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盛頓到杭州，G20與世界的變與不變

從2008年的華盛頓峰會到即將舉行的杭州峰會，二十國集團（G20）正由危機應對機制轉向長效治理機制，儘管峰會議題每年都在變，但攜手應對全球挑戰的決心與意願從未改變。今年，G20杭州峰會將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向全球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主張”，引領世界經濟邁向強勁、平衡且可持續的增長之路。

 

順應全球格局演變

 

當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一路下行，成為二十國集團舉行峰會共克時艱的契機。G20峰會機制于2008年在華盛頓啟動，“臨危受命”拯救全球經濟。如今，G20不拘泥于應對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問題，更成為全球熱點事件、難點問題的對話磋商平臺，覆蓋地緣政治摩擦、恐怖主義抬頭、難民潮等議題。可以説，G20機制的形成，順應了全球格局的演變，為傳統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找到了利益交匯點，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國主導的治理體系的固有弊端。冷戰結束後，美蘇對立局面轉變為美國成為唯一一個超級大國，全球格局呈現“一超多強”，即美國與其他的經濟強國，形成“七國工業集團”（G7），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多極化發展的大趨勢是不相適應的，尤其是與新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不相適應。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舉行了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實行美元和黃金直接掛鉤以及固定匯率制度，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經歷多次美元危機後，“佈雷頓森林體系”逐漸解體。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經濟版圖發生了重大變化，缺少了新興經濟體的配合，西方世界就不可能僅憑自身能力應對金融危機。肇始於美國、肆虐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更充分暴露出當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金融體系的弊端。

 

隨著G20機制的日趨成熟，七國集團壟斷國際事務的風向出現改變。隨著全球化背景下“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國際經濟力量發生了一些變化，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提升話語權。

 

在2009年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當時由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組成的“金磚四國”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擴大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權和話語權，這一立場受到各方矚目。2009年匹茲堡峰會決議，發達國家將把部分配額轉移給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配額將從43%提高到48％。2010年在韓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與會代表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問題取得重大進展，歐盟國家將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的兩個席位讓給發展中國家。

 

此次杭州峰會，在中國的努力下，第一次將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圍繞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系統性行動計劃。這呼應了國際社會對G20峰會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變的期盼。事實上，中國直接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所關注的與發展相關的議題，開啟了廣泛的全球性對話。在2016年中國承辦G20峰會期間，二十國集團正越來越與發展中國家密切相關，而全球增長也將獲得新的含義。

 

政策成果惠及世界

 

發展至今，二十國集團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危機應對與促進增長成為多屆峰會重要議題。縱觀十屆峰會成果，不難發現，全球協力應對危機，不僅救市成功，還幫助世界經濟在磕絆的復蘇進程中屢屢化險為夷。

 

在危急關頭舉行的華盛頓峰會上，與會各方制定了6項緊急措施，主要內容包括降息、出臺經濟刺激計劃，以及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發揮積極作用。會議希望和鼓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在應對危機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在基礎設施和貿易融資領域引入新的貸款機制。各國監管當局在履行自身職責的同時，加強金融市場透明度及監管機制，確保所有金融市場、産品和參與者都受到相應監管或監督。

 

在2009年的倫敦峰會上，為防範未來金融風險，G20加強了金融監管方面的實質措施，對銀行、評級機構、對衝基金強化監管，打擊避稅天堂，限制銀行高管薪酬。為打擊逃稅和洗錢，經合組織將公佈不符合國際慣例的避稅天堂名單，並對這些不合作地區實施制裁。此外，峰會首次提出監管主要的對衝基金，並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監察全球經濟及金融系統。在國際金融機構擴充資源方面，本次峰會同意為IMF和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總額1.1萬億美元的資金，其中IMF資金規模由2500億美元增至7500億美元。

 

2010年首爾峰會上，為應對當時愈演愈烈的“貨幣戰”威脅，G20向著由市場決定的匯率體系邁進，避免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G20決定打造一個現代化的IMF，通過擴大活力充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來反映世界經濟的變化。這些全面的配額和治理改革將提升IMF的合法性、可信度和效率。發達經濟體，包括那些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將對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運動保持警惕。這些行動將有助於緩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資本流動過度波動的風險。

 

在2011年法國戛納峰會和2012年墨西哥洛斯卡洛斯峰會上，G20成員主要商討應對歐債危機影響和歐元區問題。與會各方承諾，繼續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通過促進《增長和就業行動計劃》，就建立更為穩定和抗風險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達成重要共識，對應對歐債危機和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

 

G20峰會機制在初始五年，從應對危機和穩定世界經濟的角度來説，較好地完成了使命。下一階段，從應急模式轉向危機預防模式和促進長效發展目標。

 

在聖彼得堡、布裏斯班、安塔利亞峰會上，G20成員們都將維持長期經濟發展作為主要議題，從貿易、投資、中小企業、就業等領域建立機制，促進全球經濟向著更為平衡方向發展。中國把“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列為本次杭州峰會重點議題，切中世界經濟的“難點”與“痛點”。

 

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G20杭州峰會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一件大事。“現在可以説是世界經濟的‘決戰時期’。如果G20杭州峰會上各國能夠達成共識，齊心協力，很可能在三到五年內扭轉世界經濟低迷態勢，把貿易、創新、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推升到更高層次水準上，”郭生祥説。

 

中國持續貢獻正能量

 

從歷屆G20峰會來看，中國都積極參與，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主張，為峰會作出貢獻。在這背後，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同時為其他經濟體帶來助推效應，成為G20機制和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

 

中國財長樓繼偉表示，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延續了“低增長、大分化”的格局，離“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增長目標還有一定距離。經歷年初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後市場趨於平緩，但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交織，一些風險有長期化、常態化趨勢。

 

一個多月前，國際組織接連下調主要經濟體增速預期，英國“脫歐”等變局又使復蘇乏力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今年全球投資增速將下降10％到15％。

 

種种經濟逆風之下，中國保持政策定力，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效改善市場預期，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釋放經濟增長潛力，經濟走勢穩中向好，為世界經濟持續發展作出突出貢獻。中國公佈了經濟增長6.7％的上半年成績單，再次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增長信心。

 

2011年至2015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GDP）年均增長7.3％，同期全球經濟增長率僅為2.4％。“中國以佔世界1/8的經濟總量，對全球經濟增長作出1/4的貢獻，産生了較強的溢出效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已由6.5％上調至6.6％。“儘管經濟轉型和改革帶來諸多挑戰，但中國經濟中長期前景是光明的。”IMF總裁拉加德道出看好中國經濟的原因。

 

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到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一方面承受動力轉換的陣痛、結構調整的壓力，另一方面以自身的努力和定力持續為世界經濟作出貢獻。

 

放眼未來，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壓艙石”。對於中國經濟運行趨勢，已有明確判斷：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徵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四個“沒有變”給世界經濟吃下“定心丸”。“G20峰會上，國際社會將重視來自中國的聲音，我們在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將更加突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何冬妮説。

 

中國在為全球經濟貢獻強大動能的同時，也在為世界貢獻智慧。專家認為，中國的理念和模式不僅于自身經濟發展有益，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印度尼西亞東盟南洋基金會主席班邦·蘇爾約諾説，本次峰會上，除G20成員，中國還將邀請史上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會議討論。發展中國家有望在會議上學習更多中國經濟轉型的經驗，有利於自己的長遠發展。

 

杭州峰會成果可期

 

與之前峰會相比，杭州峰會有望達成近30項主要成果，成為歷屆峰會中成果最豐富的一次。提振經濟的各項務實成果更是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期待。

 

自接任G20主席國以來，中國肩負著推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重任，在加強宏觀形勢研判和政策協調的同時，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主導制訂《杭州行動計劃》。中國還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推動建立更加穩定和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還首次把綠色金融議題引入G20議程，創建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

 

此外，杭州峰會還第一次將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圍繞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訂系統性行動計劃。

 

目前，各方已原則核準了G20創新增長藍圖及創新行動計劃、新工業革命行動計劃和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核準了G20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同意在華設立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支持加強G20貿易與投資機制建設，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聚焦發展議題和發展中國家需求，原則通過了G20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和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

 

此外，G20承諾將積極採取措施促進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全球總需求，併為中長期經濟增長打下基礎。各方通過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並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基礎設施。

 

中方還首次在G20平臺上提出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稅收新秩序理念。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建立了實施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的包容性框架，並設立了治理實體。會議還鼓勵各國和國際組織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稅收能力建設。

 

為應對保護主義，貿易部長會議發佈了G20歷史上首份貿易部長聲明，同意加強區域貿易協定透明度，確保其與多邊規則的一致性，批准了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加強全球投資政策協調做出歷史性貢獻。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卡恩對中國促進全球貿易增長和加強全球投資政策協調的做法表示讚賞，認為這是提振全球經濟增長的正確方式。卡恩説，當前全球貿易正處於非常關鍵的時刻，面臨很大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特別需要中國發揮領導力來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以更加務實和理性的方式應對貿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