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20峰會不是一場“清談會”

隨著G20杭州峰會的臨近，國外媒體對於這次峰會的報道也開始多了起來。這其中，一些經濟類媒體指出了本屆G20中國面臨的挑戰，如西方國家要求中國解決生産過剩的問題，在解碼哥看來，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不過，另一些外媒的報道，就讓人感覺根本沒有説在點上，有盲人摸象之嫌。

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的一篇《G20峰會：誰來承擔改革的代價？》的文章中，作者認為有三個議題會成為杭州峰會的熱點：西方國家日益高漲的“反全球化”浪潮、中國如何應對“産能過剩”的批評、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風險。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作者開出的藥方與中國政府是一樣的，那就是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但作者提醒，目前執行的“逆週期”刺激政策如果過度，可能導致結構性改革走形，成為“四不像”。

無獨有偶，《日本經濟新聞》網站《中國在G20力推“結構性改革”》的文章也指出，從24日閉幕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中國將脫胎于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結構性改革”作為G20的主要議題，而歐美各國則強烈要求中國化解鋼鐵産能過剩問題，這一問題還被寫進了中國同意的會議聯合公報。文章還提到，由於失業率上升等因素，該問題在歐美國家正在被逐漸政治化。

可以看到，對於鋼鐵等産能過剩這一“老大難”問題，中國沒有回避。作為這一問題的“第一受害方”，中國承受著鋼鐵産能過剩帶來的巨大資源、能源浪費和空氣污染，有著比西方國家更切膚的“痛”。但出於就業和社會穩定方面的考量，這種産能的削減又不能過於“雷厲風行”，必須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接盤”的過程中逐步退出。説到底，就是個打“時間差”的問題。“治大國如烹小鮮”，翻動過快，魚肉就會碎掉。

那麼，為什麼不儘快進行結構性改革，用“高大上美”的“新經濟”替代“傻大黑粗”的“舊經濟”呢？答案就是時間問題。相比于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給經濟打“興奮劑”，傷筋動骨的結構性改革“手術”顯然更加複雜。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提出要“製造業回歸”，改變金融虛擬經濟一家獨大的畸形狀態，可時至今日，美國國內製造業雇傭的勞動者只佔勞動者總數的8%——“結構性改革”遠沒有到位。而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的情況是，安倍首相上臺時，提出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之中，短期經濟刺激措施的前兩隻箭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唯獨是結構性改革這一隻箭，始終是“箭在弦上”就是發不出來。由此可見，推動結構性改革之不易，更非短期之功。

儘管如此，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已在路上。與美、日回歸製造業的思路不同，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發展互聯網等新經濟形態，並用互聯網改造傳統産業的路子。我們僅僅從新聞中就可以看到，佔據經濟新聞頭條的，是滴滴、優步合併，騰訊公司市值超越阿裏、百度成為中國最大科技公司這樣的消息。就連互聯網新經濟的發祥地、互聯網基礎創新的領軍者——美國的一些媒體，也認為中國在一些應用型創新方面，走在了美國前面。隨著中國經濟逐漸向國際産業分工的鏈條上端進步，結構性改革的前景無疑是值得期待的。

相比以上那些比較中肯的建議，有些外媒的評論就有點不客觀了。比如《紐約時報》在評價G20隻是一個“清談俱樂部”的同時，用美國G20專家的話稱杭州峰會“首先是、也最終是關於場面，為了證明他們能組織大型國際會議”。這不免就太小看中國了。中國早已不是一些美國人印象中腦後挂著辮子、出門要坐馬車的國家了。過去幾十年，中國已經舉辦了不計其數的“大型國際會議”，甚至到了一度需要專門下文減少各地舉辦國際會議的地步。這位專家大概也忘了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是在哪舉行的了。這種搞不清狀況的言論，我們聽過一笑也就罷了。

中國承辦的杭州G20峰會不是清談會。不同於“反全球化”風潮日益激烈的歐美國家，中國能有今天的經濟成就，正是在全球自由貿易的“春風”吹拂之下，用辛勤的勞動取得的。一個開放、健康、穩定、增長的世界經濟，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中國對此的支持也是真誠而堅定的。

中國也有能力推動G20主導的結構性改革。不同於此前主辦會議的一些小國和自身增長乏力的發達國家，中國在金融危機後貢獻了世界經濟增長的40%，至今仍是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的國內結構性改革實踐、“一帶一路”戰略，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出了一套可供借鑒、參與的方案，以及中國為此能提供的一系列實際支持。本次峰會，中國邀請了史上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與會，對於它們來説，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無疑是值得汲取和參考的。若説G20杭州峰會會成為另一場“清談會”，先問問他們：能答應麼？（文/王少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