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絲綢之路：承載文化軟實力的商貿大道

張騫通西域示意圖

進入21世紀，全球化日益成為時代的鮮明特徵，而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人已經開始通過“絲綢之路”與外部世界進行聯繫。在兩千多年中，通過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等，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日益密切，也促進了各地的繁榮發展。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張曉虹應為我們講述這條承載文化的商貿大道的歷史，同時指出，我們當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注意增強中國的軟實力。

絲綢之路最早是由德國輿地學和地質學家，近代地貌學的創始人，旅行家和東方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提出的。李希霍芬于1860年曾隨德國經濟代表團訪問過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地區。在他逝世後才陸續出版完成的5卷本巨擎《中國親程旅行記》（1877-1912）中，首次將中國經西域與希臘——羅馬社會的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從此，這一名稱便在世界範圍流傳開來。

追溯絲綢之路的形成，人們一般都把這一功勞歸於西漢初年張騫鑿通西域。但事實上，早在漢武帝為掃除匈奴對漢王朝的威脅、欲“斷匈奴右臂”在建元年間（西元前140-134年）派張騫西通大月氏之前，通過歐亞大陸中部已有斷續的商貿往來。只是因緊鄰中原的河西走廊地區在先秦時先後居住過塞種、烏孫、月氏和匈奴等部族，漢人無法越過這一由雪峰林立的青藏高原與遍佈荒漠的西南部蒙古高原所夾峙的地區，也就不能直接與中亞乃至於歐亞大陸西岸進行貿易。因此張騫鑿通西域、以及隨後的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府才使得通過中亞地區的商旅通暢無阻。自此，中原與西域間“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後漢書•西域傳》）絲綢之路正式形成。

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片交通路線網，在海上貿易大規模興起之前，貫穿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道，東起中國，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帝國一直通往羅馬帝國。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經無數城邦，抵達各時期帝國的都城。來往于這條道路上的不止有商隊與士兵，還有僧侶與遊客、學者與藝術家。在用絲綢連接各地區的同時，也傳播著文化與思想。因此絲綢之路不僅溝通了中西間的經濟貿易，更是政治、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大動脈。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技術是經由絲綢之路傳到世界各地，而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及其更西邊的地方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也是從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

在中國早期佛教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師，或是出生在漢王朝境內絲綢之路上的西域移民家庭，或是以居士身份從西域由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在中國出家為僧的。前者如支謙和法護，後者如安玄。支謙本為月氏人，祖先在東漢靈帝時（168-190年）定居中國，法護則為世居敦煌的月支人。而安玄是安息人，在181年抵達東漢都城洛陽後出家為僧。大概在絲綢之路貫通後的兩百年不到的時間，中土已有大量佛經梵本流通，而將這些梵本譯為華言的多是這些通曉梵語漢文的胡僧。由此可知，佛教的傳入與絲綢之路的開闢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國威及于西陲的唐代，一些西域或中亞的地方性宗教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如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景教，基督教聶斯托裏教派）等。在國都長安的布政坊、醴泉坊、靖恭坊、崇化坊和普寧坊等各有胡祆祠一座。此外，洛陽和河西走廊的沙州也有祆祠的記載，可知當時拜火教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興盛。至今《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頌》還矗立在西安碑林中，記錄著唐代基督教由絲綢之路傳入的歷史。

宗教之外，中亞及西域豐富多彩的歌舞、音樂、飲食、風俗更是浸潤入唐代的社會中，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唐代詩人鮑防《雜感》一詩所咏就是反映當時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況：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

自古以來，作為聯繫中國內地與中亞腹地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的溝通和交流，成就了這一地區特定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當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在帶動沿途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注意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將文化搭載在這條經濟通道上。當然，我們更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嚴防死守極端思潮通過這條經濟動脈影響我國的政治、文化。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需要在對歷史經驗全面把握的基礎上展開。

（張曉虹，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海外網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