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習近平國家統一論述評析

 

與會者合影

 

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丶上海東亞研究所早前在上海舉辦座談會，邀請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饒美蛟丶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偉星丶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李風丶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劉瀾昌丶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李劍諸丶《超訊》雜誌總編輯紀碩鳴丶“就是敢言”執行主席陳曉鋒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臺港澳所研究員胡淩煒丶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王海良丶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偉男丶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包承柯丶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與會。座談會由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丶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共同主持，香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楊流昌丶上海市臺辦副主任王立新也參與會議。與會者圍繞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包括“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和分析。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以《習近平國家統一論述與兩制台灣方案》為題，紀錄了與會者的發言。內容如下：

 

 

章念馳：開場白

 

各位先進，早上好。我代表主辦方先做一個簡單的致辭。我們出席今天的會議，上海學者有東亞所丶交大丶華師大及其他高校的專家學者。今天我們在上海共同研討習近平國家統一論述，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而且是一場非常及時的會議。

 

為什麼今天的會議特別重要？因為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作了一個兩岸關係的重要發言。我不久前在《中國評論》月刊上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第一篇就講習近平講話的重大戰略意義，我沒有展開，我想這個問題大家都會展開。第二篇我接著寫了習近平講話的重大意義，我們深深感到習近平講話絕對不是簡單的丶紀念大會上的一般性講話，而是劃時代的重要宣誓，意味著對70年的兩岸關係作了完美的總結，對未來30年也就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歷史任務做了兩岸關係的焊接。給未來三十年的兩岸關係指明瞭方向，第一次站在歷史高度和理論角度闡述了統一的意義丶途徑和前景。所以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歷史性宣言，但我們對他的重視還顯得不夠，今天我們的研討會就是進一步學習丶闡述習近平的重大理論宣誓的內涵和意義。

 

 

王立新：香港智庫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具有重要價值

 

各位嘉賓丶先進朋友們，大家好。自上世紀90年代起，在海協會首任會長汪道涵先生的帶領下，上海對臺研究工作蓬勃開展，多年來以東亞所丶臺研所丶上海國研院為代表的一批對臺研究機構，充分發揮了上海涉臺研究高地和對臺學術交流的橋頭堡作用，成為為祖國統一建言獻策丶營造有利於統一言論導向的重要智庫。

 

香港不僅是海峽兩岸聯繫與交往的重要橋梁和仲介地，更是“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實踐地，此次來訪的各位香港學者長期從事“一國兩制”和兩岸關係研究，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做出了貢獻，各位學者立足香港丶溝通台灣，對台灣問題觀察視角更獨特，分析更透徹，你們的研究成果對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具有重要價值。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希望滬港兩地的專家學者在此次論壇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國家統一的重要論述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展開深入的研討，為加強滬港臺經濟交流合作丶智庫建設等提出更多富有時效的政策建議，為祖國統一貢獻新的丶更大的智慧。謝謝。

 

 

郭偉峰：香港智庫要為兩制台灣方案作貢獻

 

謝謝章念馳所長丶王立新副主任。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丶中國統促會香港總會丶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等共同發起成立，目前共有16家成員。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由關注與研究兩岸關係及台灣問題的機構所組成的智庫交流平臺。

 

香港智庫的歷史非常短，在九七之前，大約只有三幾家。但是在回歸之後，因應“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創新的需要，香港現在已經擁有了40多家智庫，其中的涉臺智庫，即兩岸智庫是獨樹一幟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的機構成員具有三大特點：第一，由立足香港丶關注台灣丶溝通兩岸的愛國愛港知識分子所組成。第二，與香港回歸的歷程共同成長，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第三，與台灣各界有密切的關係，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關係丶即港臺關係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構建之後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到訪上海。此行可定性定位為：學習之旅丶收穫之行丶創新之道。

 

第一，學習之旅。上海涉臺智庫眾多，實力強大，成果斐然，為大陸的對臺政策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支撐力量，也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提供了大量的意見與建議。學習上海智庫的經驗，促進香港兩岸智庫的發展進步，是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

 

第二，收穫之行。除了智庫交流之外，此行還有很多歷史回顧與國家實力體驗的行程，如訪問中共一大會址，感受不忘初心的光輝歷程，再如考察生産設計C919大飛機的商飛集團，期待中國人的民族復興夢想早日翺翔。

 

第三，創新之道。香港的“一國兩制”仍然在不斷實踐與完善中，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構想。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成員期待通過此行，與上海各大智庫在今後加強交流合作，共同為國家的完全統一與民族復興進行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作出應有的貢獻。

 

 

楊流昌：一國兩制行得通丶辦得到丶得人心。

 

大家上午好！剛才郭偉峰團長已經介紹了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的情況。在我印象裏，這是香港學者首次專門組團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眼下江南草長鶯飛丶花團錦簇，風光正好。組團踏青賞景的很多，體驗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建設發展成就也不在少數，但我們的參訪行程是座談研討丶智庫拜會丶企業調研丶人文參觀，還有清明祭拜汪道涵先生，唯獨沒安排觀賞風景。即便如此，大家報名熱情依然不減，基本是一口答應。像饒美蛟先生如今76歲高齡，不僅堅持參加，還認真準備了發言提綱。大家之所以如此熱忱，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上海作為對臺研究重鎮，人才輩出，大咖雲集。大家很希望與上海的專家學者面對面交流探討。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源於大家對推動國家和平統一強烈的責任感。而激發這份責任感的磅薄動力，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

 

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揭示了“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係於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和“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定論，鮮明表達了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的嚴正立場，鄭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一國兩制”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講話通篇貫穿和平統一主旨，高屋建瓴，氣勢如虹，既是對海峽兩岸分隔7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總結，更宣告了對臺工作新時代的到來。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特別是關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主張，在香港社會引發了持續關注和討論。講話明確提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的利益和感情。同時，鄭重倡議兩岸各界代表性人士在堅持“九二共識”丶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這些主張充分體現了海納百川丶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充分體現了我們實事求是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充分體現了我們對“和平統一丶一國兩制”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

 

我們對“和平統一丶一國兩制”的自信絕非信口開河，更不是自吹自擂，它源自“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實實在在成就。回歸22年來，香港經濟持續增長，社會繁榮穩定，民生不斷改善，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各項事業取得全面發展。政治方面，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丶港人治港丶高度自治，香港市民享有比回歸前任何時候都更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經濟社會方面，香港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回歸以來GDP平均增速位居全球發達經濟體前列，而且後勁十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丶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又踏上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征程。香港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丶亞洲第一。香港還是全世界人均壽命最長的地區。國際空間方面，香港對外交往空間不斷擴大，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或其他適當身份參與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總計近80個。這樣的數據還有很多很多。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一國兩制”不僅成功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特別是回歸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丶法治維護丶社會管理丶國際影響力等各方面的表現均好於同時期的台灣。這充分證明，“一國兩制”完全行得通丶辦得到丶得人心。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在台灣長期被污名化和妖魔化。包括台灣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在內的不少人，視“一國兩制”為洪水猛獸，一提“一國兩制”就立馬反對，甚至不假思索，仿佛不如此就一定“有問題”。同時，他們往往並不了解“一國兩制”，或道聽途説，或充耳不聞，“只要反對就對了”。個別勢力更是企圖以污名化蒙蔽台灣民眾，極力混淆視聽。其實，無論如何質疑丶抹黑和詆毀，一個繁榮穩定丶自由多元丶民主法治的香港就屹立在那裏。這些成就是無法抹殺的。台灣當局和某些政治人物污名化丶妖魔化“一國兩制”的行徑，也讓我想起一百多年前的舊社會。那會兒拍照被視作攝魂術，修鐵路等同壞風水，男女同學就是有傷風化，當時不分南北丶階層丶老幼，對此也是“頗有共識”。可是一個多世紀後，再看今日之世界，又是如何一番景象？答案一目了然。但凡大勢所趨丶大義所在丶民心所向之事，定將所向披靡，沛然莫之能禦。

 

“一國兩制”二十多年的成功實踐，讓我們有充足的底氣相信，“和平統一丶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和實現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的最佳制度安排。“兩制”台灣方案的提出，既是對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的充分肯定，也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重要創新，展現了我們對台灣同胞一以貫之的尊重關愛。“一國兩制”設計的初心，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衝擊了島內的定勢思維，進一步主導了實現兩岸統一模式的話語權。在此影響下，並伴隨島內重量級人物陸續訪港和媒體持續報道，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開始擺脫陳舊的宣傳灌輸，打開眼睛和心靈重新看香港，重新審視和思考“一國兩制”。這是非常好的開端。

 

許多香港朋友告訴我，總書記的講話點燃了香港同胞對於“一國兩制”的榮耀感和主人翁意識。因為香港是“一國兩制”的第一站，是“一國兩制”的先行者，香港民眾每天都在實踐著丶體驗著丶書寫著“一國兩制”。在這一問題上，沒有誰比他們更熟悉丶更有發言權。大家也開始意識到，原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本身，也是對祖國統一大業的貢獻。這種使命感在香港涉臺研究者身上體現更為明顯。大家深切認識到，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智庫要積極發聲，不應缺席，也不會缺席。

 

回顧兩岸關係走過的70年曆程，香港以其特殊地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即便稱作兩岸關係“超級聯繫人”也不為過。像老兵探親丶“九二共識”丶協商談判丶“一國兩制”由構想到現實……相信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不過，與香港在兩岸關係中所佔分量相比，香港兩岸關係研究界的聲量卻始終不能相稱。由此也更容易理解，聽聞總書記講話後，香港涉臺學者何以有如此的緊迫感。總書記在講話中高度讚揚香港同胞長期以來關心支持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希望香港同胞一如既往，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丶實現祖國統一再立新功。這番勉勵也為香港在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提供了寶貴契機。

 

香港是有這個能力的。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功，是展示“一國兩制”優越性的重要窗口。總結好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豐富經驗，可以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供生動的示範和參照。作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崇尚多元丶開放包容丶往來便利，可以成為兩岸各界代表性人士就“兩制”台灣方案，開展民主協商的絕佳平臺。同時，香港還有一批很好的兩岸研究智庫丶學者和平臺。香港學者視野開闊，治學嚴謹，有著對“一國兩制”切身觀察體驗和第一手資料，完全有能力在對臺研究中展現“香港風格”，在“兩制”台灣方案探索中發出“香港聲音”，在“一國兩制”宣傳中講好“香港故事”。“酒香不怕巷子深”。這一次，我們邁出交流研討的第一步，以上海作為北上取經第一站，也把香江之濱的“兩岸視點”帶到黃浦江畔，很有意義。上海對臺研究注重政治性和前瞻性並舉，有深厚的理論素養和開放的研究氛圍，是大陸對臺研究成果重要高産地。滬港兩地學術交流源遠流長。相信只要兩地涉臺研究智庫多來多往，加強協作，就一定能發揮好前後方協作優勢，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謝謝。

 

 

胡淩煒：兩制台灣方案具開放性與包容性

 

大家好。進入2019年後的第二天，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講話不僅是對於過去70年兩岸關係的總結，更是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丶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做出了戰略規劃。正確理解習近平講話的精神與內涵，充分發揮講話中關於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對於中國大陸丶台灣社會以及國際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深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關於台灣問題與和平統一的內在邏輯關係。

 

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台灣問題的産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台灣問題的産生和演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陷入內憂外患丶山河破碎的悲慘境地，台灣更是被外族侵佔長達半個世紀。二是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海峽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

 

其次，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表示，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解決台灣問題，就是要“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民族復興丶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丶大義所在丶民心所向。一水之隔丶咫尺天涯，兩岸迄今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兩岸中國人應該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撫平歷史創傷”。

 

再次，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1949年以來，中國共産黨丶中國政府丶中國人民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丶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

 

習近平的講話顯示出大陸領導人思考解決台灣問題的內在邏輯，就是台灣問題的産生丶解決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且，解決台灣問題丶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使命。第二，準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論述。

 

首先，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原則。包括“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丶共議統一”，“在堅持‘九二共識’丶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開展兩岸的政治對話。

 

其次，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必經程式。“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丶共議統一。”“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丶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

 

再次，總書記的講話，顯示出大陸充分了解兩岸社會存在的差異。一方面，講話明確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另一方面，講話中提出了5個充分。“‘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丶安全丶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産丶宗教信仰丶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總書記對於“兩制”台灣方案的論述，只是明確了基本原則，保持了對於方案具體內容的開放性與包容性，顯示出“兩制”台灣方案不是由大陸單方面提出丶強制台灣接受的方案，而是在尊重台灣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經過與台灣各界共同商議，經過民主程式産生的方案。

 

第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論述將推動兩岸從基礎層面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奠定社會基礎。

 

首先，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面臨新的課題。回顧兩岸關係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到，在上世紀80年代，臺商帶著資金丶技術以及管理經驗來到大陸，大陸則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丶廣闊的市場。然而，隨著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兩岸之間許多産業的差距在快速縮小，大陸的勞動力成本也迅速上升。兩岸的産業合作也逐步由合作轉向競爭。如何尋求兩岸合作的新動力，如何拓展兩岸合作的空間成為未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須思考的問題。其次，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將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為發展增動力，為合作添活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作暢通丶基礎設施聯通丶能源資源互通丶行業標準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丶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丶通電丶通氣丶通橋。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丶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支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丶普惠化丶便捷化”。

 

總書記的講話針對當前大陸社會發展存在的農村治理丶城市治理問題，針對台灣在社會治理方面存在的優勢，為兩岸社會的優勢互補，為兩岸關係重新找到合作的空間與動力。只要持續保持兩岸在社會治理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兩岸解決政治分歧的社會基礎就會不斷積累，條件將逐漸成熟。

 

第四，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景。

 

兩岸關係發展是多重因素互動的結果，其中大陸因素丶台灣因素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內部因素，國際因素特別是美國因素對於兩岸關係走向而言是無法回避的外部因素。

 

在習近平總書記“1·2”講話發表之後，大陸對臺政策是十分明確的，就是依託大陸自身的發展推動兩岸走向和平統一。面對大陸的積極作為，台灣方面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是破除意識形態的束縛，參與到兩岸共議統一的進程中來。台灣要認識到“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只要破除意識形態的束縛，台灣方面完全可以在參與兩岸共議統一的進程中維護自身的利益，實現自身的訴求。這才是勇敢與智慧的選擇。

 

另一種選擇是拒絕大陸的善意，固步自封，堅守台獨意識形態。台灣方面同樣要認識到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如果台灣方面不願參與兩岸共議統一的進程，最終很可能大陸單方面提出“兩制”台灣方案，屆時台灣將面臨更加被動的局面。謝謝。

 

 

胡偉星：兩制台灣方案面向整個台灣社會

 

大家上午好。“習五點”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丶倡議舉行民主協商，意味著這次大陸不以台灣當局為對手，而是面向整個台灣社會，也包括國際社會，具有很深的含義，實際上是開啟了和平統一的新時代。我今天想通過香港回歸的經驗的回顧和比較，談一下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幾點看法：

 

香港的回歸是通過中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的，但這個談判不光是1984年達成的一個協議，其實在1984年之前甚至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開始了這個進程。北京不光要做英國政府的工作，也要和香港社會打交道，跟香港社會丶民眾進行對話，所以這個過程早晚是要啟動的，早晚要做這個工作，這個巨大的工程叫做民心工程。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一些重大外交問題的解決，也都通過了類似的過程。比如説中日建交在1972年實現，但是中日邦交的過程是五十年代就開始的，從廖承志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對日的民間外交，開啟了一個漫長丶艱苦的民間外交的過程，最後才達到1972年這個結果。

 

對於“兩制”台灣方案和“兩制”香港方案的關係，“兩制”台灣方案肯定是借鑒香港經驗，但是細看還是有所區別，香港回歸和台灣的和平統一的過程是不同的。

 

首先，香港回歸的主要的談判對手是英國政府，以中英聯合聲明為代表解決了香港問題，當時並沒有把港人作為主要談判的對手。當然，英國政府打民意牌，把香港的民眾捲進來，當時北京也有策略地應對了這個問題。但這次“兩制”台灣方案，把台灣當局放到一邊了，開始轉向整個台灣社會丶台灣的民眾。

 

這裡面問題的複雜程度就大不一樣了。台灣從90年代以後開始民主化，通過幾十年選舉，台灣民眾的意識丶話語權有了很大變化，島內政治跟當時的香港也完全不一樣，怎麼做台灣民眾的工作，對於這個我們都要有充分的考慮。過去香港回歸後，通過成立一些諮詢委員會把香港各界組織起來，但這種方式用在台灣可能還不夠。

 

習近平總書記此次講話提到的倡議，都是一些比較原則性的東西，比如民主協商的參與者是誰，如何跟台灣的執政黨對話，如何跟在野黨對話，如何與智庫丶民間對話，這些都需要動腦筋。與此同時，協商丶對話的對象不僅包括台灣島內，由於台灣問題跟國際環境緊密相連，其實也要包括國際社會，包括做美國的工作。

 

所以“兩制台灣方案”這句話裏面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過程還是比較長的。但我希望不要再拖幾十年，最好是在“兩個一百年”的中程階段來實現。這次講話中還體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大陸方面的主導權，但在“一國兩制”已經被污名化的背景下，大陸也不能低估其難度。謝謝。

 

 

王海良：習近平提出了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統一觀

 

很榮幸今天能夠分享一下我對總書記1·2重要講話的理解。我認為，講話提出了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統一觀：新的時空觀丶新的主體觀丶新的實踐觀。

 

第一，新的時空觀，就是以漸進的和平統一為取向，這是相當有定力的。從歷史上看，還是要由中國共産黨把握統一的方向和統一的進程，因為其他政黨從現實來看沒有這種可能。同時要掌握進程，不能拖幾十年，也不可能三五年解決問題，主導這個進程需要有力丶有序丶有效解決問題，讓台灣社會有感，同時讓大陸和海外中華兒女都有獲得感。在有序方面比較複雜，我們既要抓住歷史機遇期和戰略機遇期，兼顧大陸內部發展，又涉及到空間上的掌握。即“內外要通觀”，不能只看兩岸的問題，實際上是兼顧國內丶國際兩個大局的問題。所以需要相當的睿智丶需要很好的設計。一方面，兼顧國內大局，要把大陸內部事情辦好，本身就是為台灣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深度融合發展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一手。另一方面，兼顧國際大局比較複雜，要營造有利於統一的環境。鄧小平提出的三大歷史任務，統一是放在第三位，現代化第一位，國際環境是第二位，所以統一問題不能落入國際陷阱之中。和平統一對中國好，也要對外國好，所以要處理好和外部的關係，因此這次講話提出，實現國家統一既不影響周邊地區安定，還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所以我認為漸進是一個總體特徵，有序但不是被動地等待，是積極地積累，需要高度智慧。

 

第二，新的主體觀，即和平統一對人民有好處，這裡面體現“人民為大”的觀念。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要動力，台灣人民也是統一的主體，兩岸人民要一起推進統一，所以習總書記的講話鄭重提出民主協商的倡議，並沒有把政黨作為主要推動力量，而是人民協商，人民登上歷史的舞臺，這是世界上的首創。這也體現了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精神以及大陸對台灣人民的尊重。胡偉星教授剛才也講了這次方案的探討有個重大創新，就是“大家一起商量”。“兩岸一家親”不是口號，民主協商不是空的東西，是有路徑丶有框架的，主要內容都已經産生了，但細節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會為台灣民眾在國際上提供更大的尊嚴。這體現了習近平統一觀中的新的主體觀，也就是人民主體觀。

 

第三，新的實踐觀，即雙輪並舉的探索。一個輪子是大陸促進深度融合作為推動統一的預演，另一個輪子就是兩岸協商，就是這兩項內容雙輪並舉推動統一。兩岸融合是實踐漸進統一的過程，我認為，人民的往來丶交流丶團結是人民統一的基本條件，這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特色，以前香港沒有做到這一點，這個試驗可以在台灣實踐。民主協商是一個創舉丶創新，可以打破台灣選舉制度丶政黨惡鬥的困擾，讓大家投入到宏大的民族前途問題上來，這與大陸的發展和民族復興進程是並行不悖的。但也要面對嚴峻的現實，台灣方面想搞“維持現狀”，大陸想推進統一進程時，台灣有些人就以“和平協議”來拖延，在外部民進黨和國民黨都在抱美國大腿。我認為，美國是“遏華阻統”，所以中美在台灣問題上進行“漸進統一”與“隱形拒統”的較量，我們與阻撓統一力量鬥爭是很尖銳的，但時間在中華民族這一邊，大趨勢有利於推進和平統一進程。謝謝。

 

 

劉瀾昌：兩制台灣方案需應對“再獨立”因素

 

我想首先討論這樣一個問題：若統一之後，台灣是否還會出現“台獨”？我認為，以台灣各方麵條件來看，統一之後存在“再獨立”的因素。 從地理和歷史上看，台灣都具有“再獨立”的條件。同時，“台灣牌”也是未來中美博弈決戰的重要焦點，尤其是當中美競爭沒有定局的時候，即使統一以後美國還是會用盡辦法打“台灣牌”。此外，台灣現在的社會政策環境丶民主意識丶舉行抗爭等各種手段，實際上統一以後依然有“再獨立”的可能性。 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研究，需要考慮統一以後台灣出現的上述問題，儘量減少丶避免這種問題的發生。

 

“一國兩制”其中的“一國”就意味著是單一制國家，而不是聯邦制，聯邦制實際上就不是統一，而是把“兩個中國”法理化。當初提出“一國兩制丶港人治港”，以後是否要提“臺人治臺”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這裡面就牽涉到，統一後台灣的自治權來源哪？以香港為例，2014年中央政府的《白皮書》稱，香港的自治權是中央政府的授權，沒有“剩餘權力”。將來如果要談統一，台灣人可能會説，我的權力來自於“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在討論“兩制”台灣方案裏面也一定會涉及。

 

第二個是駐軍問題。台灣軍隊的指揮權是屬於中央還是台灣？台灣軍隊的軍費誰負責？這都需要思考和討論。台灣現在是美式軍備，大陸是獨立體系。我建議台灣的軍隊改編成警察，國防還是由中國軍隊負責，台灣是保護中國海外利益的重要基地，台灣重要性很強，如果國家的國防力量在台灣沒有體現，恐怕是很大的問題。

 

第三個是國際空間問題。現在台灣人最想的是台灣在聯合國有席位，無論如何如果台灣的外事權和國際空間固有化，為未來台灣再“獨立”是個有利方向。

 

第四個是司法終審權。台灣涉及重大問題是否要有終審法院？如果有，統一之後台灣的終審法院的權力如何限制？我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別行政區，不具有國防安全的權力，權力應收歸中央，或者中央在台灣設立憲制法庭。

 

第五個是統一之後是否允許有“台獨”黨綱的政黨存在以及中央機構駐臺的問題。香港特區設置了中央政府聯絡辦，未來台灣統一之後中央是否派駐權力機構住在台灣，這是可以考慮的問題。現在外交部在香港有特派員公署，未來統一以後中央機構駐臺也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最後的問題是香港回歸以後沒有去殖民化，有很多問題留下來，經常發酵，就是因為沒有經過很好的去殖民化，所有一切保留下來就不能做去殖民化。台灣統一之後需要做長期的去台獨化的工作。

 

我對純粹的和平統一是不太樂觀的，最近大陸軍機過臺海“中線”就是個重要部署。謝謝。

 

 

王偉男：兩制台灣方案需高度重視過程設計

 

我在這裡談一談對習近平總書記1·2重要講話的幾點認識，主要有兩個亮點：

 

第一個亮點，是講話對“九二共識”正本清源的説明：“九二共識”是“兩岸一中丶追求統一”。“追求統一”這點我們過去沒有強調，馬英九在任時提“一中各表”，我們沒有直接交鋒和糾正，這次講話把追求統一作為“九二共識”的重要部分，從島內反應來看不是很樂觀，民進黨還是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國民黨還是老調“一中各表”，顯示出問題的複雜性。

 

第二個亮點就是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理解。之前談港澳模式比較多，我自己覺得“一國兩制”港澳模式更多是結果導向，先畫藍圖再落實，因為中英丶中葡的法律文件沒辦法進行太多過程設計，而台灣問題需要過程設計。港澳問題是國際承諾，但台灣問題我們要有充分主導權，外國包括美國都不能用“台灣關係法”等國內法進行干預。融合發展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設計，包括共議統一是融合發展政治方面的部分，台灣方面各個政治勢力，通過相互協商博弈，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政治上的融合發展，這是很重要的部分。一個是“路線圖”，一個是“藍圖”，藍圖要保持足夠的靈活性，過程設計中“台獨”一定有很大力度的反彈，如何應對？我覺得未來研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要高度重視過程設計，僅僅有個藍圖是不夠的，需要學者把所有可能問題都考慮進來，問題如何出現丶如何變種丶如何應對。只有過程豐滿了，落實“一國兩制”才會有備而來。謝謝。

 

 

李劍諸：兩岸統一後 不能留下“司法割據”的漏洞

 

我認為“兩制台灣方案”最重要的意義，是把統一的話語權拿回來了。過去鄧小平提出一定要收回香港，英國人非常震撼，但最後不得不圍繞鄧公的“一國兩制”的憲制設計打轉。而習近平提出“兩制台灣方案”，打破了過去的又統又獨丶又“九二共識”又模糊空間的怪圈，這些以後都沒有了，“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香港是典型的政治冷感的城市，主要是金融中心和商貿中心，回歸以後國防丶外交大權都在中央，但因為有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覺得香港有很多體驗丶經驗和教訓可供借鑒。香港在國家統一方面可以建言獻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舉個例子，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香港《基本法》起草有些粗糙和漏洞，導致人大要多次釋法解決，包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一直有人大釋法的傳聞。再例如現在香港最熱門的《逃犯條例》問題，梁愛詩提醒我，早在1993年汪辜會談時兩岸就談過逃犯引渡丶兩岸司法協助問題，説明以後兩岸統一了，不能留下“司法割據”的空間和漏洞。

 

國家統一的香港經驗，還體現在管治團隊上。香港在吸引政治精英和管治團隊方面是有很多經驗的，如史美倫丶梁定邦丶陳馮富珍等。就兩岸統一而言，國家如何融合吸納現在台灣的政治精英，如何運用他們的聰明才智，很值得我們考慮。參考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在台灣問題上，大陸是否可以吸納一批台灣精英進入統一之後的管治團隊？

 

香港不僅可以擔任兩岸關係的超級聯繫人，也應該是實現統一的積極參與者，可以為國家統一大業作出獨特的貢獻。

 

 

包承柯：建立“一國兩制示範區” 消除島內錯誤觀念

 

各位好。二十多年來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儘管有各種問題需要進一步地改進和提升，香港社會丶經濟在“一國兩制”的政治架構下得到穩定發展，22年來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穩定的歷程證實了以上論述。一個政治體制轉變為另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有一個社會民眾的政治文化適應性問題。有些適應了調整過來了，有些沒有調整過來。香港現在出現的問題是那些還依戀於過去政治體制的民眾尚未完全適應，因此，需要有更多的時間逐步促進其轉變，逐步適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新的政治體制。

 

同樣，在中國現代史上台灣也是從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手中回歸到中國政治體制中。1945年10月台灣光復後僅僅一年半的時間中，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發生了台灣民眾起來反對國民黨的統治，這一方面是反映了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當局的獨裁統治的不滿，另一方面也存在著突然看到台灣光復後政治體制的變化，台灣社會的部分不適應，“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部分原因可以説是社會不適應的結果。

 

香港回歸和今天解決“台灣問題”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一樣的部分，不能簡單的把兩者相提並論。香港回歸時主要解決一個香港歸屬的問題，是把香港從英國人的手中交還給中國政府，1997年香港回歸時順利地解決了這個關鍵性問題。“台灣問題”則不一樣，早在1945年日本戰敗時，台灣早已回歸中國。今天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問題只是被推翻的舊政權不願意接受新政權的管轄，繼續以舊政權名義進行運作帶來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解決了香港在回歸之後維持現有社會經濟運作的管理機制的問題，即不同於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接受香港的回歸。解決“台灣問題”時，由於台灣歸屬部分在1945年已經完成，因此只是要解決1949年國民黨當局退到台灣後舊政權的地位問題。“一國兩制”的方式是在實現國家大一統的架構下，是可以給台灣地區民眾實行自我管理的務實政策安排。

 

推進國家的和平統一離不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實力。1984年談香港回歸時，中國大陸的經濟地位虛弱，但是已經是國際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大國。在鄧小平同志的正確決策和堅定決心下，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了香港的順利回歸。現在面對“台灣問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實力已經全面達到了世界第二位，我們對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越來越胸有成竹，越來越有底氣。這同解決香港問題時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經過了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大陸的整體經濟技術能力出現了飛躍性的發展，我們已經學到了很多社會經濟發展的技術管理技能，並在相當層面上接近世界先進水準，在個別領域中領先於世界水準。中國大陸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中心。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有賴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因此，這一區域性經濟結構分佈狀態的轉變為兩岸最終走向和平統一創造了穩定的社會和物質基礎。這幾年兩岸經濟的交流與合作已經顯現出中國大陸為中心，台灣為外延為特徵的相互連接分佈模式。這一經濟合作分佈模式為未來兩岸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治目標鋪墊了社會和物質基礎。解決“台灣問題”就是要“去主權”，這是一定要説清楚的事情。“台灣問題”的解決難在如何處理當年國民黨當局的舊政權。這是1949年時已經劃上句號的國內政治問題。當然中國大陸的幾代領導人本著務實的態度，沒有急於處理這一問題，但是不能永遠不解決這一問題。這也是台灣當局不願意放棄的部分。國民黨掌權的時候，他們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事實上被推翻的事實，試圖通過和平談判維持其所謂“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民進黨掌權的時候，就直接掏空所謂“中華民國”，灌進“台獨”的理念，試圖潛移默化地推進所謂“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台獨政策”，藉“中華民國”的舊瓶裝進“台獨”的新酒。但是不管怎樣，推進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推進兩岸統一是必然趨勢，不會被台灣政壇的各種政治勢力所干擾。中國大陸願意與承認兩岸同是一個中國的人士切磋和平統一大業，找到兩岸和平統一的方案，有必要克服和打擊“台獨勢力”的非分之想。當初香港回歸實現了權力從英國移交給中國的過程，現在兩岸的和平統一離不開“去主權”的過程，是和平統一需要解決的難題。

 

實現和平統一是有方法論的。我們可以從更加寬泛的角度去思考兩岸和平統一的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1月2日的講話中就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今天推進國家和平統一的方法有香港模式，也有北平模式丶湖南模式丶還有島內發生事變後希望解放軍接收的模式，這些模式都可以稱為“和平模式”。把和平的過程放在更寬泛的條件來思考，我們可能會出現更多的想法和方式。當然這一過程是最後的過程，是短兵相接的過程，還需要認真地探索和思考。

 

兩岸問題的解決不能坐等台灣民眾覺醒，還要做一些行動，要以積極的態度創造條件，建立和平統一社會的真實形態，讓台灣民眾接受和認同兩岸的和平統一的理念。我們要積極宣傳“一國兩制”的正面意義，把在台灣社會已經污名化了的“一國兩制”重新正名，為“一國兩制”唱讚歌。我們可以建立更有意義的實體示範區，可以在平潭島設立“一國兩制的示範區”，邀請台灣的退休人員按照台灣基層管理體制，推進兩岸的合作交流，爭取做出一個好的模式出來。台灣把“一國兩制”污名化了，我們要把“一國兩制”正名化，説明我們有能力治理好丶搞好“一國兩制”。除了香港丶澳門特區之外我們還可以推出平潭島丶深圳特區推動對台灣的示範效應，通過示範區的建設，紮實消除島內對“一國兩制”的錯誤觀念。

 

這樣一來，香港經驗就比較有意義了。剛才劉瀾昌所長提出的問題確實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軍隊丶法治丶稅收等都是問題，現在還不是這麼快討論具體步驟的時候，而是如何將“一國兩制”正名，讓台灣老百姓接受“一國兩制”是好事。謝謝。

 

 

李風：兩制台灣方案要吸取香港經驗教訓

 

我認為，台灣人民希望台灣政治人物處理好兩岸關係，這樣台灣經濟才會好，而台灣的局勢演變也朝著我們的期待在走。習主席直接面對台灣人民，直接做台灣民眾工作，歡迎台灣民眾一起來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我相信完全可以辦到。習主席還提到“主導權”和“主動權”，確實過去有一段時間由於台灣政局和選舉一直在變，對臺工作被牽著鼻子走了，現在習主席主導台灣局勢，把台灣問題主導權牢牢掌握在手裏，而且主動出擊提出台灣方案，都非常切合台灣的現實政治狀況。

 

“一國兩制”最早是鄧小平以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設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獲得落實，現在成功實踐近22年。“一國兩制”有強大生命力，不僅確保了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民眾高度認同，國際社會也高度肯定，即便是美國也希望香港継續實施“一國兩制”。

 

香港的經濟繁榮超過回歸前，是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自由一點沒減少，包括新聞出版言論自由沒有改變，民主選舉也是在回歸後才正式展開，成為市民政治生活一部分，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也沒變化，港人最重視的移民自由出入境自由沒變化，160多個國家給予香港免簽證待遇。

 

親身經歷30年，我明顯感覺回歸祖國的榮耀，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英國殖民地時的香港人，可沒有現在這樣能有香港主人的感覺。攻擊“一國兩制”，抹黑香港的是不希望香港好丶不希望中國好的一些勢力和一些人。憑良心説，只要來過香港的台灣同胞，也會感受香港的好。可以看到馬英九丶連戰丶吳敦義兒子女兒都曾在香港工作生活，就連李登輝孫女丶孫女婿也曾在香港工作生活。不好，他們會來嗎？

 

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我建議，要吸取香港經驗教訓，重視國家安全立法，嚴厲制裁打擊“台獨”及分裂勢力。要加強政權丶軍隊丶執法力量丶輿論和政黨丶司法機關建設，教育必須撥亂反正，加強中國意識教育，讓年輕人及後代永遠為中國人驕傲。謝謝。

 

 

盛九元：兩制台灣方案包括統一方案與實踐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在1·2講話中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對我觸動非常大。其中，我感觸最深的是，這是方案，而不是模式。方案更重實踐丶具有明確指向性，是針對一個問題獨特的解決方式，説明我們對臺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確了，內涵更清晰了。方案的本質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包括行動規劃和規章制度，以及與此相應的制度性安排。從方法論角度看，方案不僅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還要對這個問題解決方式進行總結提煉，由此可見，對於實現和平統一我們已經有了明確思路。一般而言，方案具有完整和系統性的特徵。從歷史角度看，“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已經為台灣方案的提出提供了有效的借鑒。

 

但需要指出的是，“台灣方案”和“港澳模式”有明顯差別。“一國兩制”在港澳已經實踐了二十多年，但在台灣還沒有進行實踐。對港澳而言，一國從來不是問題，兩制才是關鍵；對台灣來講，一國是根本性的問題，一國問題解決了，兩制問題不會太大，因為台灣有一套成熟的社會運行體制。從這一角度分析，由於尚處於實踐驗證過程之中，因此，“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具體內涵還需要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地豐富和充實。

 

從另一方面看，方案也是動態的。實際上“一國兩制”一些內容已經處於實踐層面，比如我們怎樣在“九二共識”上推動一國，如何建構兩岸對話協商體系等，現在最需要是如果更好地推進實踐，例如在兩岸構建起公開理性地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社會環境。

 

另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應當包括“統一方案”與“兩制實踐方案”兩個部分。從這個角度講，統一方案可以分為很多不同階段：和平發展階段丶民主協商階段丶統一前過渡階段。在整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裏面，“九二共識”還是基礎。“兩制實踐方案”是比較好處理的，而港澳經驗則可以作為參考和借鑒。但其中有三點需要注意：一是兩岸統一和反對“台獨”進程要並行，統一進程中不能排除島內“台獨”勢力還在發展以及與我對抗；二是“兩制台灣方案”進程和融合發展要更好銜接，特別強調要以融合發展思想作為國家統一理論的重要補充和基礎；三是民主協商和兩岸對話談判的關係，不能切割開來，回顧全世界的統一進程，談判對話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民主協商和兩岸對話談判之間是相互推進丶相互補充的，從這個角度來講，“九二共識”基礎上如何就民主協商做出安排，如何細化和平發展的制度性安排，如何推動兩岸融合，都是現階段需要克服的問題。

 

融合發展是自然漸進的過程，但從政府政策的角度上，如何推動兩岸關係的融合發展，相關安排和理論框架需要完善，這對推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積極意義。謝謝。

 

 

饒美蛟：兩制台灣方案海外華人不可忽視

 

大家好。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可説是“石破天驚”，猶如一道金光劃破了烏雲天。在兩岸政策上，習主席提出了清晰的路線圖，和平統一的進程更為明朗，原有的天空中烏雲消散了。

 

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和定海神針，儘管國民黨與大陸對“九二共識”的解釋仍有一些差異，但“一個中國”的説法則相近。習近平的1·2講話清楚指出，“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謀求國家的統一”。這是北京多年來對“九二共識”的最權威闡釋。換句話説，九二共識除了一中原則外，還必須謀求國家的統一。這是非常重要的論述，九二共識必須以“國家統一”為目標。

 

習近平首次提到，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我認為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嶄新提案。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案。目前台灣社會特別是基層民眾對分別在香港和澳門回歸後實行的“一國兩制”不太了解甚至有嚴重的誤會，因而影響到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支持度。而民進黨是一個“台獨”政黨，自然極力反對“一國兩制”。

 

大陸有必要對台灣的人民進行全面和有系統的闡述及説明工作。除了解釋港澳實行的一國兩制外，還必須説明統一後台灣實行的一國兩制與港澳有何不同。

 

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可以在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多做文章和説明。1986年以後，台灣經濟因不同原因陷入了困境，轉型困難，而在區域經濟上則已逐漸被邊緣化。和平統一的談判，可以著重説明未來和平統一協議簽署後，大陸可以第一時間協助台灣加入“東盟+3自貿區”，幫助台灣在區域經濟上解困。

 

推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海外5000萬華人的力量不可忽視。我在馬來西亞出生，有海外華人背景。絕大部分的當地海外華人雖然已是當地的公民，但作為海外華人，他們血濃於水，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強盛。習主席的談話點出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統一可以作出的重大貢獻，有必要鞏固和深化海外華人在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的作用。謝謝！

 

 

紀碩鳴：北京有足夠能力實現和平統一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的重要時刻，也就是説，海峽兩岸分治已經走過了七十年。不過，我認為，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時機正在到來。兩岸走向統一，正從“一定要解放台灣”丶“反獨促統”，到推進“實現兩岸統一”。

 

從新中國建立之初，統一祖國就擺上議事日程，只不過，那時強調的是“一定要解放台灣”。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有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認識，這為臺海和平奠定了基礎。雖然，大陸從沒承諾放棄武力統一台灣，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臺海有和平，使兩岸可以走向統一，形成兩岸歷史性走向統一的最佳狀態成為可能。

 

不過，這數十年來，兩岸交流丶交往幾經波折。大陸的態度是一貫丶明確的，爭取和平統一，決不放棄武力，並耐心地以發展等待機遇。而台灣內部意見雜陳，從未一致。

 

國民黨執政時，從早期“國統綱領”丶“一國兩區”丶“和平協議”丶“特殊國與國關係”到後來“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民進黨執政時，雖未放棄台獨黨綱，卻提出“四不一沒有”丶“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也曾主張制訂“兩岸和平發展綱領”，其間又倡導“一邊一國”。蔡英文主政，更開了倒車，不承認九二共識卻要“維持現狀”。

 

有人説，和平與統一這兩個概念名詞有它們的邏輯結構。臺海有和平，不表示兩岸會統一；同理，兩岸要統一，臺海不必然就是和平。如果把兩個概念加在一起成為和平統一，對兩岸問題的解決，是理想型。不過，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將和平統一變成現實的條件正在出現，七十年後的今天，推進兩岸統一的最佳時機到來了。

 

2019年1月2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時長約半小時，習近平講話中提及“統一”二字超過40次，又強調“台灣人是中國人”丶“兩岸同胞是一家人”丶“血脈相連”等，重點表明大陸視“一中”為底線，“兩岸統一”已到了必然且必須實現階段。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則是向台灣釋放非常善意的訊號，一方面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另一方面透過協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同時承諾丶保證台灣人在統一後各方面的權益都能獲得充分保障。兩岸由此正式進入實現統一新時期。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闡述得很清楚。習近平説: 解決台灣問題丶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丶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和平統一解決台灣問題還是主旋律，這符合兩岸人民的期盼，中共對臺和平統一的總體方向沒有變。

 

習近平的紀念講話成為兩岸關係的時代強音，歷史性地作出了推進兩岸統一的宣誓，是兩岸發展推動統一的綱領性文件。統一的目標更明確，對台獨更具威攝。起碼有幾個方面的重要闡述，對推動兩岸統一奠定方向。

 

一是從反獨到促統。這些年，反獨是大陸兩岸政策的頭等任務。習近平講話，強調了統一，統一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頭等大事，才是有效反獨的根本利器。

 

二是強調了和平統一。這是兩岸發展的主旋律，未來將更為注重。北京將邁開和平統一的步伐，預示著兩岸將進入直接推動和平統一的新時代。

 

三是“一國兩制”是唯一選擇。為統一後的台灣作制度選擇和保證，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

 

四是特別警告了“台獨”勢力。今時今日，大陸有能力和實力解決台灣問題，可以為統一掃清障礙。

 

前不久，筆者撰寫“習近平任內要解決台灣問題”一文，引起反響，甚至陸委會都發聲明。各種解讀出籠，媒體最多跟進的是武統，直指習近平任內解決台灣問題，就是武力解決，解放軍以焦土政策拿下台灣。這樣的評述比較片面和狹隘，對中共今日和平統一的能力預計不足。

 

今時今日，隨著中國國力增加，也隨著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的上升，中華民族復興的迫切，加上台灣內部的因素變化，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在上升。兩岸比任何時候更具備統一的條件，不管是武統還是和平統一。

 

大陸統一的步伐正在推進，台灣官方應當正視“統一”問題，不管誰當政，絕不能也絕不允許再次回避。習近平早在2014年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就提出，“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2016年再次強調，“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還在孫中山誕辰150週年紀念大會上，引述孫中山先生的話來看待兩岸局勢，“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因而，再不言及“統一”的“兩岸官方政治議程”，幾乎是不可能的，台灣官方不能再回避，也回避不了。

 

很明顯，北京意識到，兩岸走向和平統一，只有主動積極爭取，才能提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大陸有這份自信，看到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在提升，不需要整天喊打喊殺，“在兩岸統一上，不戰而屈人之兵，做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依中國現時的能力和實力，依中國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地位，中國大陸有信心，推動“和統”解決臺海問題。

 

其實，習近平主政的十九大前，大陸已經完全摒棄了傳統的兩岸以反台獨促統一的思維。經過一輪對峙，可以看到，和平統一的條件在不斷呈現中，兩岸發展的此消彼長，大陸整體國力的增強，北京在兩岸關係方面變原來的被動為主動。

 

原來是消極等待，現在要主動推進。過去，你講一個“九二共識”我就答應條件，就維持現狀；你説一個“一中各表”我也默認，馬上釋放善意，給你國際空間。而事實證明大陸這種被動式的兩岸關係，不能從根本上推進統一。大陸呈強勁的增長趨勢，讓台灣在我的成長中削弱，這才是真正創造和平統一的條件。

 

過去數十年，大陸是想統一做不到，經濟實力丶軍事實力，包括政治實力都不夠。今非昔比，大陸有足夠的經濟丶軍事實力，政治丶社會穩定，解決台灣問題，可以擺上議事日程；現在調轉過來，未來的歲月裏，台灣當局不想統一，做不到的，面對強大的對手和自身的衰弱丶島內人心向背，無法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就沒有出路。和平統一成為台灣未來的唯一齣路。

 

進入實現和平統一時期，我有三個建議：第一，推動制訂“國家統一法”，吸納丶取代“反分裂國家法”的內容，成為北京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法；第二，加快去台灣“邦交國”的速度，收窄台灣的國際空間。第三，給台灣人民國民待遇，台灣地方及私營的經濟丶文化等活動，可以在國家支持下對外進行。謝謝。

 

 

陳曉鋒：兩制台灣方案回歸初心

 

中共十九大報告定下了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長遠目標和路線圖，其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實現台灣的完全統一。從大陸的立場而言，自十九大以來，大陸“主場統一”的對臺方略已經成形，尤其是習近平主席在2019年1月2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的講話更是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挂鉤，開啟兩岸政治協商實質性進程。這就使得最初專為台灣問題而設計的“一國兩制”回歸初心。

 

如果不能解決台灣問題，“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沒有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會遭到巨大破壞，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及國際化就始終面臨著“不完整”危機。

 

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的講話中，習近平重申了 “九二共識”，即“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前半句其實是一直以來兩岸都有一定共識的“九二共識”的含義，而後半句，則強調了新時代對臺工作的重心轉移，而且更加強調謀求國家統一的結果。

 

對於什麼是國家統一，1980年代初在針對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論述中，大陸開出的統一條件非常優厚，甚至包括了保留軍隊及完整的黨政機構，以及高度自治的一系列安排。從憲法學的角度來説，這樣的憲制安排對主權國家秩序做出了一定的妥協，必需要有充分的“國家理由”才能予以證成。

 

這樣的“國家理由”在港澳模式中是存在的，即港澳回歸的特別憲制安排，不僅是保障港澳的繁榮問題與高度自治，還必須有助於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如果1980年代初台灣回歸，其對國家整體現代化與國際化的作用會比香港更大，因此可以用於解釋“更高度自治”的正當性。“國家理由”在習近平的講話中也有顯著體現。在談及“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時，習近平指出：“在確保國家主權丶安全丶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産丶宗教信仰丶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這實際上確立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國家理由”或憲制前提，即“確保國家主權丶安全丶發展利益”。這一概括也是大陸官方在總結港澳模式時的用語。這就將“一國兩制”的港澳臺模式予以橫向比較和貫通了。任何“一國兩制”都必須保障國家的主權丶安全與發展利益。這裡還有一個隱含的條件，即只有“和平統一”，才談得上按照這樣的“國家理由”進行“一國兩制”的具體設計。

 

“一國兩制”的具體設計並無定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各階層的參與程度。如果兩岸還在“九二共識”上打太極拳而不聚焦於“一國兩制”的具體設計，尤其是台灣不主動參與大陸主導的“新政治協商”框架，就等於拱手讓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參與權和塑造權。以大陸的政治文化，在主權事項上絕不鬆口，但在具體治權及利益分配事項上則大開大闔。“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著豐富的協商空間及制度設計的靈活性。

 

不過，台灣情形與港澳不同。港澳回歸前，民主化與社會自治尚處於較低階段，“一國兩制”中的民主化與自治化承諾具有實質吸引力。如今台灣已經是民主化與社會自治的成熟政體，在設計“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時如何兼具開放的憲制空間丶變通性的國際空間顯得至關重要。謝謝。

 

章念馳：結語

 

此次研討會非常重要，兩地學者展開智慧交流，所有發言都精彩獨到，也帶來很多啟示。我認為，“香港經驗”對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具有重要意義，香港在“一國兩制”上具有很大優勢和22年的實踐經驗，特別是最近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落實提供了很多借鑒。雖然與台灣學者多次交流研討，但這還是首次和香港兩岸智庫辦研討會，説明內地和香港之間舉行這種研討很有必要。我希望和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繼續保持合作，更加深入地對這一議題進行探討。評論員簡介

 

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歷任上海市台灣研究所副所長，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丶臺港澳僑委副主任。著有《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丶《兩岸關係與中國崛起》等。

 

郭偉峰：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丶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丶中國評論月刊社長。長期從事兩岸關係及香港問題研究，著有《習近平哲學思想與兩岸關係論綱》丶《兩岸巨變尋找歷史新坐標》丶《兀局與深思》丶《懸局與悟思》丶《觸摸真實的台灣》等。

 

饒美蛟：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經濟學哲學博士，經濟學丶工商管理雙碩士，主要研究策略管理丶合資企業及工業發展。原嶺南大學副校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獲南京大學丶華南理工大學丶東北大學等內地高等學府特聘為顧問或客座教授。

 

胡偉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丶教授。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國際安全問題丶東亞國際關係丶亞洲的地區主義丶中國外交政策和兩岸關係。

 

李風：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丶研究員，香港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多家傳媒中國部主任，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專訪習近平，境外媒體專訪習近平第一人。獲聘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多次獲邀日美兩國外交機構及戰略智庫學術訪問。著有《兩岸隨筆》。

 

劉瀾昌：香港中觀研究所長，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開放雜誌丶經濟日報丶星島日報丶蘋果日報丶鳳凰衛視丶亞洲電視等媒體，策劃製作“解密百年香港”丶“澳門五百年”丶“香港望族”丶“三年零八個月” 等電視特輯。主持論政節目“把酒當歌” ，著有《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新聞生態》丶《aTv絕密文件》等書籍。

 

李劍諸：《思考香港》執行總編輯丶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歷任團結香港基金顧問丶中國日報亞太分社社論主筆丶大公報社評委員會委員丶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翻譯。

 

紀碩鳴：超訊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總編輯丶香港資深媒體人丶鳳凰衛視評論嘉賓。亞洲最佳記者，六次獲亞洲出版業協會頒最佳報道獎，亦獲香港最傑出同志議題報道獎。擅長新聞的深度報道，善於捕捉熱點及重大新聞。著有《智慧的身影》（香港出版），《馬英九走出崎嶇路》丶《翻山越嶺見西藏——達賴喇嘛要回家》丶《人間佛緣》（台灣出版），《終結美元》（上海出版）丶《中國新政》丶《信仰》（北京出版）等書。

 

陳曉鋒：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就是敢言”執行主席，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2018年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博士。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從事科研或教學。

 

胡淩煒：現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丶研究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委員。

 

王海良：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丶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丶上海海峽兩岸研究會副會長丶上海未來亞洲研究會副會長丶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丶上海海峽兩岸民間交流促進會理事；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執行所長丶圖書館館長丶台灣研究中心秘書長等。

 

王偉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丶台灣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丶上海市台灣研究會理事。

 

包承柯：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丶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曾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丶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丶美國洛杉磯加大分校（UCLA）丶日本中部大學和台灣淡江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和客座研究員。

 

盛九元：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丶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東亞區域合作丶兩岸關係與兩岸經濟合作丶台灣經濟與臺商投資等。

 

（中評社香港4月4日電）