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回顧這40年，中國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在1978年我們剛剛改革開放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當年我們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只有156美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稱為黑非洲的地方。1978年時，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平均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是490美元，我們連他們的三分之一都沒有達到。跟世界上其它貧窮的國家一樣，當時81%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84%的人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生活費的國際貧困線以下。同時我們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國家，出口占國內生産總值4.1%，進口是5.6%；也就是説，90%的生産活動跟國際不接軌。並且在出口的産品當中，75%以上是農産品以及農産品的加工品。

 

就在這麼一個非常低的起點上，過去這40年，我們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經濟增長率，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在這一段時間裏面，我們對外貿易增長更快，達到平均每年14.5%。

 

在這麼一個快速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的總體態勢中，2009年我國的經濟規模按市場匯率計算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經濟體。2010年我們出口超過德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而且95%的出口産品是製造業産品，所以現在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在2013年的時候，中國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而且貿易進口加出口，佔我們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9.7%，到現在達到35%左右，在人口規模超過一億以上的大國中，中國現在是貿易佔經濟GDP比重最高的國家。

 

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一直是穩定而快速地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經濟增長一放緩，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論調就此起彼伏。但回顧起來，中國卻是過去這40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為什麼能這樣呢？這主要是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一方面解放思想，一方面實事求是，根據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條件來推動改革，而不是簡單地照搬一些西方理論來進行改革。

 

我國的改革是以漸進、雙軌的方式推進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有很多大型的資本密集的國有企業，效率低，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了，當時推行的政策是實事求是，對這些大型的國有企業給予必要的轉型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對那些傳統上受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放開準入，而且積極地因勢利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招商引資，把比較優勢迅速變成競爭優勢。這些新的産業發展得非常快，積累了資本，使得比較優勢不斷往資本密集産業提升，給改革舊的産業創造了必要條件，改革隨之不斷深化。這是中國在過去這40年能夠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沿著這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道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去推進，國際上的很多機構和國內很多學者預測，到2025年前後，我國可以跨過人均12700美元GDP的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中國是擁有輝煌文明的古國，從鴉片戰爭淪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一直以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正如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上講的，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對於中國人來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僅是中國的人們富了、國家強了，我們希望自己國家富強，也希望其他跟我們有同樣歷史、同樣命運的發展中國家，能夠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擺脫貧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經濟體，雖經過兩代多人接近三代人的努力，還陷於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水準，沒有辦法從低收入跨進中等收入，或是從中等收入跨進高收入的水準。

 

我一直在大力倡導一個總結于我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成敗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發達國家給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鋼沒有用到刀刃上。經濟發展是收入水準不斷提高，其前提條件是什麼？是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勞動生産率提高靠的是現有産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産業不斷涌現，隨著現代技術的使用，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市場範圍越來越大，電力、通訊、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

 

這樣的進程，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瓶頸限制是什麼？是必要的基礎設施嚴重欠缺。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沒有辦法採用現代化的技術、發展現代化的産業去提高生産力。國際上的發展援助主要用在什麼地方？改善政治治理，增加政治透明、提高人權、促進男女平等，發展教育、醫療等。這些發展援助出發點都是好的，但並不能消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瓶頸。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我國的經驗知道，要致富先修路，必須把基礎設施完善以後，一個發展中國家才能夠進入到現代化的進程。這是為何習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一個新的中國倡導的國際發展合作框架時，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來推動的主要原因。

 

這樣一個新的國際發展援助合作的框架提出以後，在國際上引起了熱烈的反映，可以從兩項指標來看：

 

第一，我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但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嚴重欠缺，所需資金規模非常巨大，必須用多邊的方式來動員市場的資金，因而我國倡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備的時候，儘管美國公然反對，給很多國家領導人施加壓力，但是這樣一個機構是符合各國發展需要的，得到了積極熱烈地響應，有57個創始會員國，包括英國、法國、德國這些七國集團的主要成員，到現在已經有77個成員國，而且還有幾十個國家在申請的過程當中。目前已經是除了世界銀行之外，成員國數量最多的國際多邊發展機構。

 

第二，我們去年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來了29個國家領導人，有160個國家和國際機構代表團參加，是去年國際上最大的盛會，表明我們“一帶一路”的思路得到積極響應。

 

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不僅我國，其實包括美國也看到了。2011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倡導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把中亞五國跟阿富汗連在一起，在印度洋找到一個出海口。同年還提出印太經濟走廊，用基礎設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連在一起。這些倡議的內容和“一帶一路”倡議相似，但是現在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印太經濟走廊”國際反響一般，而我們“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得到積極的反應。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是因為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我們有比較優勢，而且是可信的。

 

第一，中國是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最強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要鋼筋、水泥，我們這方面的産能佔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改革開放後，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快，培養了世界最大規模、非常有競爭力、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隊伍，在國際上競標，我國施工隊的成本在其它國家施工隊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時期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建高速公路時，那時候它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非常強，現在已經衰落。

 

第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我們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美國政府的債券回報率非常低，如果去除掉通貨膨脹是負利率，美國股票市場泡沫很大，風險很高。我國這3萬億美元儲備當中一部分資金可以用來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資金。只要這些項目選擇好，回報率會相當高。展望未來，我國的經常賬戶每年還會有幾千萬美元的盈餘。在資金投入上，我國有優勢。

 

第三，基礎設施建設以後是不是能致富，決定於有沒有産業發展。前面談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抓住了國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的製造業經濟。二戰以後，日本發展起來是抓住美國勞動密集型産業失掉比較優勢，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産業。日本到20世紀60年代工資上漲，勞動密集型産業比較優勢降低，當時亞洲四小龍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來發展製造業，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抓住了當時亞洲四小龍工資上漲，勞動密集型産業需要轉移的窗口機遇期，我國也發展起來了。現在中國已經是中等偏上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很快將變成高收入經濟體，讓中國變成“世界工廠”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也逐漸失掉比較優勢需要向海外轉移。誰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就有可能像我國和東亞經濟體一樣快速發展起來。

 

但這一次跟前面幾次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窗口機遇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量上的不同。比如60年代，日本開始向外轉移，它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整個製造業雇傭的人數是930萬。80年代，亞洲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時，韓國製造業雇傭人數是230萬，我國台灣是150萬，香港是100萬，新加坡是50萬。這一次中國大陸整個製造業雇傭的人數是1.24億，其中勞動密集型産業雇傭的人數達到8500萬。從這個統計指標來看，我國實際上創造了一個足以讓“一帶一路”沿線60幾個收入水準在我們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國家，再加上非洲國家，同時進入到工業化、現代化的窗口機遇期。如果他們解決了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就有可能抓住了勞動密集型轉移的窗口機遇期。

 

第四，思路決定出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是，在政策上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為指導。理論和經驗的適用性決定於前提條件是否具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不同，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用在發展中國家難免有“南橘北枳”的局限。我國的條件和其它發展中國家較為相同，來自於我國的經驗、理論和思路對其它發展中國家動員資源，克服困難，抓住發展的機遇將有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民族的驕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共同繁榮的機遇，“一帶一路”倡議有可能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願景的實現，給世界增添“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活力。

 

（本文係作者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研討會暨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