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刺繡藝術的遇合與重生

 

姚惠芬、姚惠琴參加2017年威尼斯雙年展的蘇繡作品《骷髏幻戲圖》

 

 

納蘇品牌以彝族刺繡開發的記事本

 

 

鮑殊易創新運用刺繡元素做成的服裝《袍衣山河》

 

日前，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論壇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當時，會議室的主席臺變成了展覽臺，會議室四週的墻壁上懸挂著各類帶刺繡的服裝和飾品，大家研討的主題正是“中國傳統刺繡藝術在現代社會的傳承與創新”，主辦方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所。中國刺繡藝術是中國手工藝傳統中十分重要的構成部分，也是現有非物質文化遺産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蘇繡、湘繡、蜀繡和粵繡四大名繡源遠流長，苗繡、藏繡、侗繡、滿繡等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精彩紛呈。數千年來，一代代遍佈城鄉大地的繡娘和繡女們，通過刺繡表達了最為深摯的情感和希望，也沉澱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祝東力在致辭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21世紀，中國民間刺繡如何在現代化的多元社會文化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繼續承載和表達那些對於中國民眾來説不可替代的情感和意義，如何把中國民間刺繡這個文化瑰寶發揚光大，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它獲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這正是此次論壇聚焦的問題。

 

不僅僅是手工藝

 

而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紡織服裝生産國和出口國，中國的纖維加工量佔世界總量的50%以上。但是，“我們不能光是製造能力領先，製造水準領先，我們的紡織業還需要有文化，尤其需要有傳統文化，所以要振興傳統工藝。”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孫淮濱説。刺繡正是傳統手工藝中影響深遠的一大門類。

 

刺繡在中國有4000多年的歷史。刺繡上常講的“大小五福”的價值觀來源於周代。《尚書·洪范》中記載，周武王向大臣箕子請教治國理政的韜略，箕子提供的九疇中的第九疇是“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就是禮儀和刑罰恩威並用，來維護社會秩序。這裡的五福是“壽、富、康寧、好德、善終”。這正是刺繡五福思想的來源。另一個説明刺繡文化源頭的證據是服飾的“十二章紋”，就是中國封建時代，帝王及高級官員禮服上的日、月、星辰、群山、龍、華蟲等12種紋飾，表示不同的官階和身份。這些紋飾主要借助刺繡得以實現。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袁世凱時期，即使在中華民國建立後，國民政府委託時任教育部官員的魯迅、許壽裳等設計國徽，魯迅使用的構圖要素，依然是“十二章紋”的內容。

 

在中國藝術人類學會會長方李莉看來，包括刺繡在內的中國手工藝正經歷著一場復興。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基因是男耕女織，就是農耕和手工藝，隨著工業革命的來臨，這種舊的生産和生活方式受到衝擊和震蕩。但是越來越發達的工業生産卻逐漸掏空和扭曲了人的精神世界和價值體系，人們需要回到手工藝的情感和價值模式中，體驗一種人文的存在。另一方面，智慧時代的來臨，也使得人可以余出大量的時間和空間從事手工勞動。因此，在手工藝復興大潮涌動的背後，“像西方曾經經歷過的一樣，中國也在經歷一場中國式的文藝復興。”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對人的自我價值的重新認識，是從藝術作品出現的，這次文藝復興則是文化自覺，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革命。

 

傳承的好時代

 

進入新世紀以來，保護傳統刺繡藝術成為廣泛共識。無論是側重於靜態物質保護的文化遺産保護體系，側重於活態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産，還是國家推動的傳統工藝振興計劃等，從輿論到措施，刺繡藝術正獲得空前有力的保護和傳承。

 

湘繡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劉愛雲從2007年起，被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聘為兼職教授，其間在學校的支持下成立了“劉愛雲大師工作室”。劉愛雲親自帶徒授藝，融師徒相授于現代學院教育，利用工學結合的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培養了大批“90後”“00後”刺繡傳承人。“湘繡的發展需要有文化、有素養的新一代青年來傳承，需要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工藝美術人才隊伍。”她説。

 

楊德全是蜀繡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數十年來一直堅持蜀繡的保護與傳承，歷經曲折。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楊德全越來越覺得趕上了好時代。如今她不僅成立了自己的四川（黃漢）繡莊有限責任公司，還發起建立了成都蜀繡博物館。楊德全常説：“蜀繡不只芙蓉、鯉魚和熊貓。”研討會上，她興致勃勃地談起了她的創新繡品在法國巴黎十二街區的展覽。“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高地，成都是天府文化的聖地。幾千年的巴蜀文化和刺繡文化在歐洲展示，喚醒了人們對歷史記憶的尊崇和熱愛，同時讓時代的經典元素煥發出東方美學的魅力。”

 

姚惠芬是蘇繡大師沈壽的第四代傳人。1998年，姚惠芬和妹妹姚惠琴在中國刺繡藝術之鄉——蘇州高新區鎮湖鎮創辦了當地第一個繡莊“琴芬繡莊”，“琴芬”與“勤奮”諧音。她們的創業、創新之路充滿了艱辛與挑戰，但姚惠芬無怨無悔。進入新世紀，姚惠芬的創作進入全盛期，對外交流也進入廣闊的天地。她的蘇繡作品先後幾十次榮獲國家級工藝美術大獎及中國民間工藝最高獎，其中一些作品還被大英博物館、倫敦大學美術館、美國波士頓兒童博物館、蘇州博物館等國內外藝術機構收藏。

 

談及粵繡，一個數據反映了其産業化的面貌：全國婚紗晚禮服70%都生産于粵繡重鎮潮州。這為粵繡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粵秀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康惠芳的刺繡藝術工作室和創意中心業務十分繁忙，但是她仍然孜孜不倦地專注于藝術創作。她的作品一路展到聯合國大廈。康惠芳感慨：“當我站在聯合國展廳的時候，我的感受是，沒有祖國的強大，就沒有一個繡花女的榮耀地位！”

 

分享這個時代機遇的不只是四大名繡。2013年，武漢紡織大學與武漢旅遊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長江日報報業集團成立“武漢漢繡産學研發展中心”，並組建“漢繡發展公司”。據悉，這是武漢市首個具有自主研發、設計、生産和銷售能力的漢繡産業鏈發展平臺。2019年，武漢紡織大學獲批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漢繡基地。來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張春海是湘西紅苗挑花的代表性傳承人。2017年，在湘西州和吉首市支持下，他成立了湘西春海挑花傳習館，對社會免費開放和免費授徒，成立兩年來培訓的學員已有200多人次，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輕人。

 

在創新中浴火重生

 

何謂創新？創新起源於拉丁語，它有三層含義：更新，創造新東西，改變。實際上我們所謂的任何一種傳統，在更長的時間尺度內也是在不斷地變化和更新的。正如台灣錫雕工藝大師陳萬能所説，“傳統就是昨天的創新，創新就是明天的傳統”。

 

姚惠芬所代表的蘇繡工藝就是代代創新的典範。沈壽創立了“倣真繡”，第一次把蘇繡帶到了“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並拿回了一等獎；第二代楊守玉在上世紀30年代發明瞭“亂針繡”，真正做到了以針代筆；第三代牟志紅是參與第一幅雙面三異繡作品《鸚鵡仕女圖》的繡娘；而到了第四代姚惠芬這裡，則將傳統刺繡的針法技藝與西方素描技法相融合，發明瞭“簡針繡”。2017年，姚惠芬的34幅蘇繡作品第一次進入威尼斯雙年展，以宋朝名畫為刺繡藍本的《骷髏幻戲圖》，運用了50多種針法來表現，是蘇繡工藝的一次大膽創新。

 

需要創新的不僅僅是技藝。湖南師範大學湘繡研究中心主任孫舜堯，從事湘繡的創新和開發已有8年，如今成為湘繡傳承的標誌性人物。他用力的方向是如何適應當下的市場需求，如何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和運營讓湘繡恢復活力。2019年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動所用的外交禮品《芙蓉國裏》就出自他的團隊。這個産品一方便攜帶，二摔不爛，三方便擺放，四能長久保存。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展覽展示中心執行主任孫冬寧則著重在刺繡工藝與時尚結合上開拓空間。2018年開始，恭王府舉辦了包含大量刺繡藝術在內的非遺服飾的時裝秀，産生了良好反響。今年這一活動有了很多的擴容和提高，並走出了恭王府，在景山公園所在的北京中軸線上點亮中軸。

 

青海省在刺繡方面所做的更鼓舞人心。青海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主任顏宗成介紹説，青海省六大主體民族都有繡品，全省有30萬個繡娘，目前，他們正在把青繡作為拉麵、唐卡之後的另外一個區域文化品牌在重點打造。打造青繡品牌列入了起草中的青海省“十四五”發展規劃，青繡大賽正在舉辦，青繡協會業已成立。青海省上上下下對打造青繡品牌充滿了期待和希望，也在全省上下形成了共識。“青繡，是推動青海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新引擎。”

 

日本手工藝大師柳宗悅在《工藝之道》中説：“因為有了工藝之道，美之國度才能實現。”“在一代代刺繡人的共同努力下，古老的中國刺繡藝術正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會議召集人、中國藝術人類學會刺繡專業委員會主任李宏復在會議總結發言時説。（記者 楊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