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日軍屠殺的百年中學：聖士提反書院70年記憶傳承

“這個是我們的書院大樓，一樓有些課室，二樓是學生宿舍。1941年12月25日，約200名日軍士兵闖進已被臨時改成軍事醫院的書院大樓，他們用刺刀殺死了當時負傷臥床的英軍及加拿大軍人，還有部分醫護和我們學校的教職員。這次殺戮史稱‘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

聖士提反學院中四(高一)學生梁君鴻站在兩棟歐式白色大樓前，向中新社記者説起這段血色的校史。

根據香港資深報人謝永光在《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一書中摘引的、全程目擊慘案的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戰後在東京戰犯法庭上做的證詞：在日寇鐵蹄踏上香港島的那個黑色聖誕節，闖進傷病醫院的日本軍人，無視國際戰時法和《日內瓦公約》，用滅絕人性的手段開腸、破肚、肢解、挖眼、割鼻耳舌，把170名手無寸鐵的傷員和醫生、護士活活殺死，7名女護士無一倖免被姦淫，有的還被壓在屍堆上輪姦，姦後再處死……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書院被轉為拘留營，近千戰俘囚居校園，運動場被轉作菜田，為被拘禁者提供急需的食物。期間，日軍還在香港犯下“港島南區殺人事件”、“難民船沉沒事件”、“梅窩血案”等罪行。

70多年後，這座位於香港島南面海濱的百年老校書聲朗朗，師生們在被評定為歷史建築的校舍中穿梭往來。學校後山的赤柱軍人墳場安葬著包括學院教師在內的598名二次大戰死者。南山徑上的小屋——文物館裏，陳列著當時的報紙、拘留者的日記、地圖、手繪生日卡等文物。

2008年，聖士提反書院開始推行文物徑導賞服務計劃，把書院大樓、馬田宿舍、小教堂、墳場及文物館等地點串連，安排學生為市民做義務導賞員，從校園的磚瓦講解到香港的抗戰歷史。梁君鴻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我們在中一(初一)的時候就會學習學校的歷史。而報名成為導賞員之後，老師做的系統資料，會通過上一屆的學長學姐教給我們。我們再教給學弟學妹。”

在這所有900余學生的中學裏，除了必修校史，有超過100名學生報名了導賞計劃，這在聖士提反文物展覽館統籌老師陳國培看來，是“一種傳承歷史的辦法。”

“日軍在香港的暴行證據確鑿，如果日本人想説自己在戰爭中沒有做什麼壞事，那簡直是天方夜譚。”陳國培以聖士提反拘留營的管理方式為例，“日軍在香港殘殺、強暴，把人民的財産掏光，把人力掏光，把所有能用的資源掏光。日軍在香港所謂管制，只不過説把香港的資源用盡而已。所以日本人在香港整個戰爭時期，沒有管制，只有負面的破壞。”

為了記錄這段歷史，並讓更多人知道，聖士提反書院每年都會接待前來悼念戰友或親人的加拿大、澳洲等地老兵，接受他們的家屬捐獻的相關文物。學校也帶學生赴東南亞，尋訪戰亂時期的校友。書院期望通過“口述歷史”的方式，配合資料、文物的整理展出，還原、記錄、證實日佔時期的社會百態。

近年來，聖士提反文物徑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甚至還有日本的中學也每年安排學生來參觀，與香港的學生一同了解當年日軍在香港的所作所為。

“還有很多資料和訪問錄音，限於人力物力，我們都還沒有時間去整理。”陳國培説，歷史無聲，戰亂的教訓卻應該代代相傳。但如今説起香港的抗戰史，提到聖士提反屠殺事件的，多會用上“鮮為人知”一詞。這段歷史不被提及的原因之一，陳國培坦言，“因為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好好的講。”

“1997年以前念中國歷史的人數，比1997年以後的還要多，最大的原因是什麼？課程改革之後，中國歷史科目慢慢的不受重視了。”這位在聖士提反書院任教20餘年的歷史教師認為，課程編制限制了對學生的歷史教育，香港年輕人、特別是吸收能力最強的中學生，對於歷史的認知都不夠。

“從學校的歷史講到香港、中國近代史，從日軍侵華史關聯的我們生活，到學生的價值判斷，必須要從整個歷史層面看，然後才會感覺到對國家的認識。”陳國培説，“如果學生本身對歷史不了解、沒有體會與成就感，沒有承前啟後，如何感受血脈相連？”(完)

記者 盧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