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嘉林：不容228主權分離論述災難重演

香港3月1日發表《祖國文摘》社長戚嘉林的評論文章説，台灣歷史上曾發生許多遠較228更重大的事件，但只有228事件成為今天島內唯一被大肆紀念的台灣重大歷史事件。因為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是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與台灣光復開始的歷史轉折之際，其因素複雜。60年來，不同政治力量，在不同歷史階段，有各種不同詮釋。但就整體而言，228事件本質是“國府”治理失靈，人民群起抗爭的“起義事件”。文章摘編如下：

惟隨著檔案解密與研究深入，發現228時也有個別人公開或私下提出過事涉對台灣主權的分離論述，使事件火上加油，催化悲劇的發生。今天我們回視這段歷史，應以史為鏡，不容類此228主權分離論述，催化突發事件引爆災難的歷史悲劇重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斯時，台灣人民是全島狂歡慶祝台灣回歸祖國。長官陳儀也是抱著使台灣平穩過渡重返祖國的使命，精心甄選執政團隊，選派省籍精英出任台北市、台北縣、新竹縣、高雄縣的縣市首長、全臺唯一報紙的社長、與唯一電臺的總臺長，實施完全民主選舉，這是台灣同胞50年殖民統治下不可能的政治待遇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儀抵臺僅1年4個月的1947年2月28日，台灣就發生228事件。就常識而言，不可能僅因部分外省公務員嚴重貪污腐敗的因素，就爆發出現個別人主張台灣分離的228事件。例如，大溪檔案中保密局呈給蔣介石主席的報告稱，(事發前一個月的)1月12日台灣省參議員郭國基在三青糰高雄分團，舉行分團部成立典禮向800余名群眾演講時，就公開提及“台灣獨立”。事發時的3月1日下午2點，台灣“中央社”發出參考密電，稱台北出現“台灣獨立”的標語，2日反政府的示威群眾中也出現支持“台灣獨立”的標語。

換言之，從光復初時台灣社會渾然忘我的熱烈慶祝台灣光復，到台北市出現“台灣獨立”的標語，政治上國族認同的反差為何會如此之大?要知，台灣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奪自中國，如今戰敗還給中國，是天經地義的政治常識。但那時台灣社會為何會有個別精英出現“託管台灣”或“台灣獨立”的想法?當時，我們無法理解，60年後相關文件解密，相關研究深入，我們赫然發現美、日運作的強烈國際因素。

歷史真相是，日本投降後最早抵臺的盟軍人員，實際是美國“戰略情報處”(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簡稱OSS、1945年10月遭解散改組為中央情報組、1947年9月18日改為中央情報局CIA)派遣的黃鶯小組，他們要求成立專責機構收集情報。前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同意，故日本陸軍派出軍官，化裝成平民，隨同黃鶯小組前往各地偵察。當時，美國戰略情報處的台灣站站長摩根(WilliamMorgan)是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博士。

1945年12月至次(1946)年4月間，全島仍沉醉於台灣回歸祖國的氛圍，但“戰略情報處”黃鶯小組居然逆勢操作，暗中在台灣進行具分離傾向的“民意調查”(apublicopinionsurvey)。是時，摩根由日人通譯陪同，訪問蘇新、謝雪紅、許丙等三百多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代表人物的台灣人，問出生、問學歷、問經歷，問對中國政府及台灣將來的看法。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GeorgeH.Kerr)在訪問戰前曾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許丙時，就問道：

一、台灣應當以目前正在回歸的方式歸返中國嗎?

二、台灣應該獨立嗎?

三、假定獨立可能發生，台灣應否置於一個保護國-諸如美國-之下，具有與菲律賓相似的地位?

故這次“民意調查”的嚴重性，是美方官員在台灣對島內精英暗中從事等同國族認同的政治調查、時間長達4、5個月、人數多達300余人，規模之大，令人震驚。其次，它的談話內容等同是以誘導方式向300名臺藉精英提出或介紹“託管台灣”和“台灣獨立”的主權分離論述思維，挑撥離間受訪者對中國的國族認同。第三，它的結論，不但導向台灣人希望的統治者“第一選擇是日本，其次是美國”，甚至更主觀地“預期在短期幾年的中國佔領之後，福爾摩沙(台灣)人會要求自治”，此一結論證明這次“民意調查”的預設立場就是設法分離台灣。第四，它還有配套作業，就是以台灣人歡迎美國統治作為結論，于國際媒體上大肆宣傳，為美國“託管”台灣鋪路。是時，美國《紐約時報》與上海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ChinaWeeklyReview)就刊出評論稱“假如台灣實行公民投票，台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絕沒有人選擇中國”。這句“絕沒有人選擇中國”的評論，可説太過份了。

此外，在民意調查期間，美國報紙《TheNews》于3月21日刊登獨家內幕報道稱，中國人剝削台灣甚于日本人所為，《TheWashingtonDailyNews》接著于3月28日報道，中國拙劣統治導致台灣工廠停滯。兩媒體蓄意抹黑中國治理台灣，卻不報道僅僅是9個月前，台灣的城市、工廠、電力設施、鐵公路交通等遭美軍大肆轟炸200天，戰後滿目瘡痍，及美軍戰火摧殘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當然更不會報道當時中國正在台灣舉辦公開的選舉，台灣社會熱情投入，心向中國的一面。

當時，副領事葛超智也在暗中在臺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的活動。例如1946年7月2日，葛超智就與戰前相識的七名台灣友人餐敘，席間談論解決台灣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由美國託管台灣10年或50年;228事件之前一個月的1月15日，葛超智更唆使141名台灣人簽署(代表807人)向美方陳請的《請願書》，要求聯合國託管台灣，切斷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連帶關係，直至福爾摩沙(台灣)獨立。

關於日本，終戰前台灣物資匱乏得各地商店的貨架上都空了，也要動用國家暴力實施包括糧食在內的嚴酷物資配給與物價管制，防止社會信心崩潰。日本8月投降，台灣殖民當局9月就下令解散各種統制(管制)機構，廢止各項配給管理法規(但日本本土仍持續執行嚴厲的糧食配給)，蓄意破壞台灣經濟;與此同時，經美方特許，日本從東京運來一架堆滿整架飛機的鈔票，于9月秘密向在臺日本官吏與一般公司員工發給薪水，釋出鉅額貨幣，使在臺日人大肆採購本已極度匱乏的米糧等物資，與前述的撤銷物價物資管制，二者迅速導致台灣爆發經濟崩潰的超級通貨膨漲。

以1941年1月時台灣躉售物價指數為基期(=100.0)，即使在美軍大轟炸下，1945年7月時該指數仍僅174，但9月時遽漲至1，858、增加18倍(長官陳儀是10月24日率員抵臺接收)，11月時增至2，251、增加22倍，次(1946)年4月躍升至至7，499，增加75倍。也就是光復後僅8個月，物價飛漲75倍，這是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的。

回首歷史真相，可知當時台灣當時是承受美、日兩大強權的運作。在經濟上，日本是險惡用心發動慘烈的經濟戰，使台灣陷於空前的經濟絕境;在政治上，美國是炮製台灣的《民意調查報告》和《請願書》，唆使或影響一小撮精英從心理上改變認同，藉歪曲新聞抹黑中國執政，挑撥台灣社會仇視中國，為“託管台灣”“台灣獨立”提供政治正當性。是時，台灣落後，治理能力不足，無法理解警愓美國在意識型態上，異化一小撮精英國族認同的可怕之處，因為無論是“託管”或“獨立”，都是在中國對台灣主權上，從根拔除一小撮精英對祖國的國族認同。

因此，一旦治理失靈，任何突發事件，均會陷社會于高度動蕩。美式分離主義思想介入，不但提供“託管台灣”“台灣獨立”等分離論述的養分，且其強大國力，容易使受蠱惑的一小撮精英誤判形勢，火上澆油;相對地，“國府”所蒐集的前述相關情報，使陳儀判斷形勢已演變成臺人“懷有台灣獨立國際共管的謬想”，陳儀絕不允許台灣由聯合國託管的問題浮出臺面國際化。最後，動亂迅猛惡化，終致釀成228悲劇。

今天，島內政壇精英眾所週知，美、日對台灣政治影響巨大。今年，適逢“總統”大選年，尤其是值此蔡英文在兩岸關係上，拋出名為“主權鞏固”，實為主權分離的論述，此一論述勢必催化本已存在高漲的“台獨”意識，致未來兩岸關係大有山雨欲來之勢。此時，228事件對我們具有極為現實的政治意義，也就是228事件留給我們的寶貴歷史教訓，是我們應百倍警惕“主權鞏固”此一分離論述所可能引發的災難，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天佑兩岸。(作者戚嘉林，《祖國文摘》社長，應邀于“中國統一聯盟”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辦的“二二八事件68週年紀念研討會”演講稿/2015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