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台灣作家再返臺：再見棕櫚

【按】劉大任，1939年生，祖籍江西省永新縣，出生於湘贛邊界的山區，1948年隨父母來到台灣，1960年在《筆匯》發表了第一篇作品《逃亡》之後，開始受到文壇注目。1962年畢業于台灣大學哲學系後入伍服役，退役後至夏威夷大學任東西文化中心科學研究員，現專事寫作，擔任壹週刊紐約眼專欄作家。日前劉作家投書《中國時報》，講述了回臺半年的所見所思，以及恩師一心惦念的所謂“理想”的真身。

 

想不到，飛台北的航班上，碰到蘇珊。一開始，幾乎沒認出來，她改變了一向見到的職業裝束，換穿休閒服，色彩有點艷，臉上的化粧濃了些，髮型也變了，原來的微燙短髮式樣不見，頭髮直了，長了，而且染成絳紫。

 

“簡教授，您也回台北?這麼巧，真有緣!”是她先認出我的。我正在排隊，她推著行李，走向商務艙報到的入口，停下來招呼。

 

“坐經濟艙太辛苦了啦，簡教授，不嫌棄的話，我這裡有的是多餘里程，給您辦升等，好不好?”

 

一時響應不及，本能是想婉拒的，但一想到這十幾個小時的飛行，心裏不覺動了一下。立刻想，這些年，我們家通過她，買了三棟房子，仲介費好幾萬，不免就放鬆了語氣，只説：太麻煩你了，不好意思。腳步卻跟著走了。起飛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又跟著她進了貴賓間。

 

一路上，敘舊兼問新，本來準備讀的書，都沒拿出來。將近二十小時的枯燥旅程，沒想到一下子就過去了。桃園機場分手前，交換了電話。

 

這次回臺，其實醞釀、聯絡、鋪路，至少折騰了兩、三年。最早是在他們那個電郵國是聯絡網上面起的意。有一次，討論涉及到外省人原罪與本省人排他這一類自尋煩惱的議題，照例，K和P又針鋒相對，幹上了。我也照例，做調人，但結果卻引來了P的逼問：

 

“你躲在海外幾十年，台灣養大了你，你給台灣做過什麼?台灣前途、兩岸關係，你有資格説三道四嗎?'

 

真是無理取鬧，於是説：這樣討論，太無聊，像個知識分子嗎?然而，事後卻好像有點什麼，陰在心裏，硬塊似的，化不開。

 

恰好，今年恩師八十五歲，弟子們籌劃給他老人家慶壽，我不但參與，而且給老人家寫了封長信。也許是，長信無意間透露了這種愧疚，恩師居然提議：那就回來待一陣，我給你安排客座。

 

恩師的聲望，毋庸置疑，現在掌權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孫，然而，近些年，年輕後進，一代又一代，卡位戰越來越激烈，越來越不像以前，只要暗示一下，事情就可以辦成。

 

這拖著的兩、三年裏，我的心情，也因為搬家後的雜務、心理適應，和難以説服杏枝的緣故，顯得不夠積極。佛羅裏達回來後，終於有了決心。但也因為以前一拖再拖，母系表示，由於時間倉促，只能客座一個學期，另一個學期，事先約好了別人。

 

回了電郵之後，才驚覺，我這一走，這邊的家園，好不容易安頓了，那麼多事情，誰來照顧?馬上，院子裏面，菜園必須收拾，花圃需要整頓，果林默林都得做好冬防，尤其是優種茶玫瑰過冬，必須把每一株的週邊泥土鏟起來，圍繞植株，堆高到至少半呎左右，這個活，勞動力大，杏枝不會管的，兒女也不可靠，等到回來，肯定死傷枕藉，荒煙蔓草，一片淒涼!書房窗外的海棠，活得過來嗎?鴨梨、軟硬柿子、紅梅白梅，會不會凍壞?多少塊根植物，沒時間挖起來收藏過冬，只能自生自滅了。還有，我的書法，最近似有突破，恐怕要荒廢了。更放不下的是，“大書”研究計劃，又得擱淺，本來就進展不順，重頭收拾，還有可能嗎?

 

我的確是抱著壯士斷腕似的心情上路的。

 

恩師的壽慶，辦的莊嚴隆重。

 

除了學術界，該請的都請了，該到的也都到了。政界一些重量級人物，居然主動捧場，因此引動媒體，擴大報導，甚至於，在介紹恩師生平時，有人提到了頂尖級的高度，這自然是藍營媒體為主，綠媒方面則一切從簡。真正重頭的其實是第二天的學術討論會，連大陸史學界都有人發表論文，恩師本人的主旨演講則為壓軸。我也被安排了一場，倒沒太用心準備，這些年的教課內容，不少牽涉到恩師的理論，早就駕輕就熟，加上西方一些反響，綜合處理一下，便可以交差。

 

會後有個慶功宴，散場前，送別恩師，他又像舊時習慣，拍拍我的肩膀，彷彿不經意，説：回頭來家裏坐坐。本來就計劃約時間，想跟恩師好好談談，回來趕上壽慶，原想等一陣再説，那就趁機會，先暖暖身吧。

 

不料，也許是喝了酒，興頭正高，恩師話匣子一開，簡直沒有我插嘴的餘地。回想起來，最觸動我的，還是這一段對話：

 

“這些年，你在外難免隔閡。這地方，已經不是你曾經熟悉的地方，人心變了……。”

 

“老師是不是怪我回來得太少了?”

 

“回來多少，不是問題。如果你早就回來，説不定同流合污，豈不是更悲哀?”

 

我不能不聽出言外之意，老師對回來多年的K和P，以及這些年陸續回來的後輩，似乎有些不滿，他們究竟有什麼作為，讓老人家失望呢?或者，是恩師本人終於不合時宜了嗎?我確實想知道，倒不是妄想從中調和，恐怕還是擔心自己未來這半年如何自處吧。

 

無論怎麼試探，老師保持他的本色，絕不議論別人的是非。跟過去一樣，只談問題，不談主義。

 

我決定直接問。他也不回避。

 

“‘台獨’是個問題，但不是核心。”他説。我沒敢接腔，只深恐漏掉一個字。

 

“‘台獨’擁有一定的感情基礎，不過，這個基礎無法超越國際地緣政治的大格局，只能在內部事務方面形成力量，正反兩面都有影響。”

 

這個想法，比我寬容得多，那?問題究竟出在哪呢?

 

我不能不刨根問底，像又回到了求學的時代。説實話，一碰到何去何從這樣的大問題，特別是台灣，雖非我出生的鄉土，卻糾結億萬人百年以上的生死榮辱，更是我僑居海外魂牽夢縈的地方。在這裡奉獻一生的老師，為什麼如此頹喪?如此悲觀?

 

“你看看，這十幾、二十年，我們老本快吃光了。年輕人成了啃老族，中年人要嘛灰心喪志，要嘛貪婪鑽營，老一輩的呢，看到這連年累月的蹉跎、沉淪，只能沉默。”

 

我實在忍不住了，才説：不是連大陸游客都覺得台灣保留了好傳統，台灣人有教養，台灣社會有人情味嗎?

 

“不過是過去幾十年留下的遺産，很快就要耗光了。”

 

恩師繼續痛批台灣亂象。我無法全盤接受，也無法全盤否認。他説的這些，多少早就知道，但從他老人家口裏説出來，是我從來不敢想像的。

 

看到我也沉默，他也許覺得，冷水澆夠了，不妨總結一下。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喪失理想。你想想，歷史上，有任何一個偏安政權有好結果的嗎?理想喪失的偏安局面，當然更加沒有希望。”

 

隨後更加強語氣。“這樣的地方，你想長期回來，值得嗎?”

 

我早就反復思考過這個“回來”的問題，青壯派彼此割喉競爭，亦非毫無所聞，自己的年紀，無需別人提醒，我對“中研院”的“院士”名譽，從無奢望，著作方面，質與量都不夠，亦有自知之明。然而，不死心的是，難道就找不到任何有意義的角色嗎?

 

歸根結底，台灣跟我，緣盡於此了嗎?

 

那以後的半年期間，教學任務雖不算繁重，卻因經常到南港史語所翻查、抄錄材料，生活、工作，也不算太輕鬆。比較意外的是蘇珊，居然改變計劃，暫時不回美國了。她還是挺大方的，除了噓寒問暖，不時給我電話，還常約我看看故宮什麼的。她説，最喜歡跟我逛故宮，一面看一面學，跟上課一樣。所以，參觀完，請我上高級餐館，也就不好拒絕了。

 

不過，不時回到腦際心間的，還是恩師那天的那句話：理想喪失。

 

當時，只覺得有點陳腔濫調，沒仔細想，也沒追問，他所謂的“理想”，究竟何所指呢?五、六十年代，在台灣求學、成長，從來不覺得台灣有什麼理想。“反共複國”，不是理想，人盡皆知。自由民主，也只是部份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反蔣本土派的心裏，只有工具價值，談不上理想。其他人，包括我和我的同類，除了苦悶，還是苦悶。走投無路的人，唯一的理想，就是逃亡出去!

 

於是想到，堅守崗位幾十年的老師，如果沒有“理想”的支撐，不就是個教書匠嗎?唯一合理的解釋，大概是“憂患”吧。然而，“憂患”最多只是理想産生的激素，恩師所謂的理想，有核心內容嗎?

 

史語所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有天，書檔搜索之餘，恰好看到一個展覽。主題是董作賓先生的生平，包括他的甲骨文書法和殷墟考古的貢獻。我在門可羅雀的展覽館裏往來參觀，徘徊良久，似乎深有感觸，卻不知其就裏。回宿舍(我住在母校的招待所)，慢慢整理思路，從殷墟考古，引出了一條線，我開始追尋大陸史學界這些年來，在研究方法、史料詮釋、重建古史等各方面的情況。當然，這些情況，過去並非全無所悉，尤其是他們在國務院支持下追蹤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的大規模項目，然而，以前的閱讀，基本只是當作功課或消閒，老師提出的所謂“理想”，壓根兒沒出現過。董作賓的一生，意義何在?他東渡台灣的後半生，難道沒有任何意義了嗎?董的前輩，比如説疑古學派的中堅份子顧頡剛，在郭沫若死後，大陸史學界重新肯定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因而基本否認疑古學派，難道也就因此毫無意義了嗎?

 

諸多問題，同時涌現。我想到了前輩張光直，他不是地地道道台灣本地人嗎?為什麼晚年花那麼多時間去大陸講學、交流，而且，專門下了工夫，前往大陸東南沿海考察那一帶的發掘成果，並與他早年熟悉的台灣圓山、濁水溪考古出土物作比較，因而推翻前人見解，發現台灣原住民不但不是南太平洋諸島先民的後代，剛好相反，卻是他們的祖宗。而且，這一支石器時代的移民，很可能是台灣海峽形成前，遷移過來的，那麼，台灣原住民的根，都必須追溯到浙、閩、粵沿海一帶曾經活躍過的原始部落那兒去了。

 

我又想到恩師本人。

 

一九四九年，大陸撤退，兵敗如山倒，在全國大混亂的局勢下，知識界的精英，紛紛選邊，絕大多數都為即將到來的和平建設時代準備貢獻自己，當時的老師，雖然是學術重鎮的北大畢業生，根本不在蔣介石“搶救人才”的計劃範圍內，卻千辛萬苦輾轉流離來到台灣，他為的是什麼呢?

 

老師不是國民黨，他的學生沒有不知道的。他也從不公開反蔣，當然，他也從不反共。我們一向以為，那是白色恐怖時代養成的習慣。現在想起來，我們恐怕太小看他了。他的一生作為裏面，似乎隱藏著一條龍骨一樣的脈絡，老師的所謂“理想”，大概就是這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