信賴的，乃是軍機大臣、帝師翁同龢，亦是清流黨的領袖。清流黨以清廷中樞的京官為主，雖飽讀詩書卻不諳時務，僅憑道德標準議論時政，任何對外妥協的官員，都會遭到抨擊甚至被指為“漢奸”。後世對李鴻章的負面評價，往往是從清流奏章中找到的“史料”。

 

李鴻章當時的職務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負責北洋(即環渤海地區)各通商口岸的對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隸總督的權限僅及于直隸一省，是地方官員。李鴻章駐節天津和保定，不僅無法直接參與清廷的討論，甚至未經皇帝召見，都不得擅自入京。

 

翁同龢為首的清流黨，早就對李鴻章等洋務派心存不滿，必欲除之而後快。翁任戶部(相當於財政部)尚書時，1891年全力推出了外購軍火的禁令。甲午戰爭期間，清流對李鴻章及其海陸部將的無端參劾滾滾而來。這些參劾不管事實是否準確，只看是否驚世駭俗，因此往往極盡編造、誇大之能事。如果編造的故事過於離奇，以致君怒罷官，言官反而感覺十分驕傲，認為自己強項敢諫，滿朝清流還會以之為榜樣。

 

因為彈劾者只承擔有限責任，奏章的殺傷力甚至超過了日軍的炮彈。淮軍大將衛汝貴冤死刀下，海軍統帥丁汝昌險交刑部治罪，均拜清流所賜。有篇彈劾李經方(李鴻章之子)甘當日本人駙馬的奏折，極為荒誕，翁同龢卻大為讚賞，稱其寫得“絕妙”。將政見之爭看得比國家利益還重，這是翁同龢之過，也是他最終被慈禧和光緒棄用的原因。

 

葉志超：

 

平壤之戰，是甲午陸戰的轉捩點。清軍一敗塗地，徹底擊潰了人們對大清陸軍的信心。多年以來，下令從平壤北撤的提督葉志超，被斥責為貪生怕死的“逃跑將軍”。但葉志超一向作戰英勇無畏，有“葉大呆子”之稱，何以在平壤竟判若兩人呢?

 

9月15日，葉志超統率1.5萬清軍駐守平壤，與1.6萬餘日軍苦戰一百天。衛汝貴部盛軍、馬玉昆部毅軍頑強作戰，奉軍統領左寶貴在惡戰中為國捐軀。日軍進展有限，整個白天的戰鬥可謂勢均力敵。然而，集結到平壤的清軍，都是勇營部隊，雖是國防精銳但卻不在國家編制，得不到國家後勤的支持。他們接令後火速出發，軍火、糧食、輜重等大宗物資，無法隨軍大量攜帶，只能留待後路陸續籌措後向前線轉運。

 

清軍雜亂而遲緩的後勤，沒能及時將彈藥、糧食運到。平壤守軍15日激戰一天后，彈藥已少得可憐，根本不夠一天同等強度戰鬥的消耗。最誇張的是加特林機關炮的彈藥存量，僅夠再發射幾分鐘。比彈藥更困難的是糧食，大部分清軍除出征時攜帶的軍糧外，沒得到任何補給。葉志超只好就近籌措，但平壤不過兩萬人口，傾其所有也僅夠上萬清軍維持三日。

 

在“子盡糧完”的絕境下，葉志超與眾將集體會商後，決定假意投降，然後連夜棄城北撤。日軍對白天還英勇無比的清軍，傍晚突然要求繳械投降滿腹狐疑，遂在要道設伏。清軍雨夜撤離，陷入重圍，潰不成軍。

 

丁汝昌：

 

甲午戰爭中的海戰，遠比陸戰更為後人矚目，除了鄧世昌的事跡深入人心外，還因為號稱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竟然全軍覆沒。於是，有人指責海軍提督(相當於海軍中將)丁汝昌，説他以陸軍出身統率海軍，使用了錯誤的陣法，制定了保守的戰略。

 

丁汝昌出身於劉銘傳的銘軍，是水師軍官，後銘軍北上剿捻，水師改馬隊，丁汝昌才成了騎兵軍官。這個是有案可查的。但內河水師與大洋上的海軍有質的不同。丁汝昌統率海軍後，雖十數年勤學苦練，完成了向海軍統帥的轉型，但他在艦隊內部，仍然只負責人事、後勤、艦隊活動方針等行政性事務，具體的艦隊訓練、作戰指揮，則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總兵(相當於海軍少將)承擔。

 

左翼總兵林泰曾兼任“鎮遠”艦管帶(艦長)，右翼總兵劉步蟾兼任“定遠”艦管帶，二人均畢業于福州船政學堂且留學英國，是真正的“海軍專業”出身。應該相信他們選擇的陣法、戰略，絕不致一無是處。

 

艦型決定陣法，實力決定戰略。黃海海戰，中方以橫陣迎敵，是因為北洋艦隊所有軍艦的火力設計，都格外強調艦首方向，橫陣才能使炮火威力最大化。五個小時的海戰中，中方命中率遠高於對手但卻慘敗的原因，主要是炮彈缺乏且威力太差。北洋艦隊以不能爆炸的實心彈為主，開花彈奇缺且不能國産;而日本海軍用的全是開花彈，裏面填充了自行研製的苦味酸烈性炸藥，殺傷力驚人且均為國産，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海戰之敗是敗在科技創新上，而不是陣法抑或戰略上。

 

李秉衡：

 

山東威海是北洋海軍屯泊基地，海防上歸北洋大臣指揮，但威海城外地域的防務都屬於山東巡撫的職責。李鴻章的另一職務是直隸總督，與山東巡撫並無隸屬關係，他不能直接指揮山東省軍隊。因此守禦威海軍港，特別是其後路的安全保障，沒有山東省的配合是不行的。

 

甲午戰爭爆發後，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黨，攛掇光緒皇帝調走了與李鴻章默契配合的福潤，改任李秉衡為山東巡撫。李秉衡一向是清流黨在地方上倚重的實力派人物。

 

黃海海戰，中日各十二艦參戰，中方五艦沉沒，四艦重創;日方不僅一艦未沉，且用四天就恢復了艦隊戰鬥力。在旅順未及修復的北洋艦隊泊入威海灣時，“鎮遠”又不幸觸礁癱瘓。然而，只要威海後路不失，日本海軍是不可能從正面攻入威海灣的。此時清廷已著手與日本政府談判，保住軍港和艦隊這塊實力砝碼，意義重大。

 

但是，李秉衡為了扳倒並最終取代李鴻章，與中樞的清流們上下勾結，虛張聲勢，不真正向十萬火急的威海派遣一兵一卒，反而在援軍、彈藥上處處掣肘，坐視北洋海軍困守孤島，彈盡糧絕。可悲的是，後人常常對拼殺殉國的烈士詬病苛責，但卻從李秉衡瞞天過海的奏章和義薄雲天的口號中找到了“愛國”的史料。

 

方伯謙：

 

甲午戰爭中的英雄太多了，但“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卻是十足的狗熊。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一些方伯謙旁系後人的主持下，曾掀起過一段為方伯謙“平反”的活動，但因為沒有任何可信的史料依據，並不被史學界認同。

 

方伯謙畢業于福州船政學堂並留學英國，深諳官場之道，備受李鴻章、丁汝昌器重，身為管帶卻有總兵頭銜。與他宦海得意相伴隨的，是令人艷羨的私人生活。方伯謙在北洋海軍巡歷必經的港口，遍佈房産和小妾，無論是船到威海、煙臺、福州或上海，在他的年譜中都能見到回寓的內容。他的這種行徑，被某些人誤以為是北洋海軍的普遍現象加以指摘。

 

日子過得太美了，就磨掉了軍人的銳氣。在豐島海戰中，“濟遠”高懸白旗，亡命狂奔，見日艦緊追不捨，又挂起了日本海軍旗。僥倖脫逃後，方伯謙編造的擊傷日艦等一系列謊言，歷經後世的影視劇傳播，都快成信史了。黃海海戰，方伯謙故技重施，在鄧世昌與艦同沉之後，奪路而逃，“茫茫如喪家之犬”。

 

方伯謙誤國，清廷、李鴻章、丁汝昌、劉步蟾、各艦官兵齊聲喊“斬”，那發自心底的怒吼聲，120年後的今天，都仿佛能夠聽見。

 

甲午戰爭中可説的人和事太多了。只有了解了真相後，才能信心滿滿，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揚長避短，去迎接民族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