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超高調亮相 每年會費收入達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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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要卸下隨身金屬物件，單獨檢查包裹，甚至掃碼才能領取憑身份證號提前製作的進場證件……3月25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成立大會上，安保嚴格程度堪比“兩會”。

 

從協會的架構配置來看，它完全有別於民間企業聯盟式的小打小鬧，達到了名副其實的國家級規格：來自“一行三會”背景的官員並不是作為儀式的剪綵嘉賓亮相，而是身居協會的核心要職，央行副行長潘功勝、上海主管金融的副市長屠光紹也現身講壇致辭，這些都為當天的大會平添了幾分嚴肅色彩。據《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比較，現場氣氛只有每年一度的陸家嘴金融論壇可堪比擬。

 

從傳統金融到P2P眾籌，幾乎與“互聯網+”金融概念沾邊的行業無一缺席。儘管提前規定了每家企業只能登記一位與會者，會場內仍是一座難求，後兩排的媒體座更是摩肩接踵，許多記者全程站立，只為一睹這場全程近兩個小時的行業盛會。

 

一切都顯示了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是銜著“金鑰匙”誕生，曾經被認為青春叛逆的草莽行業忽然戴上了官方的冠冕。而就在大眾一路高歌新的互金大時代即將來臨時，不少業內人士也在沉澱理性的思考：究竟這個巨無霸似的“大管家”應該做些什麼？能夠做些什麼？

 

微妙定位

 

從協會的組織架構看，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是央行牽頭，會長李東榮是央行原副行長，秘書長陸書春則是央行科技司在職副司長，10位副會長還有3位分別來自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這樣的配置無疑會使協會更多地以官方形象示人，同時又因“官本位”而受到質疑。

 

“理論層面可能會招來批評，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很難找到一條更合適的路。因為金融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如果沒有監管部門高效協同，其實協會本身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恰恰正是有前央行副行長這樣的角色加入，以及銀監會的各個組辦、局級、副局級單位的官員參與進來，協會才能真正運行下去。”網貸之家CEO徐紅偉對《中國經濟週刊》坦言。

 

記者了解到，在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落地之前，地方性的互聯網金融協會已經先行一步，不僅獲得了正式名頭積極運籌，更紛紛做出地方性的規範試驗。比如日前江蘇、上海、廣東三地互金協會先後發佈了相關P2P平臺信息披露的指引，十省市的互聯網金融協會組織更在深圳力推“行業自律公約32條”。

 

據記者觀察，這些地方性互聯網金融協會成員多以P2P為主體，央行分支機構為指導單位，屬性是行業自律組織。在徐紅偉看來，如今成立一個更高規格的“大管家”一統江湖，則是為自律賦予了監管的意義。

 

“國字頭協會中，在職的副局級領導直接擔任秘書長的情況是不多見的，行業自律與監管部門的相互配合其實是這個機構的微妙之處。”徐紅偉對記者解釋，“儘管協會對外説是行業自律，但實際上官方也有很強的溝通需求，某種程度上它更像一個緩衝器，代表著官方的調研或者政策出臺的基礎，未來監管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細則討論，肯定都是由協會來完成的，而會員單位的一些被協會定性的違規行為，也會由監管部門來處罰，其中會有一種協同效應。”

 

零壹財經研究院院長李耀東也對《中國經濟週刊》分析，因為由央行總行直接指導，所以協會的權威性更強，在整個行業規則、技術標準、行業標準的制定方面將發揮較大作用，“未來全國互金協會更偏重於適用整個行業的頂層制度建設層面，而地方性協會則進行落地的協調。”

 

國資民資爭議

 

被稱為“大管家”的全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甫一落地，便承載著許多期待，也招來一些爭議。比如關於會員單位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引起各方關注。記者注意到，10名副會長去掉“三會”背景的3位人士和1名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成員外，其餘6名分別來自銀聯、農行、螞蟻金服、中國人保、華融資産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除螞蟻金服外，其餘都是“國字頭”的大型金融機構。不少人士質疑，在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互聯網金融行業，由這樣一群來自國資的人士主導，是否妥當？

 

而在地方性互聯網金融協會裏扮演絕對主角的P2P淪為配角。據悉，全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員代表共計437名，銀行機構84名，證券、基金、期貨公司44名，保險公司17名，來自其他互聯網金融新興企業及研究、服務機構292名，其中P2P只有40家入圍；在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産生的142家理事單位中，銀行機構仍佔最大比重，佔到30席，證券及相關企業12家，保險及相關企業6家，互聯網金融企業94家，其中僅16家P2P入選。

 

不少圈內人士呼籲，這次入選的P2P公司一般都具有國資或上市公司背景，協會應該廣納賢才，“不論出身論才幹”，多吸納優質的P2P平臺進入，做出榜樣和示範。

 

在入選的理事單位開鑫貸總經理周治翰看來，與傳統金融的交流將帶來更廣闊的合作空間，“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傳統金融的支持，傳統金融的轉型升級也需要互聯網金融帶來靈感和想像力，協會把這些不同類型的企業組織到一起，可以更好地發揮傳統金融機構的專業性和互聯網金融機構的靈活性，會員單位之間、會員與協會之間、會員與監管部門之間的各種交流有利於政策法規落地實施。”

 

李耀東也認為，作為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互聯網金融本身涵蓋了傳統金融的互聯網化和新興P2P等機構這兩個維度，參與的機構類型多樣化是可以理解的。

 

“我認為它下面應該會成立一些專門的委員會，比如針對P2P平臺成立專門的P2P委員會，針對眾籌公司成立眾籌委員會等，這樣能有一個分條線的調控，根據我個人的猜測，協會可能會往下做一定的細分。”李耀東對《中國經濟週刊》解釋，“從細分的角度看，P2P企業在行業的架構中並不少，比例還是合理的，而且具有比較強的行業代表性，將來可能會面向某一個行業推出更加有針對性的規範細則。”

 

失信黑名單

 

除了頂層制度規範外，記者採訪時注意到，全國性的互聯網金融協會誕生後，不少企業最渴求的是一張行業共享的“失信黑名單”。愛錢進CEO楊帆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強調，開放徵信平臺、分享信用記錄是協會最重要的使命。

 

“這也是目前互聯網金融平臺最需要的，之前這個平臺的客戶信用信息是不納入官方信用系統中的，就會導致一個問題，假如某個客戶在互聯網金融平臺違約後，他在銀行系統裏的信用等級還是良好的，這無形中降低了劣質客戶的違約成本，而其他互聯網金融企業為此付出大量的額外資金和成本，對企業生存是不利的。”在楊帆眼中，加入協會獲得的信用背書反而是次要的。

 

“更希望協會成立以後，不要僅僅只是挂了個牌，而是能夠真正把事情做下去，向官方傳遞P2P等互聯網金融企業的一些需求和聲音。”楊帆如是説。

 

周治翰也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協會的重要職能就是信息收集和互通，“關於數據採集和信息共享，協會一方面已經聽取了部分會員單位對這項工作的意見，並嘗試人工手動報數，監測這些會員單位的日常數據記錄、分析情況；另一方面協會也在搭建自動化的數據採集系統，已就系統的技術方案向部分會員單位徵求了意見。”

 

他向記者透露，在成立前夕，協會已經開展了建設信息共享系統、制定信息披露細則等多項重要工作，協會的系統搭建完成後，有望更方便地讓會員單位查詢行業“黑名單”等信息，遏制多頭借貸的情況，加強企業的風險防範水準。

 

“經過幾年發展，目前各家平臺都積累了大量的數據，但這些數據相互之間不連通，形成了一個個數據孤島，如果協會能夠建立起共享的數據庫，方便數據提供方之間相互查詢失信‘黑名單’，無疑將大大提高網絡借貸平臺的風控能力，更好地保障投資人的資金安全。”周治翰這樣建議。

 

退出難題

 

從目前協會公佈的會費標準看，未來要實現這樣的數據庫並不會短缺資金支持。根據協會公佈的各級會費要求顯示，副會長營利性單位100萬/年，非營利性單位40萬/年；常務理事營利性單位80萬/年，非營利性單位30萬/年；理事和監事營利性單位60萬/年，非營利性單位20萬/年；普通會員營利性單位20萬/年，非營利性單位1萬/年；個人會員暫不收費。據計算，這意味著協會一年的會費收入高達億元。

 

“如果以基金協會的會費來看，這個價格屬於正常情況，如果把它當做地方性協會來看，會費則是偏高的，但它其實是一個強組織關係的協會，而不是鬆散的組織架構，這麼多官員直接進入，它實際要承擔的職責、要提供的服務是相當多的。”徐紅偉對記者表達了自己對協會會費的看法。

 

他認為，目前協會潛在的最大問題其實是如何搭建退出機制。“在中國，退出機制始終是一個問題，對協會來説，退出意味著要當惡人，但如果出了問題不能很有效地執行退出，協會的威信會漸漸銷蝕，如何在人情公關甚至利誘的影響下保持公正性，關係到協會自身建設的成敗，比如説如何構建發現機制，在何種程度的懲罰措施下迫使企業退出等。”

 

事實上，目前部分互聯網金融行業規範已有一些意見雛形，但總體仍然比較粗糙，中間涉及大量執行層面的問題。“比如説P2P平臺要主動退出，政策意見欄現在説要在退出前幾年報備，但光報備是不夠的，平臺的存量業務怎麼辦？是依靠協會託管，還是通過資産遷移轉讓的方法轉到另一家機構？這些具體的問題非常複雜，都有待後來理清。”李耀東對記者補充分析。《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勞佳迪 | 上海報道

 

（錢威丞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