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堅：收入分配怎樣才能更公平

 

製圖：蔡華偉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明顯增加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收入分配，怎樣才能更公平(特別報道·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堅③)

 

本報記者 趙展慧

 

這一年，薪水漲了嗎？股票賺了嗎？聚會時曬收入底氣足嗎？收入分配改革，最引發社會關注。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到2020年收入差距縮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要縮小收入差距，提低、擴中、控高，應該重點抓哪一個？收入分配中最尖銳的矛盾是什麼？記者採訪了有關專家。

 

去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9，是2003年以來最低

 

收入分配的話題，往往最吸引老百姓的視線。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人民網的民生調查顯示，在收入增加、消費便利、住得更好等凸顯老百姓獲得感的選項中，“收入增加”以18.17%的得票率，成為最受百姓期待的事。

 

“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顯增長，收入分配差距也在縮小。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員劉軍勝介紹，2014年，代表全國居民收入水準差距的基尼系數為0.469，是2003年以來的最低值。從2010年到201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3.23倍縮小到2.75倍，行業收入差距也有縮減。與此同時，收入分配格局也得到明顯改善。2014年與2010年相比，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

 

“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進展與‘十二五’期間改革規劃的落實密切相關。”劉軍勝介紹，“十二五”期間，收入分配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為落腳點，針對老百姓關心的收入熱點、難點、突出問題分步推進。不斷增加農民收入，將扶貧標準提至2300元，比2009年提高近一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時又降低其稅收負擔，包括連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11連提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將個稅起徵點提至月收入3500元……

 

時間很快走向下一個五年。“十三五”末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能否實現？“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起相對成熟的收入分配製度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表示。但他同時也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一方面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仍處在高位水準上；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有所緩解，但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李實認為，“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指向縮小收入差距和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亮點頗多。“在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目標中，強調平衡性，首次提到包容性，這都與縮小收入差距密切相關。”在李實看來，平衡性包含了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也包括了縮小收入差距問題，而包容性則意味著經濟發展的成果要更多地讓全體人民來分享，特別是低收入人群。

 

在具體政策措施方面，李實認為“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到的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增加就業機會、穩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貧困人口脫貧問題等，都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

 

最嚴重收入差距在城鄉之間，“提低”是重中之重

 

“我已經6年沒漲過工資了。”來自江西的焊接工李航對記者説。這6年間，吃的、用的、房租、水電都在漲，有了孩子後開銷更大了，李航覺得生活的擔子越來越重。

 

收入不符合預期、感到收入增長的平均數與自己無關，李實認為這些感受還是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所致。李實分析，從2000年至2008年，全國收入差距處於擴大趨勢，基尼系數從0.412上升到0.491，雖然近幾年收入差距略有縮小，但收入差距的核心問題——收入分配不公仍沒有得到有效緩解。

 

在李實看來，最為嚴重的收入差距仍然橫亙在城鄉之間：“城鄉收入差距近幾年雖有縮小，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絕對水準仍然較高，很多農村地區發展仍然嚴重滯後。”

 

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還體現在壟斷行業過高的工資水準上。李實表示，壟斷行業平均工資與全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擴大。他研究發現，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中只有不到40%的部分是由員工本身的人力資本及個人能力的差別帶來的，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壟斷地位。

 

此外，李實認為腐敗帶來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也影響著收入的公平性。

 

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分配公平，在“提低、擴中、控高”三個解決途徑中，“提低”被普遍認為是未來改革的重點。

 

李實認為，經濟社會無論如何發展，理應首先關注社會最底層人群，且從目前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來看，消除貧困人口、提高農民收入應當成為縮小差距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劉軍勝認為，從政策的可操作性來看，“擴中”主要取決於經濟結構不斷升級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短時間內難以顯著達成。

 

考慮到當前經濟進入新常態，李實認為“提低”關乎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讓低收入群體有更多收入有助於消費傾向的上升，從而實現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也會帶動社會公眾公平感上升，有助於社會穩定，為經濟適應新常態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李實説。

 

應通過教育扶貧和加強培訓來“提低”

 

中國最低收入的人群——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如何？從湖北孝感最袖珍的山村小學中也許可見一斑。這個小學只有3名學生，孩子們的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因為忍受不了貧窮離開了，僅有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村主任，另一位是身患癌症仍繼續教課的老師。

 

在李實看來，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才是阻斷貧窮代際傳遞、減少相對貧困的根本辦法，是“提低”最緊要的措施。“扶貧先扶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準嚴重低下，勞動生産率低，收入就低。”李實説，隨著精準扶貧政策的不斷落實，2020年全部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目標有望實現。如果將眼光放得更長遠，5年以後，即便貧困人口脫離絕對貧困，也遠未能達到社會平均水準，需要教育扶貧等更多政策持續性地支持。

 

同樣，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勞動生産率也難以解決增加收入的問題。李實表示，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來“提低”是不現實的，因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必須與低收入人群的勞動生産率保持同步，不然企業認為勞動力成本太高，也會“機器換人”，反而會帶來失業問題。因此，通過職業技能培訓來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勞動生産率才是出路。

 

教育扶貧和加強培訓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都寫入了“十三五”規劃建議。“更注重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性，是此次規劃建議的亮點之一。”劉軍勝建議，通過立法建立正常工資增長機制，提高低收入行業職工工資。

 

“提低”也難以繞開收入分配改革的難點——“控高”。“整個社會蛋糕就那麼大，不對過高收入者進行調節，那麼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也感受不到。”劉軍勝説。

 

在李實看來，“控高”應分類進行，腐敗收入、灰色收入等違法高收入要堅決打擊，壟斷收入等不合理的高收入要通過推進國企改革等來解決；而一些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的高收入，需要通過改革稅收制度修正調節。

 

“建立綜合和分類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是‘十三五’規劃建議的創新點，對於調節高收入會起到很好的作用。”劉軍勝認為這種稅收制度綜合考慮家庭收入來徵稅，充分體現了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

 

作為提低控高的有效機制，慈善事業被寫進“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是亮點。“未來如果建立比較好的慈善機制，是政府公共服務一個很重要的補充，有助於調節收入分配，特別是有效解決社會當中老弱病殘的問題。”李實説。

 

反腐、國企改革、稅收制度改革……今後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依賴於方方面面改革的推進，而這些改革恰恰又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必然會觸及不同的利益，受到的阻力也會增大，這就需要有更科學的頂層設計、更堅定的改革決心，不拖延，不猶豫，不錯過改革的窗口期。”李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