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北京情緣:曾居什剎海北岸 離開後漂泊

 

鬱達夫在北京的家就在後海離荷花市場不遠的前海北沿

 

本週三是著名作家鬱達夫在印尼被日軍殺害69週年紀念日。1938年底，鬱達夫前往新加坡避難，1942年初，在新加坡淪陷前夕又輾轉到印尼，以曾旅居日本的華僑身份藏于蘇門答臘島，1945年8月29日深夜，作家身份暴露的鬱達夫被日本憲兵逮捕，9月17日被殺害，年僅49歲。

 

鬱達夫原名鬱文，1896年12月7日生於浙江富陽，三歲喪父，家境窘迫。1913年秋，18歲的鬱達夫跟隨去日本考察司法的長兄鬱曼陀東渡日本求學。他的留學生活持續了近9年，1922年夏才回到國內。

 

鬱達夫曾數次到過北京，但每次都時間不長，加起來總共不足兩年。對於古都北京，他只能算一個匆匆過客。但在匆匆的一瞥之間，鬱達夫卻對北京産生了深深的愛。在他的《故都的秋》、《北京的四季》等名篇中對北京發出了由衷的讚美：“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從前，上海的熱鬧，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沉著，總歸都比不上北京……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懷起懷鄉病來。這一种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而在我自己，卻感覺格外的濃，格外的切。”

 

第一次來京 參加外交官考試

 

1919年夏，鬱達夫從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就讀。快開學時，突然收到長兄鬱曼陀從北京的來信。長兄在日本考察不到一年就回國了，就職于司法部。他得知北京將於10月份進行外交官、高等文官的考試，要弟弟立即回國赴京應試。9月初，鬱達夫離日回國，先在故鄉富陽小住了幾日，即趕赴北京。

 

外交官的考試在9月26日，鬱達夫筆走龍蛇，下筆如有神，順利完成了試卷，不料發榜時卻名落孫山。他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位朋友的指點下才明白其中的奧秘。原來在考試前，有權有勢的考生早在主考官那裏疏通了“關節”，國內官場的腐敗讓他滿腔激憤。

 

回到哥哥家中，他想立即回日本，但兄嫂勸他留下參加緊接著的文官考試。10月初考試當天，天未亮他就起床，頂著星月來到東華門等候點名。考試的結果與外交官考試一樣，鬱達夫又未被錄取。這次北京之行讓他心灰意冷，他羞于回故鄉再和親友相見。直接去了日本。他一面繼續在帝國大學學習經濟，一面從事文學活動。他與郭沫若、成倣吾等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1921年，鬱達夫的第一部小説集《沉淪》出版，這也是“五四”以來最早出版的新文學白話體小説集。《沉淪》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轟動，鬱達夫在文壇也風聲鵲起。

 

第二次來京 拜會周氏兄弟

 

1922年7月，鬱達夫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到安慶政法學校任教，同時繼續與創造社同仁編輯出版《創造》季刊，繼續小説創作。

 

他的小説在社會上受到許多人的誤解與譴責，在學校裏也受到一些人的嫉妒與嘲諷，鬱達夫內心十分苦悶。1923年初他辭去了教職，2月份第二次來到古都北京。一是看望兄嫂，散散心，二是為感謝周作人。原來在《沉淪》出版後引起轟動，同時各種抨擊甚至漫罵也向鬱達夫襲來。鬱達夫曾將一本《沉淪》寄給周作人，並給他寫信：“我希望你出自內心對我的作品進行批評。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對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給我唱悲哀的輓歌的最後一個人。”周作人立即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文章，力排眾議大聲疾呼為鬱達夫申辯。他指出：“《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學’，而非一般人的讀物。”周作人的文章逐漸平息了封建衛道士對《沉淪》的圍攻。

 

鬱達夫到京後住在長兄家，並立即致信周作人請求到府上拜訪。周作人回信請他及幾個朋友到家中吃飯，魯迅作陪。當時，周氏兄弟住在西直門內大街南邊的八道彎衚同11號。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周氏兄弟。他感到他們真是一代宗師的風範，溫文爾雅，謙謙有禮，學識淵博。特別是魯迅更給鬱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他回憶道：“他的臉色很青，鬍子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體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第三次來京 到北大教授統計學

 

與周氏兄弟在北京的相見也許註定了鬱達夫還會再次來京。1923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學教授統計學的陳啟修要到蘇聯考察。他是鬱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學兄，因而推薦鬱達夫接替自己到北大來教授統計學。鬱達夫也想“轉換轉換空氣，振作振作精神”，於是接受邀請再次來到北京。

 

他離別了妻兒，孤身一人來到北京，仍寄住在巡捕廳衚同長兄家。在鬱達夫的自敘傳式的小説《薄奠》中，記載了“我”的住址：“進平則門往南一拐，就是南順城街，南順城街路東的第一條衚同便是巡捕廳衚同。”平則門是元代的名稱。也就是如今的阜成門，直至民國年間人們仍俗稱其為平則門。他筆下的家住處應該就是如今高樓大廈林立的金融街。在這一片高樓大廈間還有小衚同嗎?從現在的北京地圖上可以查到阜成門南順城街以東，阜成門內大街往南的第一條衚同叫民康衚同，經查資料證實它恰是由巡捕廳衚同改名而來。我去實地查訪，民康衚同確實還在，是一條東西向小衚同，衚同東口通向太平橋大街。現在小衚同南邊已拆除，整條衚同在時尚大廈的包圍之中。鬱達夫究竟曾住在哪個院落，已無從查找了。

 

鬱達夫上課的地點並不在沙灘紅樓北京大學校本部，而是在北河沿北大分部。每週雖然只有兩節課，但不是他鍾愛的文學，而是他並不喜歡的枯燥乏味的統計學。況且他又是個地位卑微的講師，名義上是月薪100元，但教育部一向欠薪，每月只發2至4成。鬱達夫又陷入了貧困和孤寂之中。

 

好在他住在兄嫂家，還能享受到家庭溫暖。長嫂如母，對他像孩子一樣照顧。長兄喜愛詩詞，又畫得一手好水墨山水畫。閒暇之餘，兄弟倆一起談詩論畫頗有心得。更可親的是他的小侄女，活潑可愛。休息日他常帶侄女到阜成門外玩耍，直到夕陽挂在柳樹梢上，晚霞把河水染紅的時候，他們才牽著手慢慢地走回家。冬天護城河水結冰了，他就牽著侄女在冰上走，看著岸上的枯樹在冷風裏搖晃。有時坐冰車，一直在冰上滑行到西直門……每到這時，鬱達夫身心都無比放鬆，他覺得自己也仿佛回到了孩童時代。他的侄女就是後來的著名畫家鬱風。

 

另一件讓他更振奮的事是他與魯迅的交往。因為兄弟失和，1923年夏魯迅搬出了八道彎，租住在西四南的磚塔衚同61號。鬱達夫到磚塔衚同去拜訪魯迅。他將自己新出版的《蔦蘿集》帶給魯迅。魯迅關切地詢問他在北京的情況。他們無話不談，從曹錕賄選大總統一直談到文學界的種種爭紛。朱安太太燙好魯迅愛喝的紹興黃酒，炒好幾樣下酒菜，他們邊喝邊聊，直到夜深。魯迅並不同意鬱達夫的某些文學見解，但在當時爭論不休的文壇，魯迅與許多人發生過爭論，但卻從未批評過鬱達夫。鬱達夫敬仰魯迅，魯迅欣賞鬱達夫，他們結下了誠摯的友誼。

 

鬱達夫十分關心提攜文學新人。他去銀閘衚同看望、關懷處於困境中的沈從文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其實在幫助文學新人的同時，鬱達夫周圍也很快聚集起了一批醉心新文學的青年學子。詩人馮至後來回憶説：“有時鬱達夫和我們不期而遇，便邀我們到任何一個小飯館裏小酌。我難以忘記的是一個晚春的夜裏，斷斷續續地下著迷蒙的小雨，他引導我們到前門外他所熟悉的酒館之間，走出一家又走進一家，這樣出入了三四家。酒，實際並沒有喝多少，可是他的興致很高，他憤世嫉俗，談古論今，吟誦他的舊作……”

 

離開北京

 

1924年春，鬱達夫將妻子孫荃和長子小龍從故鄉富陽接到北京，先是一同住在大哥家，但大哥家太窄小，實在很不方便。一個多月後，他在什剎海北岸租到了一個小院，全家搬了過去。

 

什剎海北岸就是現在的前海北沿。從地安門西大街向北，穿過著名的荷花市場就到了。前海北沿岸邊垂柳依依，風景秀麗。鬱風曾在《三叔達夫——一個真正的文人》一文中對那座住宅及周邊環境有過細緻描述：“一九二四年春天，三嬸帶著龍兒也從南方來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後就搬到什剎海北岸一所小房去住了。院裏有兩棵棗樹，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後，我只有禮拜天要求父親帶我去三叔家。夏天我們和他們全家常常穿過門前柳蔭去什剎海，當年那兒是個遊樂場，有多種北京傳統的吃食：撒白糖的蓮藕，荷葉粥，冰凍的柿子烙，涼粉，還有各種江湖藝人在那裏賣藝。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過晚飯，搬出凳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親和三叔談詩論畫，我哄著龍兒弟弟捉螢火蟲。”

 

在前海北沿，鬱達夫有了一個實實在在屬於自己的家，創作的激情也隨之迸發，《一封信》、《北國的微音》、《十一月初三》等相繼完成。但這樣穩定的生活並不長。1925年2月他應邀赴武漢任武昌師大文科教授。但在武漢不到一年又離開了，先後去了上海、廣州……1926年春，到廣州不久的鬱達夫接到妻子來信，告訴他龍兒患了重病。當他心急如焚地趕回北京時，看到家門口貼著白條。龍兒的離世對鬱達夫打擊實在太大了，幾個月後他離開了北京，再也沒有回來。在《一個人在旅途上》一文中，鬱達夫嘆道：“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裡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零。”

 

這或許一語成讖，這之後鬱達夫確實一直在漂泊之中，最後漂泊到叢林莽莽的東南亞諸島，直到生命終結。但在漂泊中他始終堅持寫作，從事著抗日救亡活動。1945年8月29日深夜，鬱達夫著名作家的身份暴露，已經宣佈投降的日本人怕他記下他們的戰爭罪行，日本憲兵遂秘密逮捕了鬱達夫，並9月17日將他殺害於蘇門答臘，至今未找到屍骨。陳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