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土：民國教育有哪些值得傳承

筆者是1950年代生人，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接受的都是新中國的教育，但我的老師有不少卻是在民國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們的基本教育是在民國階段完成的。我的父母、外祖父母，也是民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兩代人。在老師和長輩身上，我從小就對那個時代的教育有切身的感受，它確實有太多值得傳承、回味，值得銘記、研究的地方。

 

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一是教育，二是醫療，三是司法。無論社會如何不堪，只要教育優秀，未來就有期望;只要醫療不墮落，人的生命就能獲得起碼的醫治;只要司法不貪腐，社會的腐敗就能被壓縮到最小限度。民國的教育是優秀的，儘管有不少人後來留學海外，但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國內完成的，而且去國外深造本身就是民國教育的一部分，報效祖國也是那個時代學子的理想。縱觀上世紀中國的政治、科學、文化、教育、經濟、司法、外交領域，民國教育培育的精英不少是領軍人物且享譽世界。

 

人的素質教育結下碩果

 

我就讀的中學原名崇慈女中，是一所教會學校，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于1870年創辦，1926年由中國人接掌，1949年後更名為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學，也叫女十一中，“文革”開始時易名為人民中學，1972年再改為北京一六五中學。1970年我入學時，學校裏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在民國時代接受的教育。我的歷史老師時宗本，曾先後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學習，1949年6月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其實他還在天津百樂門餐廳做過司賬員，在天津樂樂劇廳當過售票員，可見那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並不固定來自於某一階層。時老師不但教歷史，還能代英語、數學、語文課，不僅學識豐富，而且講話抑揚頓挫，富有感染力。地理老師王守讓畢業于輔仁大學，中外地理了然于胸，得心應手。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講課深入淺出，什麼難題經她循循善誘，無不豁然開朗。但在我入校時，她每天還帶著大口罩清掃院子，頭上扣著個“特嫌”的帽子，後來終於被允許走上講臺，歷史問題的尾巴卻依然保留。這幾位老師的共同特點，是“溫良恭儉讓”——樂業敬業，學問紮實，舉止得體，儀容整潔，談吐有度。

 

鄰居曾憲楷對我的影響很深，大約有10年的時間，我經常向她請教。她是曾國荃的後人，先後在藝芳女校、湖南大學讀書，最後從燕京大學畢業，什麼是“言辭莊重、舉止消停、戒談私語、禁出惡聲、心懷渾厚、面露和平”，從她的身上最可以體現出來。她手不釋卷，滿腹學問，經史子集信手拈來。當時報刊發表毛澤東詞作，內有“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一句，我在樓道裏遇見她，隨口向她請教出處，不料她一連説了數條，讓我佩服不已。

 

民國教育，不只是大學、學院、專科學校，也包括大學前的教育、職業教育和家庭教育。這些教育既飽含中國傳統文化，也大量引進了西方近現代教育方式和文化理念，各種思潮相容並包，各種社團和刊物紛紛涌現，教育改革與教育實踐不斷推出，不但教學問、教知識，更是教素質、教修養，為民國教育飛速提升創造了基本條件。

 

“五四”的出現，正是當時高等教育帶來的卓越成果。“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大學培育了一大批傑出的教授和敢於擔當的青年學生，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民國現代教育的快速成熟。長期以來有種時興的觀點，就是“五四”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五四”對傳統文化的進攻，不能過度解讀。作為“五四”遊行示威，確實轟動全國，“五四”的輿論確實影響了時代，五四新文化成果尤其是白話文、新文藝，也確實改變了中國文化，延續至今，“五四”誘發的一些政治理想更是主導了中國的走向。不過，作為文化思潮，雖説聲勢浩大，卻只局限在一部分人那裏，主要是知識階層;“五四”對舊文化的批判只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自由輿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對。那時交通不便，信息不暢，閉塞的地方佔大多數，城市裏一部分人的輿論呼聲能有多大的傳播力和制約力?“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一樣，也不過是一説而已，只停留在口頭上、筆頭下，並沒有真打倒，而且反對的勢力也不小。

 

民國教育在學識方面對人的培育所結下的纍纍碩果已不必多言，但有一個方面的栽培往往被人忽略，這就是經過民國教育的學子裏，理想、真誠、淡泊權力，是許多人的精神特徵。民國有很多達官顯宦的子女並沒有依賴父輩的權力，或以父輩的資本作蔭庇去做官經商，而是走上了與父輩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追求真理、嚮往理想的社會，如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張作霖的兒子張學思等，都投奔到反對父輩的革命行列;有的則成為著名的文藝家，如孫元良的兒子秦漢、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等。我在北京府學衚同小學就讀時的班主任孫文繡是孫良誠的女兒，她畢業于家鄉天津的一所女子學校，從20來歲起就熱愛孩子，一生獻給了小學教育，對待學生如慈母一般。還有一些叱吒風雲的民國人物，他們的女兒既沒有看中仕途中人，也沒有選擇擁有萬貫家財的富家子弟，而是選擇了科學家，如杜聿明的女兒嫁給了楊振寧，蔣百里的女兒嫁給了錢學森，何鍵的女兒嫁給了湯飛凡——她們選中的這幾位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有的學校接近世界優秀教育水準

 

教育救國曾是幾代中國人的追求，教育可否救國姑且不論，但教育決定了民族的未來，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的主要標準，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從1912年算起，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短短20來年，民國就已構建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群體雛形，有的學校甚至接近世界優秀的教育水準。雖説一些學校建於民國之前，但其蓬勃發展時期卻是在民國，其中既有私立也有公立，既有教會學校也有職業學校。它們的起點很高，一開始就以世界現代教育為標準，培養了無數國家棟樑之才和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如此短的時間內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當時，無論有文化還是沒文化的人，即使軍權在握，被人稱為軍閥的那些人物，對教育也很尊崇，張作霖、馮玉祥、韓復榘、閻錫山等人無不如此，連張宗昌這樣的人都對教育加以呵護。始建於1942年的四川大邑縣文彩中學，佔地數百畝，由德國專家設計，籌資時當地士紳紛紛解囊，劉文彩出資最多，所以被推舉為發起人。學校直到1945年3月才建成，耗資3.5億法幣(相當於當時的200多萬美元)，在幾十幢古色古香的建築群落中，還顯露出西方建築美學的風采。學校建成之初，就擁有圖書室、禮堂、音樂室、實驗室、儀器室等，操場建有標準的400米跑道，設施在全省中學中最為齊全。劉文彩在學校建成後就立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産有擁有權和使用權。劉文彩的弟弟、曾任地方大員的劉文輝也曾説過：“如果縣衙蓋得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這種尊崇教育的風氣與外來的近現代教育思想相融合，讓民國教育得到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而外來的學校、學科、教育方式和各種新知識又對當時的中國人産生了強烈吸引力，人們認定學會這些知識才能立身立命，才有望振興中國。

 

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聲名赫赫，自不消説，正如校歌勉詞所唱：“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的時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恢復失掉的家鄉!”西南聯大的成功，一是得益於當時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日寇鐵蹄之下，最先撤退並最先保證安全的就是教育。二是得益於教授治校、高度自治的學校管理制度。這種制度在民國一直是主導，所以有不少學校甚至是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左翼師生佔主流。

 

抗戰期間組建的另一所“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多年來一直被西南聯大的光輝所遮蓋，其實也值得一述。1937年平津淪陷，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等院校于9月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守後，又遷往陜南，改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西北聯大”雖遠不如“西南聯大”那麼出名和成就輝煌，僅僅存在了一年多，但這次組建卻為原本教育落後的西北帶來了大量優質教育資源。

 

民國教育的成績不但表現在綜合大學的建設上，還體現于那些專門學校或以革命、以施政為目的的各類學校裏。在民國教育中，有兩所軍校蜚聲海內外，留下了一段永遠值得中國人驕傲的軍事教育史。一是黃埔軍校，是短期內成熟、壯大並形成規模的軍事教育的奇跡，培養了國共雙方很多著名的指揮官。二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為清朝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儘管在民國中只存在了11年，辦過9期，但畢業生有6000多人，不少人還成為黃埔軍校教官，無論在國民黨還是共産黨內都有其學生。如果從清朝北洋速成武備學堂算起，這裡訓練了近一萬名軍官。

 

國立中央大學，前身很複雜，後身也很紛亂，但如果從1927年算起，僅僅20來年，這所大學就成為亞洲最優秀的學校之一，其間還有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根據1947年統計，學校有學生4000多人，教授300多人，其規模之大，學科之全，師資力量之雄厚，居全國之首，因而有“民國最高學府”之稱。1932年8月起，被清華“驅逐”出去的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當時中央大學已數易校長，正處於動蕩時期。羅提出“安定、充實、發展”的治校方針，以“誠、樸、雄、偉”作為學風，並把“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當作辦學使命，進行大刀闊斧的各種改革，中央大學終於迎來了黃金時代。在抗戰初期的全國聯考中，全國多半考生都把中央大學作為自己的第一志願。

 

民國教育最值得研究和學習的，是優質教育資源並沒有集中在首都和少數幾座發達的大城市裏，而是遍佈各地，似乎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用什麼樣的教育方式，都可以辦出高水準，都可以吸引眾多傑出學人，都可以培育出各類人才。江蘇無錫的國學專修學校人才薈萃;長沙縣立師範專科學校培育的學生影響中國;諸如開封福音醫院、海口福音醫院、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等教會醫院附設的學校或培訓班，都曾培養出大量高水準的醫護人才，新中國和解放軍醫療事業的奠基人傅連暲，就是長汀福音醫院培育出來的名醫;而河南的私立焦作工學院則是中國礦業學院的前身;河北的唐山交通大學更是聞名海內外;張孝騫、湯飛凡、謝少文、李振翩等都是20世紀我國醫學的一代宗師，培養他們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不在北京、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湖南長沙。“南湘雅，北協和”是民國兩所著名的醫科大學，可見，長沙在那個年代也能享有與北京、南京同樣的醫學教育資源。

 

教會學校培養了哪些人才

 

在民國教育中，教會的分量舉足輕重，輔仁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等，加上全國各地一批教會創辦的中學和專科學校，促成了民國教育與國際迅速接軌。民國時代，北平的四大名校——清華、北大、燕京、輔仁中，外國人支持的佔了3個，教會支持的佔了兩個，而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前身協和醫學堂其實也是由教會創辦的。這些教會學校有的早在清末就已成立，不過，在民國時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有的教會學校雖由外國人主持，但也有的就是由中國人管理或者歸屬權逐漸改為中國，而且後來都改叫私立學校。另外，還有外國人與中國人聯合創辦的大學，比如有名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就是耶魯大學畢業生創辦的雅禮協會與湖南育群學會合作的結果;也有外國基金會或社會組織出資的學校，如北京協和醫學院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投資。

 

教會學校和外國人在中國創辦大學，對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建立與發展貢獻獨特，因為它們引進的教材、設備、理念與師資都與國際優秀的大學同步。學校以英語教學，也讓那個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都能説一口流利的英語甚或法語。像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等學校都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醫學培養了大量精英。別看他們畢業或任教于教會學校，卻沒有成為什麼“帝國主義間諜”或者“洋奴”，反而極其愛國，有一些還是中共的高層領導，有的創造了歷史或是改寫了歷史。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鄒韜奮、林語堂、經叔平、周有光、劉鴻生、嚴家淦、吳宓、黃宗英、董樂山等，都是從聖約翰大學出來的，人民日報歷任社長和總編中就有錢李仁、范敬宜兩人，還有港澳辦原主任魯平、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汝信等，也都來自這裡;雷潔瓊、吳文藻、容庚、 張友漁、江平、馮友蘭、錢穆、顧頡剛、鄧之誠、韓儒林、王世襄、蕭公權、鄭振鐸、冰心、黃華、龔澎、侯仁之、孫道臨、冰心、譚其驤、周汝昌、週一良、周南等人則曾為燕京大學師生。

 

外國人來華辦學，教會來華辦學，為民國甚至為晚清帶來的另一大益處就是醫學院。這些醫學院培育了中國最早的醫學人才，也為中國培育了最優秀的醫生，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協和醫學院、華西協和大學等均是如此。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倣照美國現代醫學教育模式，以堅實的基礎課程、合格的專任教師、完善的實驗設備、充分的實習時間、良好的臨床基地和完全的英語教學為教學模式，贏得了“南湘雅，北協和”的美譽。

 

醫學院的附屬就是醫院，這也成為民國醫療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教會主辦的醫院經常選擇在中小城市和偏遠地區。在清末和民國，這讓那些缺醫少藥的地區能接受來自國外的先進醫療。以傅連暲為例，他出生在福建長汀縣，自幼受洗為基督徒，免費就讀于教會創立的小學、中學，以後又進入亞盛頓醫館，半工半讀學習西醫，191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一直在長汀行醫。這樣一個生長在偏遠地區，“基層醫院”半工半讀的畢業生，充其量只是個小地方小醫院的小大夫，為什麼能有如此之高的醫術呢?原來，亞盛頓醫館1904年由英國人亞盛頓捐款興辦，後改為福音醫院，英國醫學博士賴察理任院長，藥品和器械等一概由英國進口。1925年後，外國醫生相繼回國，院務改由傅連暲主持。1929年紅軍抵達後，在傅連暲帶領下，改成閩西中央蘇區紅軍醫院，1933年醫院遷往江西瑞金，創辦中央紅色醫院，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前身。看來，早在清末民初，小小的長汀就有直接仿傚英國的醫院和醫學教育，如果沒有這樣一家高水準的醫院，紅軍的衛生事業史恐怕就要另外寫起了。能講一口流利中文、還會説相聲的加拿大人大山，其祖父上個世紀20年代曾千辛萬苦帶著全家來到河南商丘的聖保羅醫院，為中國老百姓治病。他們沒有別的什麼目的，就是因為宗教情懷和濟世抱負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據1921年的統計，中國各主要省區都已建有教會醫院，而且多附設有學校。

 

今天，當看到北京成了看病的中心，當許多中小城市和偏遠地區的病患還要趕到上海、廣州、成都、西安、武漢等地治病，我們會不由地遐想，假如福建長汀還有亞盛頓醫館和傅連暲那樣的醫療高手，假如湖南長沙某醫學院至今還有“南湘雅，北協和”的美譽，假如商丘還有聖保羅醫院和大山的祖父，那麼30多年前，便無需在犧牲城市醫療條件的前提下像搞運動那樣派遣醫療隊巡迴下鄉，而這種方式實際上只能解決一時一地的問題;30多年後的今天，北京更不必成為看病的中心了。

 

回望民國的教育，最值得汲取的教訓就是：一個學校，當教育傳統和文化品牌已經形成後，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都千萬不能輕易丟棄、肢解，一旦毀棄便無法重建;凡是重續、再續的，事實上都難以找回“校魂”。如今，人們説到的最好學校，其實還是那些從民國走過來的老校，儘管這些學校已經今非昔比;雖説無數的醫學院已經建立，一批又一批畢業生相繼走進了各地醫院，包括那些留洋回國的博士碩士，但人們還是特別認同協和、華西這些當年的品牌;現在，依然還有無數人在懷念自己的母校燕京、聖約翰、輔仁、金陵，因為那些才是他們一生的文化印記和生命傳承，任誰都改變不了。

 

本文原載于 《同舟共進》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