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合作可以根本改變世界

遙想當年，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初，毛澤東不經意間以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場乒乓球賽為支點，創構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根本性地改變了當時東西方兩極爭霸的冷戰格局，開啟了中國再次與美國相向而行、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時代大門。現在，當習近平引領十八大以後的中國與莫迪推動新大選以後的印度，即將在印度古吉拉斯特首府相遇時，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天然不凡的世界東方大國，如果能夠以中印合作的巨大力量，攜手並重、抱團發力的話，就又一次有機會決定性地推動中印兩國跨越性地提前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央，提前大幅度地提高新興工業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甚至決定性地增強其發言權，從而提前實現新興工業大國廣大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已經歷300年巨大懸殊的力量再平衡，從根本上改變21世紀的世界大國格局及其人類發展前景。

 

(一)

 

沒有中印合作，中印兩國的大國崛起都將遭遇嚴重困難。中國已經遭遇大國崛起的外交瓶頸，印度一旦接近超越美日歐的大國崛起目標，美日歐尤其是美國日本的遏制與阻截也絕不會手下留情。

 

中印兩國都是東方文明大國，也都已經是新興工業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都已經是響噹噹的亞洲地區大國和舉足輕重的世界發展中大國。但是，從根本上講，新興工業大國與西方霸權國家之間彼降此升力量對比的變化，仍然屬於量變的範疇，儘管在亞洲以2014年的東盟外長峰會為時間節點，標誌代表雙方的中美博弈進入了相持階段，然而在歐洲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卻又一次主導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支柱之一俄羅斯發起了強有力的戰略進攻;而且在進入相持階段的中美博弈中，中國也仍然困難重重;如果沒有中印合作，中國即使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卻依舊很難突破目前已經遭遇的大國外交困境，更很難在國際舞臺上比較有效地主持公道，甚至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也仍然擺脫不了美日歐尤其是美國和日本強抑中國“要保持原狀”的歷史帝國主義：就是“凡是過去中國已經接受的美日強權就要繼續維持，凡是中國過去無力改變的不平等狀況就要繼續忍受。”其中既包括美國依據其一手包辦的舊金山和約私相授受給日本的所謂琉球群島及釣魚島的行政管制權，也包括美國憑籍其航海自由原則對中國沿海戰略目標的侵犯性“抵近偵察”，甚至包括要中國放棄直至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歷史上一直屬於中國領土領海的南中國海島嶼島礁，單純按照“國際海洋法”原則去屈辱地承認美國支持的某些國家對他們70年代以來所搶佔的島礁的主權索求。事實表明，到目前為止，美國絲毫沒有尊重中國起碼的大國尊嚴，也基本沒有尊重中國國家統一、領土主權完整的國家核心利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把中國這些恢復主權與尊嚴的最為起碼的大國作為，一概妖魔化為所謂“咄咄逼人”的新興大國霸權和亞洲安全威脅。

 

在中國所遭遇的以上外交困境中，中國與俄羅斯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外交與世界戰略支持：作為唯一可以直接與美國抗衡的世界軍事大國，中俄合作也確實可以維護當今世界的戰略平衡與和平穩定，但是，由於俄羅斯缺乏足夠的大國人口基數和一流經濟規模，中俄合作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變世界主要大國的力量對比。

 

同理，如果沒有中印合作，印度的世界大國地位及其國家核心利益也一樣達不到其應有的戰略高度。第一、印度與中國是一對相互搬不走對方的背倚喜馬拉雅山的相鄰大國，如果因為美日挑撥而相互衝突與對抗，肯定將相互耗盡國力，從而耽誤以致完全葬送各自的大國崛起前程。中印對抗與衝突在根本上違背中印兩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印度根本經受不起中印對抗的消耗與折騰。

 

第二、假如印度依然撇開新興大國群體抱團崛起的根本利益，在西方尤其在美日圍堵、遏制中國的世界大國博弈中，採取左右逢源的大國機會主義，表面上可以使印度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實際上卻達不到實現印度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目標。因為歐洲現在缺資金，在俄烏危機後更加增長無望;日本那點點國內市場規模，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有限，基建能力根本沒法與中國抗衡，基建成本更是中國的幾倍;美國不僅資金也相對不足，基建成本比日本還高，而且還要以相當精力重振美國國內實業，同樣不可能對印度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與建設。現在印度新總理莫迪，立志要做印度的鄧小平，引領印度起飛和崛起，提出了一個建設100座新的智慧城市、8500公里國道、16座新港口、1620公里內陸航道、1.5公里天然氣管道和5個邦的大型太陽能項目，還要在79%的印度農村建廁所，等等。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莫迪要完成如此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兌現其競選承諾，又是參考的中國工業化模式，離開了印度與中國的全面深入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更為根本的是，印度與中國除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別以外，都是亞洲十億以上的人口大國，都具有超越日本與美國的大國意志與巨大潛力，日本的唯一亞洲領導國家目標，美國的單極世界霸權戰略，都具有強烈排他性，尤其是美日要極力維護的霸權國家既得利益，在本質上與中印兩國的大國崛起目標都是根本衝突的。美日現在要遏制中國，未來也不可能讓印度享有平等的亞洲大國與世界大國地位。美日歐等為了維持西方大國霸權及其既得利益，對中國印度俄羅斯實行的其實都是“鳥籠崛起政策”、“槍打出頭鳥政策”和“分化遏制政策”。就是只允許新興大國在西方霸權及其遊戲規則的“鳥籠”裏面崛起，誰要率先、誰有可能在某個方面衝破這個鳥籠，他們就要先打擊誰;同時在打擊中盡可能製造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其中美國不僅對新興大國，其實對日本、歐盟的挑戰，實行的也都是這個政策。美日在挑撥分化中印關係時，利用的是民主價值觀;其實美國在打擊日本尤其在不擇手段地一再痛擊歐盟對美元霸權的挑戰時，除了美國霸權及其霸權利益，根本就不忌諱什麼價值觀問題;一旦印度的新興大國崛起衝擊到日本亞洲霸權和美國世界霸權，日本在亞洲，美國在世界舞臺上，對印度又怎麼可能手下留情呢。

 

一句話，只有中國印度才具有門當戶對、制度不親道路親的歷史、文明、經歷與命運，中國印度的合作才可能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物以類聚，國以群分。在當今世界的大國博弈中，國家根本利益是大國關係最終的劃分與衡量標準;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合作發展、共同崛起，才有可能一起既共患難又共富貴，從現在攜手抱團走到未來和平和諧。

 

所以第四、即使在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陷入外交困境之際，印度在西方尤其在美國、日本的一再煽動和誘惑之下，除了在某種程度上謀求左右逢源的大國機會主義以外，印度在整體上的國家戰略仍然難能可貴地拒絕與西方合作遏制中國，仍然在國際舞臺上堅持中印合作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反對西方的傳統霸權和 既得利益。印度明確要求在亞洲以致世界大國舞臺上的平等大國地位和參與主導的作用，主張世界民主化、多極化，但是印度並不反對中國共同主導亞洲，更不反對中國印度共同引領新興大國崛起謀求共同世界大國的平等地位，這是印度與日本的本質區別，也是中印外交與國際政治利益共同體的根本基礎。

 

更重要的是第五、中國印度合作具有高度契合的互補性和極其深刻的經濟基礎。中國硬體紮實、印度軟體發達，中國國企強大、印度民企活躍，中國製造業領先工程建設世界第一、印度藥業服務業發達，中國大深度開放、印度民族保護有方，印度可以博採眾長吸收從俄羅斯到美日歐的各种先進技術、中國擁有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國在世界資源利用方面具有技術和資本優勢、印度又享有更好的國際環境，等等。中印兩國的深度合作與發展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不但能形成足以改變世界格局的巨大人口、經濟與市場規模，更能1+1大於2，産生極其巨大的合作紅利，加速、提升中印兩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增強金磚五國及其新興大國以致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共同利益及其國際凝聚力，打破冷戰思維及其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包圍，以中印深度合作的典範，開通世界“一球兩制”的和諧道路。

 

第六、中印兩國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人口、市場、經濟等規模超常，潛力巨大。尤其到2030年前後，中印兩國將近30億人口，共同進入世界經濟前三名，人口、經濟、市場以致教育科學文化都將成為世界一流大國。習近平主席最近指出，中國和印度説話，世界都要傾聽;“中印人民一聲吼，地球都要抖三抖”。中印一旦深度合作，亞洲一體化軸心自然重構，亞太軸心也自然向亞洲向中印偏移;更重要的是，中印一旦深度合作，中俄印軸心必然形成，不僅金磚五國、新興工業大國的核心國家更加緊密，也必將拉動歐洲向中俄印歐亞大陸軸心作向心運動;中印一旦深度合作，必將形成南亞8國+中國的新格局，16億人口的南亞一體化巨大市場一旦以中印合作為引擎，必將可以形成以南亞推動東南亞發展的新局面，必然可以拉動中亞、南亞、東南亞、東亞、西亞、中東，依次向中印、中俄印、中俄印歐、中俄印歐日、中俄印歐日美合作共同體作向心運動，中印俄等新型大國與美國霸權大國的真正平等非對抗的新型大國關係就有可能最終倒逼形成。尤其是日本，一旦中印深度合作，率先形成亞洲一體化的初步軸心，其必將為中印合作的巨大市場、強大軸心力所吸引，完全有可能提前離開美日同盟，啟動其回歸亞洲、重新參與推動亞洲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否則，日本就只能愈來愈陷入被邊緣化的困境，甚至提前淪為亞洲二流國家。同時，歐洲也會更加需要參加到中印共同體經濟增長的進程中來，更加重視和尊重與中印俄共同體的安全合作，從而大體形成：第一環中印亞洲一體化初步軸心、第二環中印俄歐亞大陸初步軸心，最終倒逼形成第三環中印俄+日本、+歐洲，最後+美國的世界大國相互尊重、平等發揮新型大國作用的新局面，美國在其中被倒逼成為世界主要普通大國之一員，全球社會最終實現大國霸權終結的國際政治新格局和人類進步新局面。

 

第七、習近平與莫迪給中國印度形成深度合作的外交突破帶來了新機遇。古往今來，大凡膾炙人口、影響世界格局的重大外交突破，大都發生在大國大時代，需要大政治家大智慧。2008年以後的世界，以美國從霸權頂峰轉向相對衰落為標誌，世界大國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根本變化，中國印度俄羅斯引領新興工業大國“群體崛起”，東方超越西方的新時代進程以中國超越日本為標誌開始加速，中國印度俄羅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率領十八大以後的中國，對內反腐敗拍蒼蠅打老虎，深化改革雷厲風行破解大題難題，轉變發展方式，強調公平，澄清網絡，厲行法治，通天聽、接地氣，以“習大大”及其“偉大中國夢”的感召力、凝聚力，重振改革的系列重大舉措已經令世人意外，再次為21世紀中國的大國崛起注入了新的動力活力;印度新總理莫迪以壓倒性優勢當選印度新總理以後，在國內得到絕大多數選民近乎狂熱的的支持，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和政治感召力，被寄以發展經濟、推動改革、改善民生、清除腐敗的巨大希望，上任伊始就被稱為“超級莫迪”、“印度的鄧小平”，擁有重塑印度經濟、變革印度外交的巨大力量，印度由此開始進入莫迪時代。中國習大大與印度“鄧小平”莫迪攜手合作，抱團自重，完全有可能給中印大國外交帶來重大突破，世界完全有機會因中印合作而發生根本改變。

 

(二)

 

中印合作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障礙與問題，主要的問題與障礙有：

 

第一，最嚴重的障礙是1962年中印之間的戰爭傷痕，印度民族主義一直承受著沉重而又敏感的戰敗之痛，印度媒體一直據此製造輿論、擴大中印嫌隙，同時西方尤其是美國日本也不斷反復地以此煽動中印互疑，離間中印關係;

 

第二，最根本的障礙，是中印兩國之間東、中、西三段總共近十萬平方公里的邊界領土爭端，是中印大國戰略合作向實質性方向邁進的心血之梗、錐骨之刺，一直嚴重制約著中印大國關係的縱深發展;

 

第三，西藏達賴流亡政府問題;

 

第四，橫亙在中印巴之間的印巴矛盾和中巴全天候友好合作關係的相互衝突;

 

第五，印度力圖主導南亞的地區大國目標，與中國在南亞地位的外交影響力及其所謂印度洋“珍珠鏈戰略”的地緣政治衝突;

 

第六，在美國引誘煽動下，印度在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有損於中國安全利益的對越、對日、對澳大利亞、對美的安全合作問題;

 

第七，中印在世界各國的一些所謂的“爭奪資源”問題;

 

第八，印度媒體的對華不友好噪音。

 

中印之間還有一些其它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主要是以上幾點，其中足以制約和影響中印關係大局的帶有根本性的棘手問題又主要是前四、前三個問題，根本的根本是中印邊界的領土爭端問題。

 

(三)

 

莫迪當選以後的中國對印度外交，在世界主要大國“爭奪莫迪”的外交博弈中，已經開始呈現積極主動、先聲奪人的新鮮氣象。中國支持印度出任金磚五國銀行行長，中國邀請印度出席亞太經互組織領導人非正式峰會，尤其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已經給中國印度合作注入了強大動力與活力，已經佔領了國際社會抓住機遇、爭奪莫迪的戰略制高點。但是，要使印度真正成為21世紀中國大國外交的根本突破口，要使印度突破其“左右逢源”的大國機會主義、把中國印度合作作為印度大國崛起的基本立足點，從而達到根本改變世界大國格局的全球戰略高度，中國外交仍然必須著眼大局、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在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的同時，敢於以“英雄造時勢”的大手筆，甚至敢於以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重大讓步，大氣魄地主動實施一整套中國對印度外交的大突破，才能真正推動亞洲一體化中印軸心以及歐亞大陸“絲綢之路”中俄印軸心的早日成形，為中國、為亞洲、為世界真正重構世界大國格局做出重大貢獻。

 

第一，把習主席訪問印度的重大外交行動，從元首個人外交的單打獨鬥，經過全面策劃，真正上升為重大的整體性國家外交活動。從現在開始，圍繞習主席對印度的國事訪問，整體謀劃一系列重大活動，佈局造勢，層層鋪墊、級級提升，以挖掘習主席出訪印度之巨大潛力，以凸顯中國對中印合作之誠意與力度，以呼喚和激發印度人民對中印合作之熱情。由於莫迪的成功，廣東的改革開放在印度具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可以與印度協商安排廣東訪問印度，並且邀請古吉拉特邦互訪，洽談互結友好地方;我們可以安排北京訪問新德里，安排上海與印度的孟買互訪並且考慮互結友好城市;我們可以組織龐大的中國民營企業代表團訪問印度，向印度的民營企業和相關政策學習進一步搞活搞好我們的民營企業;我們可以邀請印度十大媒體、三大網站訪問考察中國，乘勢做做印度新聞傳媒界的工作;我們還可以洽商中印十所大學互訪，每所大學安排300名學生訪問考察中國;我們可以安排中國十大名剎組團禮拜印度佛教聖地，同時邀請印度佛教徒、印度教教徒共同組團訪問中國十大名剎，等等。總之，習主席對印度的國事訪問，本身就是發展中印關係的一個重大機遇，要跳出政府談判、領導簽約的簡單化的專業外交眼界，借機推動形成更為廣闊的中印公共外交、民間外交、文化傳媒外交的熱烈氛圍，使習主席的國家元首外交得到更加廣大而深厚的基礎，産生更加深遠又持久的影響。大凡大國外交，有的要抓實，向習主席的國內領導風格那樣，抓鐵留痕、步步抓實。常抓不懈;有的又要造勢，像中國對日展開二戰和抗戰紀念外交那樣，高聲高調、大釜雷鳴、激勵人心。當前的中印大國外交既要狠狠地抓實，更要大大地“造勢”。

 

第二，謙虛謹慎，真心誠意地提出“向印度學習”的口號，提出推進亞洲一體化的“中印軸心”構想，並且在中印軸心架構中“以中尊印”激發印度傾向和走進亞洲一體化的中印初步軸心。在歷史上，中國曾經學習和輸入印度佛教，使佛教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三大精神基因之一;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中印兩國又一次聯手，創造了萬隆會議及其亞非合作的歷史輝煌，使中印緬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當今世界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先後明確提出過向新加坡學習、向日本學習、向歐美學習的口號與主張，從不同角度受益匪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學習吸取世界各國的優點和長處，取長補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現在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由習主席以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宣佈“中國對印外交新構想”，並且專門公開、真誠、隆重地提出“向印度學習”，同時部署向印度學習的實際安排，必將對中印關係産生重大而良好的影響。一方面，印度確有值得中國學習之處，如印度的民企活躍，確是我們要加以解決的問題;印度政府的投資效益高，面對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政府投入幾百億一樣保持了6%左右的經濟增長，中國政府砸下去幾萬億也只勉強保持了7%--8%的經濟增長，還留下了一大堆結構扭曲、市場扭曲的嚴重問題，真正把印度的長處學到手，中國將大大受益;另一方面，更關鍵的是，交國貴在交心，心病還要心藥醫。中國人民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大國崛起之時保持謙虛敬慎，誠心誠意提出向印度學習，可以適當緩解中國崛起帶給印度的客觀壓力，並且有效地慰藉和補償印度民族主義的心理需要，最有效地治愈印度因1962年戰敗而産生的自卑忌華、疑懼反華的戰敗心結，從根本上改善中印合作的民族心理與社會民意基礎，春風化雨又細雨潤物，為中印友好作百年之大計，謀千年之心基。

 

還要實行“以中國尊重印度”的政策，就是在主權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當前國家實力已經遠大於印度的中國，不是按照西方傳統現實主義的實力原則，追求大於印度的權力和利益，而是繼續堅持中印權力義務、責任利益平等，甚至在雙方深刻理解、達成某種默契的基礎上，中國可以主動地適當向印度讓權讓利。比如在涉及環境、氣候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權力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上，中國完全可以主動真心實意地支持印度扛旗、當頭，推重印度的國際地位;又如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中國已經出資1000億美元並且主動邀請印度參加，即使在印度出資較少的情況下，中國也要給予印度基本相同的投票決策權;再如在上海合作組織擴員時，中國要完全放下過去對印度的某種忌諱心理，主動歡迎印度進入上合組織平臺。這不僅是中國在國際活動中以身作則、帶頭拋棄西方大國傳統實力主義的大國霸權原則，而且是從根本上做出一個新型大國的典範，防止西方繼續以“中印爭奪主導權”和“中國霸權”妖魔化中國，挑撥離間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新興大國的關係，瓦解破壞金磚五國以及新興大國的整體凝聚力。要看到，過去中國在一些東南亞小國明顯親美遏華的情況下，都可以“以大尊小”甚至讓權讓利，推重東盟主導亞洲一體化;那麼今天面對國際地位作用具有根本意義的印度，中國為什麼不可以更明智地作出“以中尊印”的重大抉擇呢?

 

中國從大局出發，主動推重印度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推重印度當頭、扛旗，不僅能夠滿足印度作為世界新興大國領頭羊的自豪感、榮譽感和責任感，從根本上激發印度人民的對華友好感情，大大增強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凝聚，強化印度對中國的信任和合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夠減少中國大國崛起的諸多壓力，促使中國能夠更好地和平崛起。

 

第三，突出大智慧、大決斷，以“中俄邊界協議模式”解決中印邊界糾紛問題，剔除中印關係中這根如鯁在喉、似錐在心的大刺，以換取中印合作的更大根基、更大利益。為著21世紀的世界大國博弈，更為著打破外交瓶頸，推動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國家最高核心利益開闢道路。其實，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印邊界領土爭端問題，在一個可見的長時期內基本不可能得到解決。一方面，印度不可能作出較大的讓步，一方面中國也決不可能謀求以戰爭手段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既然印度不可能讓步屈服，我們又不可能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為什麼還留著中印邊界問題 這根中印關係之大刺聽憑美日長期而又隨時地別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利用、用間漁利呢?既然中國能以“半個黑瞎子島”的方式解決中俄之間15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以及江東64屯的邊界糾紛問題，為什麼不能以同樣的國家和民族心態對待印度，依照“中俄模式”解決中印之間十幾萬平方公里國土的邊界糾紛與衝突問題呢?何況一個中俄合作只是穩定世界戰略格局，一個中印合作卻可以從根本上改變21世紀的世界大國力量對比，根本上突破中國的大國外交瓶頸，不僅為中國崛起、而且為世界大局作出關鍵貢獻。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中國新一代領導完全可以站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那樣的中國與世界的戰略高度，斷然解決中印邊界領土爭端，以印度為支點再次撬動世界結構，做一個創造世界時勢的大英雄。中國可以首先嘗試大致以“中印各二分之一”、“中印邊界和平合作協議30--50年不變”等經過艱苦談判又可以為印度儘快接受的模式，下決心主動讓步、根本解決中印之間的邊界領土爭端，從而為兩個新興大國的合作崛起及其聯合扭轉新興大國與西方傳統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從而奠定21世紀中國大國崛起之外交根本基礎。

 

領土一般屬於國家核心利益的範疇，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神聖不可侵犯。但是，領土又並非國家最高核心利益;有時為了國家更大更高的核心利益，一個國家往往會選擇在領土主權問題上做出適當的讓步與犧牲。在蘇俄，1918年列寧力排眾議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條約，雖然割讓了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卻“交出了次要利益而保住了根本利益”，使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獲得了存亡攸關的“喘息時機”;在我國，從毛澤東到蔣介石，雖然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迥異，但在蘇聯策劃蒙古從中國分裂獨立出去的過程中，卻都曾經被迫簽字承認。新時期以來，遵循鄧小平同志確立的指導方針，從1991年到2008年，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兩代中央領導集體，與俄羅斯簽訂並且已經完成劃界的中俄邊界條約，按照著眼大局，照顧現實，考慮實控線的原則，在領土問題上其實也同樣作出了巨大的讓步與犧牲。現在，一個在釣魚島問題上，我們必須寸步不讓，一塊礁石都涉及巨大海洋國土劃分的國家核心利益;在南中國海的問題上我們也絕不能不能再為“照顧”哪些中小國家而犧牲國家的領土主權。但是，在中印邊界爭端的解決方面，確實存在著比邊界領土更高更大的國家核心利益，我們確實有必要適當考慮參照中俄邊界條約模式。

 

第四，以公平公正並且更有創意、更帶根本性的中巴—中印外交，為攸關中印關係以及南亞與世界的“印巴關係問題”解扣，為南亞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大智慧、作出大貢獻。

 

具體而言，主要有：

 

1，發揮中國作為世界製造大國的的過剩産能和3.9萬億外匯儲備的巨大優勢，正式實施中國的“阿富巴計劃”，從根本上奠定南亞和平穩定的長期基礎，掌握對印度關係的吸引力和主動權。一方面以構建中印軸心為中國外交的重大核心利益並不意味著要犧牲中巴關係，相反，中巴關係愈友好，我們在中印關係中才愈主動，退有中巴友好為基，進可吸引印度參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欲取之，必先予之”，真正的世界大國必須對世界作出重大貢獻，美國之所以至今仍能號令天下，根本在於美國在二戰和戰後對歐洲、日本以致世界經濟恢復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21世紀的中國要真正成為各國公認的世界大國，就要扎紮實實地謀劃作出一些世界性的重大貢獻。在巴基斯坦日益落後於印度和美國反恐使阿富汗、巴基斯坦更加混亂落後之後，中國應該首先承擔責任，實行“阿富巴計劃”，以每年500億美元左右的投資規模，進行長達5—10年的合作發展，下決心把從不動搖地對中國友好的巴基斯坦作為中國“全面合作發展的世界樣板”樹立起來，同時以每年100億美元以上的合作規模下決心以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把阿富汗穩定下來，下決心使阿富汗成為美國反恐戰亂、中國和平建設的兩極典型。更要注意的是，“阿富巴計劃”要明確始終對印度開放，甚至可以讓利吸引印度參與進來，推重印度享有主導權，形成一個以“阿富巴”計劃為楔入點，以中巴全面合作為根基，促進中印巴和解共享發展，最終以中印合作為軸心、佔世界人口近二分之一的“中國巴基斯坦—印度南亞合作共同體”，為中國在東南亞之外提供又一個重大外交選擇，未雨綢繆地為突破美日歐排擠中國的“新全球化計劃”開闢另一個大市場，開拓另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巨大潛力。

 

應該看到，一方面，除印度以外，南亞以穆斯林為主，在美國反恐後更不存在東南亞那樣的親美基礎及其朝三暮四、用華親美的中小國家，在這裡至少中國印度都比美國更受歡迎。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日本的原因，亞洲一體化、現代化的重心，一般來講在東北亞，由於中國和所謂“亞洲四小虎”的原因，也可以當它在東南亞。但是，究其實質，亞洲的重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相當程度上已經隨著中國的轉移而轉移。一旦中印形成“初步軸心共同體”，亞洲的重心必將隨中印轉移;中國印度將近30億人口，中印要做什麼，什麼就是歷史潮流;中印合作推動亞洲一體化，亞洲一體化當然就會成為真正的時代潮流。

 

2，公開宣佈明確真誠地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且提出“印巴共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新模式。關於安理會改革，中國在理論上主張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但是在實踐上至今沒有公開明確支持印度“入常”，是中印之間的嚴重隔閡之一，造成了中國言行不一的壞形象，也嚴重渙散著金磚六國及其他新興大國之間的凝聚力，甚至直接促成了印度與日本這一對“入常”競爭對手的合作，間接造成了歐美日分別以支持印度“入常”挑撥中印關係、拉攏印度加入民主價值同盟“遏制中國”的反常現象。本來是中國手上的一副好牌，一種巨大的外交資源卻由於中國自己的支支吾吾、猶豫不決、故作高深，而變成了一副臭牌，成為一個極大的外交負擔，不能發揮正能量。一方面是由於過去我們不願意支持日本“入常”又不想明説，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們沒有把中印合作提高到中國大國外交重大核心利益的世界戰略高度，沒法在印度“入常”問題上明確表態。在印度對中國做出一定國家與外交承諾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公開支持印度“入常”，並且在習主席訪問印度時加以隆重的宣佈。一旦中國公開宣佈真誠支持印度“入常”，一定可以得到印度的友好回應，一定可以激發印度人民的對華友好感情，從而一定可以有效推動中印主要問題的儘快妥善解決。同時中國主張“印巴共享”入常席位的方案，也可以在保持中巴友誼的情況下，促進中印友好合作，而且也一定能夠最終得到印巴雙方的理解、支持與接受，甚至能夠成為促進印巴和解的一個重大因素。還有，在聯合國“入常”問題上，中國以外的亞洲，基本上只有一個席位，中印一旦形成支持印度“入常”的統一戰線，美日圖謀的所謂拉印入夥的“民主價值同盟”就會被楔入一根倒刺。

 

當然，作為一種不能隨便消費的重大外交資源，中國也可以為支持印度入常設定某些經過談判可以為印度所接受的條件，比如要求印度限制或至少逐漸淡化以致最終撤銷對西藏達賴流亡政府的支持，等等。

3，一旦印度作出中印合作發展的重大戰略抉擇，中國可以走一步看三步，逐步推動中印巴連結中東與中亞的石油天然氣能源大通道，以中資公司控股或者中巴合作控股的方式，形成中印巴的又一重大利益共同體;也可以按照“請君入甕”的思路，由中巴合作先做好大餡餅，吸引和等待印度分享。

 

中國甚至可以500—1000億美元投入的規模與印巴平等合作創立南亞合作銀行(或者基金)，但是投票權各國平等。當今中國為西進開拓南亞中國國際大環境，完全可以較多地給印度讓利，承諾尊重印度的利益與意願。中國吐哺，早晚必然可以使印度與南亞歸心。

 

第六、以雅魯藏布江水資源為龍頭，為中印合作的大局，中國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水利主權約束，主動考慮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利益關切，出錢出力，推動形成中印巴水資源利用與南亞跨國大流域水利建設合作機制，既形成跨國水資源利益共同體，又為南亞跨國大流域的水利建設做貢獻，儘快盡可能減輕並最終解除印巴等南亞國家的水災禍患，提升中國新型大國的南亞民意基礎和世界道德大國形象。同時，我們還要以雅魯藏布江的水資源合作為基礎，要求作為印巴恒河治理的主要參加國。恒河是印度的偉大母親河，參加恒河治理必將更加深入長遠地涉及中印友誼的人心向背和群眾基礎，絕不能讓日本鑽空子。

 

第六、在醞釀中俄合作同時，考慮吸收印度參與中國的商業大飛機計劃，不僅可以增加中印合作的又一個重大利益共同體，而且可以為中印解除根本矛盾以後的國防軍工與安全大合作準備基礎，使中印從經濟合作自然走向安全合作。還可以吸收印度參加中俄航天合作。在航天方面，俄羅斯仍然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中國也已經由於迅速上升的航天技術實力，得到了俄羅斯以致歐洲的航天合作邀請，只有印度在航天方面還存在著相當的差距。航天不僅涉及巨大經濟利益、科技價值，而且是國家綜合實力的突出標誌，集中體現各國人民的國家榮譽感和民族自豪感，是凝聚國家與國家間人民的巨大精神動力與情感的根基。歐洲的空客、阿麗亞娜火箭系統、伽利略定位系統及其他航空航天的高技術成就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科技和精神支柱，中國與印度如果在登月、火星探測等方面進行平等互利、真誠友好、相互攜手的航天高技術合作，肯定大大有利於推動形成亞洲一體化的中國印度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